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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文学部二编纂情况的三点说明》

陈文新 余来明

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明文学部二由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编,主要编纂者有余来明、鲁小俊、乐云等学者,系《明清文学分典》中的一部,2005年9月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大型类书的编纂,是一件极为繁重、需要深厚学力的工作,因为耗时长久,难于在几年之内见到成效,许多学者都知难而退。但大型类书对于学术的贡献却是非常巨大的,其成果可以给学界带来研究的便利,可以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成为学术发展的里程碑。兹谨就明文学部二的编纂情况作三点说明,以便学术界了解相关事实,并藉此机会恳请方家不吝指谬,以便再版时加以订正。

一、明文学部二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拓展

20世纪以来,明代中后期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名家、名著上,尤其是小说、戏曲领域的名家、名著。具体来说,小说研究以《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为主;戏曲研究以李开先、汤显祖、屠隆、徐渭、沈璟、梁辰鱼等人为主;散文研究则以唐宋派、晚明小品为主;诗歌研究偏向性灵一路,如公安派、竟陵派,近几年也开始注重对后七子的研究。其中,小说研究所占比重在2/3以上。与这一研究状况相对应,对与名家、名著相关的文献整理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如《西游记》,有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金瓶梅》,有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侯忠义、王汝梅《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三言”、“二拍”,有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此外,还有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孔另境的《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等。针对这一情况,我们的处理原则是:对小说、戏曲研究资料,我们既注重发掘新的材料,更注重对现有研究成果的鉴别和精选,力求精警管用;对诗文研究资料,我们既注重对现有研究成果的鉴别吸收,更注重新资料的广泛搜集,致力于研究领域的拓展。

明文学部二所收诗文作家400馀人,其中,今人有所研究的占20℅左右,今人没有研究或甚少研究的占80℅左右。今人有所研究的有:杨慎、张綖、都穆、吕柟、夏言、严嵩、胡缵宗、田汝成、王宠、陈霆、何孟春、张凤翔、湛若水、熊卓、崔铣、杭淮、陆粲、杨士云、吴子孝、谢榛、柯维骐、翁万达、李舜臣、李开先、徐阶、罗洪先、何良俊、王维桢、沈炼、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茅坤、邹守益、范钦、李先芳、李攀龙、冯惟讷、杨继盛、欧大任、梁辰鱼、徐渭、梁有誉、卢柟、吴国伦、汪道昆、宗臣、王世贞、李贽、戚继光、赵用贤、王世懋、王稚登、吕坤、沈一贯、焦竑、屠隆、于慎行、陈与郊、虞淳熙、冯梦祯、李维桢、梅鼎祚、汤显祖、胡应麟、臧懋循、董其昌、邓原岳、江盈科、陈继儒、袁宗道、袁宏道、王彦泓、王衡、陶望龄、高攀龙、陈邦瞻、公鼐、李日华、程嘉燧、谢肇淛、徐熥、徐■、胡震亨、袁中道、钟惺、李流芳、谭元春、曹学佺、沈德符、王思任、郭子章、文翔凤、艾南英、徐弘祖、施绍莘、瞿式耜、倪元璐、张岱、吴应箕、刘侗、毛晋、张溥、邝露、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张煌言。今人没有研究或基本没有研究的诗文作家有:柴奇、唐龙、许相卿、敖英、张治道、黄省曾、张治、张含、顿锐、薛蕙、李濂、孙继芳、戴冠、丁奉、方豪、邵经邦、皇甫冲、黄佐、许宗鲁、沈恺、张岳、常伦、江晖、乔世宁、苏祐、蔡羽、张灵、雷鲤、史忠、徐霖、陶成、丰坊、黄云、孙炜、董玘、张邦奇、徐缙、鲁铎、周用、徐问、李时、谢廷柱、游潜、殷云霄、安磐、黄鞏、孟洋、郑岳、秦金、许天锡、许赞、刘瑞、刘麟、刘玉、张羽、黄衷、罗凤、刘■、孙绪、周伦、高瀔、朱朴、陈鉴、史鉴、方太古、李孔修、谢承举、董沄、莫止、罗焘、王烈、邢参、韩邦奇、韩邦靖、方鹏、方凤、傅汝舟、张诗、郑作、程诰、姜玄、王廷陈、马汝骥、胡侍、张经、王讴、蔡昂、廖道南、陆釴、皇甫涍、童承叙、骆文盛、靳学颜、王激、华察、李元阳、王同祖、苏志皋、董份、徐繗、金大车、皇甫汸、白悦、陈凤、金大舆、张时彻、顾梦圭、薛应旂、任瀚、冯惟健、朱曰藩、袁袠、屠应埈、吴岳、金鸾(銮)、高应冕、栗应麟、许穀、冯惟重、施峻、刘绘、许应元、康太和、林廷机、尹台、孔天胤、孙宜、崔廷槐、袁炜、皇甫濂、陈束、陆树声、莫如忠、赵时春、何良傅、陈芹、王立道、冯惟敏、许炯、俞允文、龚秉德、赵伊、吴维岳、周天球、余曰德、蔡汝楠、万士和、何御、洪朝选、徐中行、杨巍、谢东山、许邦才、黎民表、张佳胤、刘黄裳、张九一、方逢时、帅机、吴稼竳、顾大典、丰越人、周如埙、蔡文范、徐桂、顾大猷、魏允中、傅光宅、俞安期、瞿汝稷、柳应芳、屠本畯、赵南星、邹迪光、钱希言、唐时升、邢侗、林章、朱长春、李三才、阮自华、顾允成、娄坚、潘之恒、陈汝修、朱云卿、郑明选、林尧俞、黄辉、梅守箕、冯琦、叶向高、石沆、丁元荐、盛鸣世、陈勋、于嘉、潘一桂、吴梦旸、何白、程可中、丁起濬、王士骐、王一鸣、归子慕、孙承宗、雷思霈、唐之屏、王乐善、王留、朱之蕃、朱维藩、袁时选、王惟俭、黄居中、茅维、王象晋、沈泰鸣、陈价夫、吴兆、冯有经、康彦登、董应举、吴鼎芳、沈野、葛一龙、尹伸、毛愈昌、王人鉴、范讷、陈荐夫、邓渼、王醇、曹臣、张民表、顾起元、陈衎、陈鸣鹤、张可大、韩上桂、尹嘉宾、徐笃、顾云鸿、倪巨、王野、李春芳、陈鸿、林古度、阮汉闻、顾大武、徐于、徐良彦、王志坚、宋珏、秦镐、王■、王象春、张慎言、商家梅、魏冲、吴拭、周永年、傅汝舟、赵■、何允泓、来复、董斯张、范景文、马之骏、刘荣嗣、华淑、叶绍袁、茅元仪、龚士骧、胡梅、董养河、周楷、徐颖、张于垒、纪青,等等。

明文学部二所收诗文作家,自然不是明代中后期诗文作家的全部,但总体上能够反映这一时期诗文发展的基本面貌。可以说,在明代中后期诗文研究方面,明文学部二对研究领域的拓展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以明文学部二的问世为标志,明代中后期诗文研究可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呼应,对小说、戏曲研究资料的处理,明文学部二致力于相关材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和系统化,这种工作需要识力和耐心,花费了我们大量时间,而这一工作给读者带来的好处,将不只是翻阅时间的节省,而是研究起点的提高。

二、在新材料的发掘过程中大规模清理相关文献

明文学部二的编纂注重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新材料的发掘,所涉及的文献范围甚广。齐鲁书社、北京出版社、书目文献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续修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丛书集成续编》、《丛书集成三编》、《丛书集成新编》、《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以及今人整理的各种总集、别集,我们一一查阅,花费了大量精力。明文学部二定稿约300万字。我们在编纂时所搜辑、整理的资料约2000万字,初编稿约700万字,而阅读量显然要远远大于这几个数字的总和。反映在明文学部二中,以存目的方式保存的资料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据不完全统计,仅明人文集,尚存的就有5000馀种,其中又以明代中后期居多。加上史传、方志、笔记等,计有万馀种。明清人的文集,相当一部分部头很大。以王世贞为例,《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弇州山人续稿》207卷;又如李维桢、李濂、汪道昆、胡应麟、邹迪光等人,文集都在百卷以上。《中华大典》的编纂与《全宋文》、《全元文》这样的大型总集不同,编大型总集,可以把别集、总集中的文章全部收入,《大典》所收相关文献则基本都是节选,而且资料分散,有时一本书读完了,只能搜辑到一两条相关的材料。由于这一原因,我们的总阅读量是无法计算的。

更大的困难还在于资料的使用方面。原因在于,相关文献资料大都是未经整理过的。以明清人文集为例,今人整理本不足十分之一,大量明清人文集是未经整理的。明文学部二作家文集经今人整理的主要有:《震川先生集》、《茅坤集》、《李攀龙集》、《澹园集》、《袁宏道集校笺》、《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小山类稿》、《谢榛全集》、《梁辰鱼集》、《珂雪斋集》、《李开先集》、《徐渭集》、《汤显祖诗文集》、《江盈科集》、《谭元春集》、《隐秀轩集》、《白苏斋类集》、《负苞堂诗文选》、《九籥集》、《冯梦龙全集》、《冯梦龙诗文初稿》、《瞿式耜集》、《琅嬛文集》、《安雅堂稿》、《陈子龙诗集》、《夏完淳集》、《祁彪佳集》、《张苍水集》、《咏怀堂诗集》等。大量的明人文集是未经整理的,主要有:《黼庵遗稿》、《渔石集》、《蓝侍御集》、《北泉文集》、《戴氏集》、《南湖先生文选、补编》、《钤山堂集》、《鸟鼠山人小集、后集》、《夏桂洲先生文集》、《毛襄懋公先生文集、别集》、《八厓集》、《蓉川集》、《长谷集》、《半洲稿》、《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蒋南泠集》、《函山先生集》、《五岳山人集》、《张南湖先生诗集》、《杨升庵全集》、《西原先生遗书》、《嵩渚文集》、《观政集》、《张禺山戊己吟》、《山带阁集》、《东廓邹先生文集》、《常评事集》、《写情集》、《环溪集》、《谷原诗集》、《谷原文草》、《西玄诗集》、《雅宜山人集》、《童内方先生集》、《少石集》、《骆两溪集》、《欧阳南野先生文集》、《潘笠江先生集、近稿》、《田叔禾小集》、《午坡文集》、《寒村集》、《稽愆集》、《白洛原遗稿》、《芝园定集、别集、外集》、《疣赘录》、《方山先生文录》、《云冈选稿》、《孙文恪公集》、《衡藩重刻胥台先生集》、《屠渐山兰晖堂集》、《孔文谷集》、《世经堂集》、《少湖先生文集》、《期斋吕先生集》、《念庵罗先生集》、《省中稿》、《归田稿》、《容台稿》、《符台稿》、《二台稿》、《嵩阳集》、《琏川诗集》、《黄淳父先生全集》、《靳两城先生集》、《何翰林集》、《瞿文懿公集》、《王氏存笥稿》、《奉使集》、《荆川先生集》、《遵岩先生文集》、《陈后冈诗集、文集》、《袁文荣公诗略》、《崇兰馆集》、《赵浚谷诗集》、《赵浚谷先生集》、《玩芳堂摘稿》、《海樵先生全集》、《董学士泌园集》、《奚囊蠹馀》、《东岱山房诗录》、《仲蔚先生集》、《序芳园稿》、《天目山斋岁编》、《姜凤阿文集》、《近溪罗子全集》、《自知堂集》、《万文恭公摘集》、《欧虞部集》、《青萝馆诗》、《万子迂谈》、《农丈人文集》、《丰阳先生集》、《中弇山人稿》、《甔■洞稿、续稿》、《太函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居来先生集》、《处实堂集》、《端峰先生松菊堂集》、《绿波楼诗集》、《李山人诗》、《朱秉器文集》、《二酉园文集、诗集、续集》、《松石斋集》、《王百谷十九种》、《王侍御类稿》、《喙鸣文集、诗集》、《临川帅谦斋先生阳秋馆集》、《大隐楼集、补遗》、《玉恩堂集》、《石秀斋集》、《苍耳斋诗集》、《程仲权先生诗集、文集》、《由拳集》、《白榆集》、《栖真馆集》、《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丰正元先生诗》、《甜雪斋诗》、《御龙子集》、《隅园集》、《薠川集》、《谷城山馆文集》、《愿学集》、《玄盖副草》、《郊居遗稿》、《大泌山房集》、《快雪堂集》、《瞿冏卿集》、《鹿裘石室集》、《鹿裘石室尺牍》、《梅禹金诗草》、《与玄草》、《庚辛草》、《南游集》、《青棠集》、《来复堂遗集》、《刘子威集》、《赵忠毅公诗文集》、《郁仪楼集》、《调象庵稿》、《石语斋集》、《始青阁稿》、《少室山房集》、《少室山房类稿》、《来禽馆集》、《三易集》、《弗告堂集》、《方众甫集》、《虞德园先生集》、《林初文先生诗选》、《朱太复文集》、《朱太复乙集》、《刘大司成集》、《唐文恪公文集》、《容台集》、《西楼全集》、《竹素堂藏稿》、《少墟集》、《射堂诗钞》、《甲秀园集》、《宗伯集》、《白石樵真稿》、《晚香堂集》、《苍霞草》、《苍霞续草》、《陈学士先生初集》、《翏翏集》、《繁露园集》、《缑山先生集》、《汲古堂集》、《高子遗书》、《陶文简公集》、《高阳集》、《四品稿》、《玄晏斋集五种》、《薄游草》、《李太仆恬致堂集》、《松圆浪淘集》、《偈庵集》、《崇相集》、《小草斋文集》、《学古绪言》、《吴歈小草》、《葛震甫诗集》、《许钟斗文集》、《陈元凯集》、《谢耳伯先生初集、全集》、《蘧庐稿选》、《宁澹斋全集》、《石仓诗稿》、《檀园集》、《达观楼集》、《水明楼集》、《泊水斋文钞》、《公槐集》、《响玉集》、《棘门集》、《沆瀣集》、《松瘿集》、《文远集》、《简斋先生集》、《识匡斋全集》、《天傭子集》、《坐隐先生全集》、《胡维霖集》、《金文通公集》、《静啸斋存草》、《妙远堂全集》、《疑雨集》、《春浮园文集》、《倪文贞集》、《楼山堂集》、《石民江村集》、《石民四十集》、《知畏堂文存》、《七录斋集》、《峤雅》,等等。所有未经整理的文集中的材料,在编入明文学部二时,都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做这一工作,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力,更需要一种奉献于学术、不计得失的情操和精神。

编纂明文学部二所据文献数量庞大,大大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经过广泛查阅文献,我们搜辑到许多没有被研究者注意到的材料,大大提高了明文学部二作为类书的使用价值。比如,明文学部二在收录作家的传记材料时,较少采用《明史》、《明书》、《明史稿》以及《明史列传》等较为常见的材料,而是尽可能查找作家同时代人所撰写的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墓表等更直接的生平资料。查阅《大典》,研究者不仅可以对作家生平有更详细、可靠的了解,还可据以纠正部分文学家辞典中的作家生卒年错误,同时更广泛地结识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家。如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编的《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1987年版)中,苏志皋的小传甚为简略,生卒年也不详,所列资料出处仅有雷礼编的《国朝列卿记》一个条目。我们在编明文学部二时,搜辑到了郭秉聪撰写的《明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食从二品俸致仕寒村苏公暨配恭人温氏合葬墓志铭》,其中对苏志皋的生平有详细的记载。又如刘绘,《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只列了两条资料:《掖垣人鉴》、《明史》。在明文学部二中,我们收录了张佳胤撰写的《中宪大夫重庆府知府嵩阳刘公暨配胡孺人墓志铭》,所述生平比《明史》本传要详细得多。这种情况,在明文学部二中相当普遍,兹不一一列举。

三、部分文献的鉴别与辨误

要编纂一部高质量的类书,不仅需要普查、阅读、标点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需要对相关材料做鉴别或辨误的工作。后一项工作,旨在保证工具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明代文学中不乏同名现象,如陆釴,一为昆山人,字鼎仪,天顺八年榜眼;一为鄞县人,字举之,正德十六年榜眼。又如陈凤,一为金陵人,字羽伯,嘉靖十四年进士;一为无锡人,字羽伯,未尝登第。又如戴冠,一为长洲人,字章甫,著有《濯缨子集》;一为信阳人,字仲鹖,正德三年进士,与何景明善,著有《戴氏集》;一为绍兴山阴人,字峩仲,生活在明末。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如来复(一为明初,一为明末)、黄绾(一字叔贤,一字公绶)等。因为姓名相同,如果不加注意,很容易混淆。比如,陈田编《明诗纪事》,就将正德、嘉靖年间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人。他在丁签卷十六“傅汝舟”条按语中说:“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入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正德、嘉靖年间的傅汝舟字木虚,号丁戊山人,为福建侯官人,从学于郑善夫(1485-1523)。与茅元仪、卓尔康、文翔凤等人唱和的傅汝舟字远度,江宁人,天启三年(1623)曾作文哭祭河西之役死难守将。二者相去一百多年。明代享年超过百岁的文人并非没有,如福建侯官人林春泽,生于成化十六年(1480),卒于万历十一年(1583)。但傅汝舟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陈田将两人误作同一个人,所以才会有“享大年”以及“初矜独造,晚遁荒诞”的判断。凡属这类情形,我们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区别、辨正。此外,还纠正了一些整理本中弄错书名、人名的情况,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列朝诗集小传》,不再一一罗列。

辨误过程中耗时最多的一项工作是纠正若干整理本对文献的误读,改正其点校错误。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静志居诗话》卷九《湛若水》将“志出乎正,览者谓其争光日月”,“志出乎正,论者谓其一饭不忘君”标点为:“志出乎正览者,谓其争光日月”,“志出乎正论者,谓其一饭不忘君”,原文的意思于是不明不白了。中华书局版《李开先集》将《大中大夫太仆寺卿愚谷李公合葬墓志铭》“据状,生于弘治己未九月十七日,甲子才一周耳”标为“据状,生于弘治己未九月十七日甲子,才一周耳”,原文的意思也大为走样。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是我们使用较多的文献之一,其中由我们所改正的标点错误,数量之多,用“数百”来表示绝无夸大意味。试举一例作为比照。《善本序跋集录》集部第三册(p506)录陈有守《青萝馆诗集序》:

弘、德时,李献吉、何仲默相叹大雅久已不作,伊余其力追,挽之天挺。李于鳞、王元美嘉靖中倡廓古风,持鞭弭雄视中原,徐子与前茅俊劲,于鳞则谓吴越一蕞土,乃有二生与吾三分鼎立,比肩千载,岂非一盛事耶?于时宗、吴、梁、谢翕然朋来,而七子篇章,沨沨朝省间矣。子与在逢掖固已称诗,计偕道上咏鸣嘤怀,同人扣舷而歌、冯轼而吟,何寥寥乎?及仕比部,邂逅李、王同舍中,其喜而后可知也,乃叹此道虽千里而遥,日斯于迈,旦暮且遇之矣。下帷覃思,当筵洒翰,敬业乐群,不遗馀力,居常其思深深,匪直在上国时,虽萍梗散之四方,离索一隅,职司王事,顾碣石在彼,即案牍什伯,纷如一息,握管而挥之矣,何尝不岸帻长谣,兴怀陈致,有当乎心,恨不缩地所亲,纚纚于左右也。……

明文学部二收录陈序,对标点做了如下调整:

弘、德时,李献吉、何仲默相叹大雅久已不作,伊余其力追挽之。天挺李于鳞、王元美嘉靖中,倡廓古风,持鞭弭雄视中原,徐子与前茅俊劲,于鳞则谓:吴越一蕞土,乃有二生与吾三分鼎立,比肩千载,岂非一盛事耶?于时宗吴梁谢翕然朋来,而七子篇章,沨沨朝省间矣。子与在逢掖固已称诗,计偕道上,咏鸣嘤,怀同人,扣舷而歌,冯轼而吟,何寥寥乎!及仕比部,邂逅李王同舍中,其喜而后可知也。乃叹此道虽千里而遥,日斯于迈,旦暮且遇之矣。下帷覃思,当筵洒翰,敬业乐群,不遗馀力。居常其思深深,匪直在上国时,虽萍梗散之四方,离索一隅,职司王事,顾碣石在彼,即案牍什伯纷如,一息握管而挥之矣,何尝不岸帻长谣,兴怀陈致,有当乎心?恨不缩地,所亲纚纚于左右也。……

上面所引这段材料,总共300馀字,就改正了8处标点错误。此外,《善本序跋集录》不标书名号和引号,我们在重新标点时不仅一一补上,还顺便纠正了若干错误。如《善本序跋集录》集部第三册(p336)录黄文禄《皇甫司勋集序》:

集寄予者,南中三州禅栖绪论、解颐新语,予未见者,来凫北征南置客京安雅政学、浩歌还山、山居新语、弘诗品绪论匹论衡,宜曰富哉著述也!

明文学部二收录黄序,调整为:

集寄予者,《南中》、《三州》、《禅栖绪论》、《解颐新语》,予未见者,《来凫》、《北征》、《南置》、《客京》、《安雅》、《政学》、《浩歌》、《还山》、《山居新语》、《弘诗品》、《绪论》、《匹论衡》,宜曰富哉著述也!

两相比照,差异之处是一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