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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

《光明日报》( 2016年07月07日 16版)

【成果选萃】
  明代文学的发展,既有文学自身的内部原因,又与政治、经济、文化有关,其中科举文化生态对形塑明代文学风貌发挥了显著作用。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研究内容丰富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研究,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明代馆阁文人的生存样态与文学事业;明代文人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明代状元与明代文学;明代科举文体与明代社会;政治与文学视野下的明代科场案。
  明代的馆阁文人,其作品通常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作为文学侍从的职业写作,可称之为“馆阁写作”,二是“馆阁写作”之外的诗古文一类作品,可称之为馆阁文学。洪武至天顺年间,“馆阁写作”与馆阁文学气质较为接近,但成化以后,随着郎署文人和非体制化文人相继主导文坛,馆阁文学与“馆阁写作”渐行渐远。这一史实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史信息。
  科举考试是一种分层级的考试,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有影响,文坛也不例外。台阁体、前七子和后七子是明代最为重要的三个文学流派,分别兴盛于宣德年间、弘治年间和嘉靖年间,这并非偶合,其形成、发展、鼎盛和衰落,都与科举背景密切相关。
  就状元选拔及其仕途来看,“衡文取士”,文学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就台阁体的兴衰演变而言,状元文风作为馆阁文风的组成部分,其兴衰与之大体同步;就状元别集的文体分布情形来看,在“文”中,赠序类、碑传类、书牍类数量最多,在“诗”中,近体诗尤其是七律倍受青睐,表明诗文的社会交际功能在状元写作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明代最为重要的科举文体是八股文和策论。殿试策通常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政治情势和重大社会问题直接相关,对于朝廷决策尤具导向作用。八股文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思想文化深刻影响了八股文的写作,另一方面,八股文又承载了思想文化的内涵。
  明代科场案与政治的关联度之高为前代所少有,国家大政,由科场可见一斑。而科场案在冲击政坛的同时,也改变了不少作家的文学生涯:唐寅成为“三笑”故事的主角,王衡成为一个常写科场的戏曲作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科举文化生态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明代文学现象的认识
  在厘清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关注科举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经学素养、文章素养和职业取向,关注科举考试所建构的各种社会层级、人际关系,关注中试者与落榜者的不同经济状况、物质生活条件,有助于深化对明代文学现象的认识。
  比如,对于成化至嘉靖年间的文坛变迁,一个经典的表述是“台阁坛坫移于郎署”。明代前期,文坛的主导者,如永乐至宣德年间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均为台阁重臣。弘治年间,以郎署官员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其文坛影响力盖过了以台阁重臣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嘉靖年间的台阁重臣严嵩以三杨传人自居,自视为文坛领袖。而以郎署官员为主体的后七子则继承了前七子的风范,不屈不挠地挑战严嵩的文坛主导权和政治威权。后七子的崛起进一步确立了“文章贵贱之权操之在下”的格局,即所谓“台阁坛坫移于郎署”。
  明代文坛的这一格局变迁,与科举文化生态息息相关。明代自英宗以降,即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定制,而一个进士是入翰林还是入郎署,又与其录取名次直接挂钩。这种由科举考试所造成的社会层级的差异,不仅导致了地位、职能的不同,也引发了价值取向的分歧。明代的台阁重臣,不是与帝王“共治天下”,而是接受帝王的委托管理政务,阁权常常只是皇权的延伸,未能形成对皇权的有效制衡。与台阁要员不同,自宋代以来,郎署官员即有上疏直言之责,明弘治以来,这一职守特别受到强调。这种职务上的要求使他们常常同台阁发生冲突,也影响了他们的处事态度和文学理念。比如,前七子和李东阳虽然都倡导以盛唐诗为榜样,其实两者的宗唐区别甚大。李东阳偏爱王、孟一脉的清新隽逸,其诗风因而雄健之气不足,李梦阳则致力于效法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常常用诗来做社会批评。
  又如科举功名与作家的文体选择,二者之间的联系也耐人寻味。大体说来,明代重要的戏曲作者,大都拥有进士科名,而话本小说的作者或编著者中,却少有举人、进士。话本小说和戏曲一向被视为俗文学中的姊妹文体,何以其作者身份存在如此引人注目的差异?
  答案其实就存在于戏曲与话本小说的不同消费方式之中。话本小说只要有文本可读就行了,而戏曲则必须搬到舞台上(少数典型的案头剧除外)。倘无雄厚的经费支持,戏曲创作是难以持续的。科举时代,文人之间的交游主要以“科举”或“宦游”为平台,科场得意不仅意味着社会层级的提升,因科场同年等纽带而在经济上获得资助的情形也颇为常见。所以,进士如康海、李开先、沈璟等人,一旦宦途失意,不仅有精力投身于戏曲创作,也有经济实力提供支撑;而那些科场失意之人,即使有创作戏曲的才情和动机,也没有排演的实力。
科举文化生态研究有助于调整明代文学研究的文体布局
  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就文体布局而言,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章回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汉赋、六朝骈文、子部小说和“朝廷大制作”等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局面。其中八股文的境遇尤为尴尬,不只是与现代的散文标准格格不入,它还常常被视为文化垃圾,只在做负面评价时才会提到。其实,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那些优秀的八股文,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就八股文的内容而言,一般地说,我们所感知的儒家传统,往往是经过宋明理学改造过的,而理学之普及并在读者中重新获得新鲜感,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八股文这种新型文本的力量。自然,明代八股文对四书五经的解读,大体是在朱熹等人的解读基础上展开的,后期也较多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因采用了新的文本方式(八股文),体贴入微而又新意盎然,这就让明代儒学重新获得了由“陌生化”处理所带来的活力和魅力。例如,弘治六年(1493)进士李梦阳所作《论语》“管仲相桓公”四句题文,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视野下的管仲,也有助于我们感受明代知识精英对汉唐气象的憧憬。又如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方应祥所作《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节题文,在朱熹集注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女子与小人”不是泛指所有的女性和“小人”,而是特指诸侯、卿、大夫身边的“幸人”,即被宠幸的“身边人”。方应祥的这一解读无疑是睿智的,从中国历史的情形来看,所谓“女祸”和宦官之祸,常常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与“身边人”的关系而造成的。孔子提出的这一忠告,对于国家治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就八股文的表达而言,唐顺之、归有光等都曾大力倡导“以古文为时文”。所谓“以古文为时文”,即将古文所注重的深刻思想、阳刚之气和丰富多彩的章法句法融入八股文,以克服“体用排偶”所带来的平庸、板滞、柔弱之弊。韩愈、柳宗元以来的古文,由内容方面看,同样是载儒家之道,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较多融入了个人心得,富于新意,又不拘于对偶的句式和固定的章法,所以气势健旺。“以古文为时文”,所注重的正是内容的深刻和“排偶”的多样化。这种“以古文为时文”的尝试,催生了不少八股文名作。晚明的李贽、袁宏道等人,曾将明代八股文与汉赋、唐诗并列,视为一代之殊胜。清民之际的黄人,也视八股文为明代的三大文类之一。这当然不是盲目肯定,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束缚读书人思想,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容置疑,但八股文作为文章一体,佳作如林、不乏经典之作,也确有依据。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文学与明代的科举文化生态”负责人、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