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忠德
近代以降，伴随中外交流的展开，一批新概念应运而生，丰富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导致某些概念的紊乱，如古典旧名“封建”在演为新名的过程中，便在古今转换、中外对接间发生扭曲，此一史学核心概念的偏误给历史述事带来困境，学界先贤对此多有议及，如钱穆先生称之“削足适履”，侯外庐先生更称今之“封建”误用为“语乱天下”。然此一相当复杂的概念辨析工作，以往尚未系统进行。近阅冯天瑜教授新著《“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发现此书通过对“封建”古今义、中外义的考索、评论，对此一史学关键词作了周详系统的清理与厘定。兹略述其书三特点：
欲明一核心概念之本末沿革，自宜追源溯流。冯著首先分考“封”、“建”二字本义，然后穷究“封建”的语源，认为：“在‘封邦建国’义上用‘封建’一词，较早见之于《左传》：‘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孔颖达疏：‘故封立亲戚为诸侯之君，以为藩篱，屏蔽周室。”明确肯定“封建”的内涵是“封土建藩”，进而回顾自秦汉至明清的“封建论”，指出“先哲议论‘封建’，虽然切入点不一，命意有别，却全都在‘封土建国’、‘封爵建藩’意义上（及其引申义——“分权”）使用“封建”一名，并无曲解。
对“封建”作了语义考证之后，此书又从“封建”词义的历史考察入手，进而在概念史的论析上展开，即“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诸如“权力分散的封建时代培植出多元的私学文化”、“不仅孔孟，反观先秦诸子，也都只可能在封建制提供的多元、宽松的社会条件下滋生发皇”之论即发人深省。
在“结语”中，治学长于思辨的作者有一段“夫子自道”：“近年来追随先哲时贤，考析‘名’史，正是希望通过汉字新名的生成经历，透见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在宏阔的世界背景中、深邃的历史长河间的演化进程，这也正是自己长期研习的思想文化史，尤其是清、民之际思想文化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愚意以为：《“封建”考论》之考论结合，即是有意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既雕虫亦雕龙，真正实践了陈寅恪所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名论。笔者鲁钝，拙于思辨，故为文多考而少论，粗读此书，即有如醍醐灌顶，视此为金针度人之语：考、论不可偏废！长于考者宜习于论，善于论者亦宜留于考，方无偏颇失衡之恨。
稍知近代历史及学术交流者，皆知欲明“封建”沿革，必然探析日本与两欧之历史与学术。近代时，以“封建”一词对译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术语者，不仅有中国学者如严复等人，亦有日本学者西周、福泽谕吉等人。冯著深考严复之译“封建”、黄遵宪之用“封建”，亦博考日本的“封建论”、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及“封建”一词短语的厘定。其深、其博，非“多财善贾、长袖善舞”不足以喻之。此“中”与“外”结合之一。
之二，冯著指出，“将‘封建’指称中国的落后属性，首见于新文化运动倡导人之一的陈独秀的言论”，而且“陈氏还把封建制与专制君主制混为一谈”，进而揭示：陈独秀之所以成为泛化封建观的始作俑者，是因为陈氏忽略了中国与西欧、中国与日本历史的重大差异：西欧和日本的前近代是封建社会，其近代化运动自当“反封建”，而中国的前近代早已是非封建的宗法专制社会，陈氏从西欧、日本搬回“反封建”命题，以一之概括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是不确切的。冯著的这一甚有价值的评述，是在世界历史的宏阔背景下，通过中外比较获得的，因而是有说服力的。冯著进而指出，“真正对近现代中国人的封建观发生大作用的，是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语汇，而其核心观念则由列宁创发”。列宁“把东方国家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形态的君主制的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都纳入‘封建主义’”，认为“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其社会形态则可称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瞿秋白等据此指认现实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使“泛化封建观”获得学术形态，从而为以后的广泛流传奠定了基础。这种泛化封建观因源自共产国际，因而长期以来被认作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而冯著综览西方史学界的封建论，尤其用力于研习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指出泛化封建观大异于西方史学主流的封建论，更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观，马克思多次尖锐批评某些学者对“封建”的滥用。冯著的此一学术史探源，对于我们在“封建”论题上年“拨乱反诸正”是颇有深意的。
“封建”一词在“泛化”——即其概念被宽泛化、一般化——的过程中，与社会发展阶段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泛化之后的封建观，将中国秦汉至明清的历史进程定为封建社会，郭沫若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代表作，虽有不少学者质疑其说，但在大半个世纪间成为主流观念。《“封建”考论》解析了泛化封建观的语义生成过程：‘先将本来依实定名形成的关键词‘封建’的固有概念加以剔除，然后根据所论时段（秦汉至明清）的社会特征概括出若干标准，加以‘封建’一名，充作其内涵，再把这种重新制作的‘封建’名号，冠于秦汉至明清这段历史之上。“
中外学者多有认为秦汉至明清不宜称作“封建社会“的，那么又应该冠以何种名目呢？学者们议论纷纷：“君主专制全盛时代”（梁启超语），“霸朝”、“军国社会”（严复语），“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度”（周谷城语），“先资本主义-专制主义社会”（胡秋原语），“统一的郡县的帝国”（张荫麟语）等等，但尚未从社会形态学高度给定名称。《“封建”考论》破旧立新的重心正在于此。冯著指出：“一方面要揭示‘滥用’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则要创制比较准确的‘概括性词语’取而代之。‘破’与‘立’结合，方可奏效”。于是他深入到马克思主义之封建社会原论，首先分析人们所熟知的《1857-1858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书，指出“马克思并未将前资本主义的印度与中国认定为‘封建制度’，而名之‘东方专制制度’。”其次，根据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所整理的《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诸形态的论说，指出马克思对滥用“封建”是持否定态度的：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也不相兼容。然后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继而根据中国社会历史实际，对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形态之命名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冯著认为：中国学者及欧美、日本学者对秦汉至明清社会形态之所以未能确定一个内涵精准、获得普遍认同的名目，其重要原因是在命名标准上没有取得共识。于是冯著提出“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的命名标准，然后分析了秦汉至明清社会的历史实际，认为“宗法制”、“民得买卖的土地制度”（地主制）、“专制帝制”贯穿秦至清代，而且三者互为表里，彼此补充，相与共生，浑然一体，故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之新名取代“封建社会”之误称。同时，冯著考虑到人们所熟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非泛化的，指殷周、西欧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资本主义社会等名皆以社会经济结构最核心要素作标准，遂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试拟“地主社会”之简称。这一简称既昭示其本质，且又与“奴隶社会”等名目相比配。这一“点晴”之笔，更加凸现了全书“破”而后“立”、有“破”有“立”！也使笔者联想到冯天瑜教授十余年前在《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中所创制的“元典”一词，经过学术界时彦无数文章的洗礼，“元典”业已悄然流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常用词之一。
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封建”考论》充分发挥中国史学左图右史的优长，为有关文字精心选配了种类较多而又能揭示其内涵的图像，如“历史人物之画像”、“中外学者照片”、“古今典籍书影”、“历史地图”、“示意图、表”等等，收到了化繁冗的线状文字叙述为简明的面状视图显示的效果，对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减轻读者的视觉疲劳，加深读者对所述问题的理解有较大作用。只是有些图之出处未能注明，有些注释之版本、页码亦然。《“封建”考论》考论皆精，语及日本、西欧，行见纸贵于泰西、亚东，此类与国际文化交流接轨未能尽善之处，似宜再印时补此百密之疏。
据此书《跋》语所称，早在1987年远赴美国加州出席“国际中国哲学会”会议之时，作者即曾与美国学者切磋“封建”一词之沿革，此后又与中外学友“疑义相与析”，多有论著研及“封建”古今义及其演变，至此书付梓，竟已二十年之久！今观其考其论，“廿年磨一剑，绕指作龙吟”之概不禁油然而生。
(作者：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本文部分内容已在《中华读书报 》 2006年6月7日 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