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新政要角，长期担任封疆大吏，后又入枢拜相，位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历仕同治、光绪、宣统数朝，几与晚清相始终。其无论是主政地方，还是参与中央，都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如今我们要回顾历史、梳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轨迹，就不能不对张之洞的所做所为加以研究与探讨。今年恰是张之洞逝世一百周年，又期张之洞督鄂120周年，为了纪念张之洞，并进一步推动张之洞研究，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与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特于9月18－20日在武汉联合召开了“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日本、台湾、香港及各省市共1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50余篇，集中展现了近些年来海内外有关张之洞研究的最新进展，涉及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的各个方面。下面仅就本次研讨会涉及的几个主要议题择要综述如下：
张之洞与武汉、湖北的近代化关联甚深，向来是史学界用力较多的地方。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
江汉大学涂文学就对张之洞的湖北新政与近代武汉的崛起做了一宏观的回顾与评价，指出正是张之洞推行的以兴办近代工业为核心的“湖北新政”，使武汉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发祥地，华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内陆最大的通商口岸，蜚声海外的国际性城市。而张之洞“湖北新政”成功及武汉迅速崛起的原因在于：一、天时，难得一遇的和平发展环境；二、地利，过渡时代内陆各省唯一出海口；三、人和，张之洞的睿智、胆识和人格魅力。正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结合，才成就了张之洞，成就了湖北，成就了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马敏则从以往研究较少的湖北商品赛会入手，通过对张之洞与湖北早期博览事业的发端及其对后世影响的梳理，说明从晚清到民国初年，湖北能够在商品博览会一度独领风骚，实与张之洞督鄂期间，大力发展实业和教育，提倡商品赛会，鼓励竞争密不可分。从而为学界更全面评价张之洞督鄂期间的作为提供一个新的视点。
汉阳铁厂是张之洞督鄂兴办的最大一宗洋务事业，关于该厂由官办改为招商承办的经过及原因，素为学界所关注。学界以往论及此事，多从张之洞、盛宣怀的主观态度出发。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为鹏《企业改制的政治经济学：汉阳铁厂之“招商承办”再探讨》一文则认为，要解读此事还应注意甲午战争前后晚清政局的变化对汉阳铁厂改制所带来的影响。该文指出甲午以前，因为张之洞与李鸿章在政局的竞争，使得张之洞、盛宣怀之间存在隔阂，加上当时清廷中枢有以张之洞牵制李鸿章集团的用意，所以汉阳铁厂开办初期，张之洞得以勉力支撑，坚持汉阳铁厂官办。但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势，导致盛宣怀转投张之洞，使得张盛合作已无障碍；清廷中枢也认为，此时汉阳铁厂是否在张之洞之手在政治上已不再重要，再加上财政压力，故而清廷中枢转而要求张之洞招商承办。张之洞本人因铁厂本身困难，又有借盛宣怀缓和其与翁同龢关系的打算，所以甲午战后也不再反对由盛宣怀接办铁厂、对铁厂进行改制。
张之洞督鄂，不仅促使了湖北近代工业的腾飞发展，而且对湖北传统农业也推动很大。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徐凯希与张博峰合写的《张之洞与晚清汉江农业》就对张之洞督鄂时期的农业举措做了一详尽的探讨。该文指出，张之洞在湖北大举兴办洋务新政的同时，十分关注汉江水利的兴修，提倡让地于水，并通过引进陆地棉种、兴办丝茶、发展农业教育等措施改造江汉农业，推动江汉农业从传统走向近代。当然，该文也承认，囿于历史和阶级原因，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张之洞推行的农业措施也有局限，有些也并不能切实推行。因而，汉水中下游地区水土关系日趋恶化的局面，并未能因张之洞的这些改良举措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张之洞改良江汉农业的成效也不能太过高估。
张之洞推动湖北近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在文化教育上。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在《张之洞在武汉的兴教新政》一文中，对张之洞在武汉兴办教育的各种举措做了一全面的考察，指出张之洞在武汉的兴教新政包括兴办近代学堂新政、出国留学新政、教育行政管理新政、教育经费新政、师资建设新政、充实图书资料和科教仪器新政六个方面，全面覆盖了晚清武汉教育事业，使武汉迅速崛起为中国先进的教育基地，影响重大，延续至今。因而张之洞不仅是一个大实业家也是一位大教育家，我们谈武汉教育，也不能忘记张之洞。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张笃勤《张之洞与西方社会科学在武汉的初期传播》一文则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在武汉的初期传播的考察，反映张之洞在武汉文教方面的另一贡献。该文认为清末西方社会科学在武汉传播的过程，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既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学科提供了较为广阔的传播空间，又对其中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学说的宣传设置了种种查禁措施。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以张之洞的个人意愿为转移。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张之洞热心提倡的西学、西政、西艺，并没能挽救清王朝的衰亡，张之洞竭力抵制的西方自由、民权学说，却恰巧成为武昌起义的思想武器。
张之洞与湖北新军及武昌起义的关系，虽然是史学界的一个老话题，但南方医科大学的李翔则借鉴西方身体学的相关理论重新对此问题进行新的解读，认为张之洞编练新军是希望用儒学熏陶湖北新军的心灵，用德日等国的练兵方式规范新军的肢体，形塑文武全才的儒士；而革命党人则通过在士兵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展开逆规训，与张之洞对湖北新军的身体展开了控驭与反控驭的较量。最终武昌首义的成功，映证了革命党人对湖北新军身体改造的成功。
湖北警官学院陈彩霞与赵志飞则都对张之洞建警做了探讨。两者都指出张之洞在湖北建立的“武昌警察总局”是中国第一个以“警察”命名的警察机构，张之洞对中国警察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两人也都认为张之洞建警也有一定局限性，其创办近代警察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
张之洞湖北新政另一成就就是在武汉市政建设上。江汉大学方秋梅就对张之洞汉口市政建设做了一个考察，认为张之洞督鄂后，设立新的市政管理机构，强化省府对汉口市政的管理；整体布局汉口市政建设；大规模地开展汉口市政工程建设；鼓励商人参与汉口市政建设，逐渐形成了湖北省府主导汉口市政改革的管理格局。湖北省府主导汉口市政改革，是张之洞推行湖北新政的自觉有为的阶段性结果，也是张之洞以总督身份强势领导并专制地方的结果，还是张之洞实力推行官治的结果。
对张之洞政治思想与活动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细珠与张之洞后裔张遵逵、张厚珕不约而同的针对孔祥吉2005年利用新发现的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二年当用日记》所提出的“张之洞在庚子年内心深处存在独立称王的思想”的这一论点，提出了辩驳。两文利用的材料虽略有差异，但都指出张之洞庚子年间根本不可能有称王的思想。李细珠更指出新史料的引证与解读还应慎重，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应与既有的史料互相参证，考而后信，以求融会贯通。
武汉大学吴剑杰则梳理了张之洞的仕途经历，指出甲午战前，张之洞充其量还只是一名合格的地方疆吏，方面大员，其言行还不足以左右朝局；甲午战争以后，张之洞对朝廷重大决策的影响力才显著增强，开始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并因此被视为中国政坛正在升起的一颗新星，为中外所瞩目；直到义和团运动以后，张之洞“重臣”地位才正式确立；最终张之洞于1907年入阁拜相，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高层。
华东师范大学茅海建则通过对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期间所收到的张权、张检、张彬京中密信的解读，细化了张之洞在此期间的思想变化，为学界认清张之洞此时与康有为维新派的分歧提供了新的有力的证据。
江汉大学方芃与邓正兵合写的《试论张之洞督粤施政的地方主义倾向》对张之洞督粤施政进行了考察。该文认为张之洞督粤时期的施政出现了地方主义倾向。其主要表现为：在行政人事上极力扩张个人权势，有违清朝定制；在军事上也积极揽权，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中央政府的权益；在财政经济上开始强调辖区的利益，与中央争利，对中央持保留主义态度，损害了中央政府的利权。张之洞督粤施政中地方主义倾向的滋长，既是晚清政府扶植新兴势力所产生的代价性后果，也是当时中央政府因体制僵化、财政困难而依托地方督抚进行统治调整、社会改革的产物，又是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结果；它标志着张之洞督粤后施政风格发生转变，也标志着张之洞督粤后开始向地方实力派转变
张之洞的《劝学篇》向来是研究张之洞思想的重要文献。武汉大学冯天瑜就指出张之洞的《劝学篇》与何启、胡礼恒对此反驳的《〈劝学篇〉书后》其实可以看成是洋务派与改良派思想交锋的记录。洋务派和改良派这两个派别军政外交方略、经济政策、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一系列差异和分歧，在这两部著作中都壁垒分明地得以展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近代化方略。因此，《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这两大派别思想特征，进而研究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典型文献。张之洞通过《劝学篇》企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故而其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所开的处方，仍限定在官僚政治的体制之内。清末“新政”则可视为《劝学篇》各项主张的实践——政治上维持专制体制，经济文化上推行若干新法。何启、胡礼恒在《〈劝学篇〉书后》中则针对张之洞维护纲常名教的思想，逐篇予以辩难，并较系统地阐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何启、胡礼恒对张之洞大力宣扬的“中体西用”论，也力加抨击，认为专制主义的内学阻碍着学习西方新学；不除内学之旧，无法勃兴外学之新。但是何启、胡礼恒的主张也有缺陷，他们既抨击“三纲”说，又主张不违孔教，并把孔学作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既不满于“外人”“凌我华人”，又反对民众起而抗争以致“招祸”。他们的“民权”思想，也是在保存君主制度的前提下，致力于减少“君民隔绝”，限于向专制统治者恳求开放部分政权，以满足商民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需要。这都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江西师范大学张艳国对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进行了探讨。该文认为，在近代中国，当中国传统文化遭到西方文化严重的冲击和挑战时，张之洞却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强烈的自信。因为在张之洞看来，以“三纲五常”和“仁爱”、“忠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值得发扬的优秀文化；同时，在坚持“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的前提下，中国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是可行的，西方文化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有益补充。张之洞的这种中国文化自信论建立在他独特的儒学修养和长期的地方宦海经历之上，是他个人特殊的经历、对中国文化深厚的情感在特定历史背景的一种文化写照和诉求。张之洞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在对中国文化充分自信的基础之上，试图寻找一条会通中西的有效途径，从而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该文也认为我们在评价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时，不能够对它进行简单的否定和肯定，而是要回归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去看待他的这种文化自信，进行同情与理解式的解读。
河北师范大学秦进才则就张之洞的苏东坡情结进行了探讨。该文认为张之洞因为与苏东坡有着相似的思想主张，很容易产生共鸣，所以行为上崇敬苏东坡，行政上有时效仿苏东坡，诗词上学习苏东坡，书法上模仿苏东坡，甚至希望死后得到与苏东坡相同的谥号，诸如此类都表现为张之洞的苏东坡情结。张之洞的苏东坡情结，一方面为张之洞树立起了人生的标杆，提高了张之洞的人生追求与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使得张之洞在主政辖区内特别注意建立、修缮苏轼的一些纪念性景点，并把苏轼的一些政治主张在自身实际政治活动加以发扬。
张之洞后裔张厚玫则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通过一首“传家诗”来解读张之洞的政治和教育思想。该文认为张之洞公开发表的文章书籍奏章，因为要考虑朝廷的容忍程度，读者的接受程度和社会效果等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为了不至触犯朝廷引来杀身之祸，所以对于他自身的某些思想、观点不得不有所修饰、甚至修改，故而张之洞某些真正的、真实的思想可能在公开文献中并不那么容易显现。而该文以“传家诗”这一特定文本为分析对象，正可为学界了解张之洞在家中无拘无束时的思想，还原张之洞的真实面相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贵州师范大学何长凤则介绍了贵州省博物馆所藏的《天香阁十二龄课草》，指出该文献直接反映了张之洞少年时期的思想，包括在政治上主张尊君、爱国、惜民，以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在品德上主张忠孝仁爱、敦厚敬谨、俭朴恬淡、砥砺气节、高尚其志、修身养性；在学识上主张精通经史子集、尊重孔孟、崇尚中国传统文化，文章、诗词赋皆能写。这些思想认识的形成则来源于张之洞的家庭教育与良师的教导，再加上张之洞自身的勤奋与聪慧。
武汉大学彭雷霆对张之洞与编订名词馆的关系进行了考订，认为在编订名词馆出台的过程中，曾主管学部的张之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名词馆的筹设是得其赞同，始能成事，而且其对新名词的政治考量使得名词馆的出台并不单只是为了统一名词，也暗含了借此纠正士风、严防邪说暴行的潜在目的。
华南师范大学谢放从扶植民营工商业、重视城市建设和工业化构想三个方面，探讨张之洞在推动清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践和思想。该文认为张之洞在湖北采取了一系列扶植、奖掖工商业的措施，使湖北的近代工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张之洞督鄂对武汉市政的重视，又使得武汉逐渐形成为一个统一的近代大都市；而张之洞的工业化构想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把发展近代新式工业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发展本国工业产品的同时，又必须重视农业。该文也指出晚清政府尽管也有着诸如张之洞这样的地方大员，推行了扶植民营工商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种种举措，但整个清政府因为腐败、低效却并不能承担起领导中国经济走向近代化的历史任务，最终只能走向垮台。
湖北大学张宁对张之洞理财观进行了探讨。该文认为：在地方督抚任内，张之洞逐渐脱离以至反对正统的理财观，形成广开财源、大胆花钱的激进思想。他提出的改革方案突出理财之重，强调筹巨款、办大事的必要性。张之洞敏锐地认识到仿行西法将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也看到政府职能转变与财政扩张之间的必然关联。湖北新政实是张之洞理财思想的实践，虽然成绩令国人瞩目，但过于重视开源而轻视节流，无统一规划，财政上缺少可持续性。
北京师范大学倪玉平则针对以往研究多侧重探讨张之洞与洋务运动及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层面，特以选取张之洞在传统体制内的活动作为自身研究内容，详细考察了张之洞在晚清漕运上的主张与实践，指出张之洞作为一位开明的新派官员，在漕粮运输这一极为传统的体制内，也仍然尽心尽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而丰富了学界对张之洞的认识，拓宽了张之洞的研究领域。
日本伊原泽周对张之洞联日制俄政策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张之洞的“联日制俄”政策一定程度可以说是对抗李鸿章的“联俄制日”政策而产生出来的。在张之洞提出“联日制俄”的思想后，日本因为甲午战后沙俄势力在东北的伸展威胁到了日本，才遣使至武昌，向张之洞也提出了中日联盟，制止沙俄在东亚侵犯的建议。随后才有了伊藤博文与近卫笃麿先后访华。因此伊藤博文与近卫笃麿的访华，都是从张之洞的“联日制俄”主张中而导引出来的。二人虽然都与张之洞进行了防俄的会谈，但两人对华、对俄主张与政策却存在“差距”。其中近卫与张的会谈，较之伊藤更具有积极性与影响力。近卫坚持“保全中国”，公然地向沙俄提出严重的抗议，甚至于不惜一战。这种对俄强硬外交论，不为当时伊藤所采纳。
湖北大学陈钧就张之洞外交思想的演变与走向、特征与影响作了一初步的探讨。该文认为张之洞的外交思想大致经历了联弱抗强阶段（中法战争前后）、结强制强阶段（甲午战争前后）与以强掣强阶段（庚子之变前后）三个阶段；呈现出“以夷制夷”理念、维权外交思想与以开放的态度应对时势变迁的特征。但是因为张之洞的一生毕竟没有真正主持过外交大政，加上他不肯轻易让权予列强与清廷的苟且偷安思想存在着矛盾，与主持晚清外交的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与策略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张之洞的外交主张大多数时候并不能付诸实施，他在外交方面的影响也就难以从“外交成果”的角度进行评论。
湖南师范大学饶怀民与王佩良探讨了张之洞在湖南的对外交涉，认为张之洞在湖南对外交涉中，虽然受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采取了一些委曲求全、违背民众意愿的外交措施，但他能据理力争，尤其在自开商埠以及粤汉铁路筹办交涉中殚精竭虑，折冲樽俎，历尽周折，甚至虎口夺食，或使民族利权失而复得，或使民族利益损失最小，其在湖南近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作用亦不可否认。
2008年底由赵德馨、吴剑杰、冯天瑜等人主编的1200万字的《张之洞全集》正式出版，这是继河北版《张之洞全集》之后又一次张之洞资料的全面整理结集。对于该全集的出版，学界极度关注，与会学者也进行了相关问题的讨论。
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就认为汉版《张之洞全集》是目前收录张之洞文献最多的张之洞集子，具有辑佚、求真、断句三个方面的优点。汉版《张之洞全集》主编赵德馨则对全集独缺联语一目做了说明，表示他们在主编《张之洞全集》时，坚持是收入的文献必须可靠这一原则，所以在没有对张之洞联语作逐一考订的情况下，宁缺毋滥，对张之洞的联语暂付阙如，留待将来弥补。
本次会议对于张之洞其他相关方面也多涉及。如日本邓红就利用日本新发现的《天行文钞》与《天行诗钞》对张之洞的政法顾问松平康国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潘洪钢则对张之洞在对待辖境内驻防八旗问题的态度及对满汉关系等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考察。该文指出张之洞对旗营问题的处理，始于初任地方大员的山西巡抚任上，此后一直对旗营事务及满汉关系问题较为重视。大体来看，张之洞对旗营的武力并不看好，但也将其作为一个地方的重要力量来对待。凡使用武力时，多不主张旗营参与，但他对旗营中所编练的新式军队却较为重视。日常行政中，谨慎的处理与驻防官员的相互关系。对旗营练新式军队，较为积极，给予尽可能的支持。对待旗营的困难与缺饷，则尽可能地帮助其解决部分困难。无论是在初任地方督抚之时，还是在后期再署两江期间，他都竭力进行八旗驻防制度方面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甚至是开拓性的探索。光宣之际，他已意识到满汉民族关系问题已成为能否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
南皮县张之洞研究会副会长王玉良对该会工作也做了介绍与汇报，并提议各地建立张之洞研究会以更好推动张之洞研究。
总之，本次研讨会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既为国内外张之洞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信息的平台，又对以后张之洞研究的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