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来明

2000年9月，我从江西的一所高校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师从陈文新先生研习明清文学。陈老师知我阅读古籍的能力较差，对明清文学尚缺乏整体认识，对症下药，决定让我参与《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明文学部二的编纂工作。今年9月，《大典》由凤凰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我自己也即将博士毕业。其间付出了不少精力，也遇到过很多困难，而我感到幸运的是，我由此受到了良好训练，收获颇丰，学业大有长进。

参加《大典》的编纂，于我而言，是一次很好的基本功训练。作为一部大型类书，《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的编纂涉及版本、目录、校勘等多方面的问题，而这方面的训练恰恰是我以前所缺少的，甚至在一些基础问题上都要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比如，《大典》采用繁体字排版，今人以简体字整理的文献资料在摘抄时需转录为繁体字。编纂伊始，在这一问题上我吃尽了苦头，不得不经常借助于字典，有时同一个字查上几遍仍会弄错。出于无奈，我遂把字典的检字表改造成繁简字对照表。更大的助益在于阅读古籍能力的提高。以前凡繁体竖排的书多弃而不读，更不用说那些未经整理的刻本、抄本。而研究明清诗文需要阅读的文集多为刻本、抄本，不仅要识别许多不常见的繁体字，还必须对文章加以标点。这一工作看似简单，却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必须经过系统的训练。我曾找来若干种质量较高的今人整理本，将未经整理的集子与之反复对照阅读。如此读上几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也就逐渐减少了。如果不是参与编纂《中华大典》，我自问不会有这种读书精神。

参加《大典》编纂的另一个收获是，对编纂大型类书的基本流程有了切身感受，认识到文献工作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大学阶段，对明清文学的了解基本停留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小说名著上，李开先、归有光、汤显祖、徐渭、袁宏道、钟惺、洪昇等人的作品仅泛泛地读过一点，远谈不上对明清文学的整体认识，对诗文作家更是不甚了了。接受编纂任务之初，茫然不知从何入手。经老师指导，先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第一步，找来《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明诗纪事》等几部集中评论明代诗人的书，将其中涉及明文学部二的作家逐条做成卡片，熟记在心，以便在搜辑资料时对号入座。第二步，查阅相关目录，确定需要普查、阅读的文集。比较常用的目录有《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善本书目提要》、《北京图书馆善本书提要》、《续修四库总目提要》等，而齐鲁书社、北京出版社、书目文献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续修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丛书集成续编》、《丛书集成三编》、《丛书集成新编》、《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则为搜辑文献提供了方便，其中尤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明人文集为多。掌握了这些基本情况，接下来就是逐部阅读文集，按照编纂体例搜辑相关文献。做文献工作必须认真、细致，稍一疏忽，就会出现硬伤，影响编纂质量。即便是一些看似细小的问题，也丝毫马虎不得。在后期的编排过程中，经常会发现一些内容相近的资料，由于搜辑的资料大大超过了定稿要求的字数，无法全部收录，需要对相关材料进行筛选、排比，需要对资料的来源、资料的可靠性进行辨别。这一工作虽然不能直接反映在《大典》中，却是保证《大典》质量至为关键的一环。编定以后，还需对稿件进行通读。这一系列程序以及编纂过程中需要注意和处理的具体问题，只有参与其事，才有切身的体会。

参加《大典》编纂的最直接收获莫过于拓宽研究视阈，对明代文学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近年来，明代诗文越来越为研究界所关注，学术成果日渐丰富，如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陈文新《明代诗学》、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明代前后七子研究》、郑利华《王世贞研究》、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等等。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研究明诗。作为后来者，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深入、有所创新？全面掌握相关材料是基础，参加《大典》的编纂为我研究明诗提供了前期准备。这也使我对陈老师当初“强人所难”的安排感怀于心。参加《大典》编纂时，我所搜辑的资料有五、六百万字，虽然未能一一细读，却使我对这一时期诗文文献有了大体认识，对明代中后期诗文作家的总体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把握，对许多以前只闻其名而不详其实的作家有了更直接的认识，并发现了许多被今人研究所忽略而在明代诗文发展中曾有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如果以后要撰写一部明代诗史，这些工作显然都是必不可少的。

《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的编纂工作业也完成，而我的学术研究历程才刚刚开始。我将再接再厉，继续发扬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争取交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