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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互动 融合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打造新型学术平台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前身,是1996年成立的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2000年该研究院重组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被列为高校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中心下设3个研究室和一个编辑部,它们分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室、中国传统文化综合研究室和荆楚文化研究室,以及《人文论丛》编辑部。目前,中心共有专兼职研究人员20余人,集结了武汉大学文、史、哲诸学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力量,并聘请校外相关学者加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各专门领域及交叉学科的研究。

在校领导和社科部的领导下,这几年间,中心成员团结协力、潜心治学、直逼前沿,在

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较大进展。

一.明确学术理念

教育部批准设立的百个重点研究基地,其研究领域一般限于二级学科甚至是三级学科范围,而我中心则与之稍有不同,它属于这百个基地的综合类,其学术范围涵盖了历史、哲学和文学三个一级学科,其中包括多个国家和省级重点学科,可以说举我校人文科学之全力,才组合成这样一个研究平台。几年来,我们摸索出一套整合力量、协同发展的工作方法。

1.充分发挥文、史、哲多学科交叉互动优势

本中心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职志,这一考察对象体系庞大、内涵精深,需要集中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力量展开协同攻关,从不同角度,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深入开掘,在分梳精研的基础上作综合研究。我们依凭武汉大学文、史、哲诸学科齐备的优势,以及多学科学者长期协作的传统,从人员及研究课题方面进行整合,形成文、史、哲交叉互动的良性机制与可观的发展势头。

事实证明,多学科协作,有力地推动了本中心的学术发展。如楚简整理及研究,汇集历史文献学、先秦史、历史地理、思想史等诸多领域学者协同攻关,在出土文献的发掘、辨识、整理和先秦思想史的论析两方面,彼此渗透,相互推引,达成义理与考据的相济共进,已取得良好成绩。又如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研究,汇集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专家,分工协作,将思想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与社会经济史、明清文学史的考察有机结合,深入探研中国文化近代性的内源与外源的辩证关系,有所创获。其他课题也采取多学科交叉方式展开,各有拓展。

2.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有选择性的重点攻关

中国文化有着广阔的时空范围,研究工作只有在时间相度和空间相度上重点突破,深入开掘,方能实现微观考析与宏观观照的统一。本中心用力的关节点,在历史阶段上,主要选取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先秦和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明清以降;在空间分布上,则主要选取长江中游作为研究重点。这种时空重点的选择,既考虑到选择对象的重要性,更依据中心成员长期以来的研究基础和优势所在。

先秦部分,本中心以战国楚简这一新见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对中华文化元典的重新考辨和解读。明清以降部分,用力于对中国社会及文化自身的近代性因子的考察,并研讨中、西、日文化的互动,以透见中国社会及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外成因和独特轨迹,从而对“冲击—反应模式”作出有力度的回应。

中心成员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及教育部课题,多集中于长江中游,例如《宋明时期长江中游的儒学研究》、《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等,利用地近之便,开掘新出乡土文献,促进中国文化研究向深度与广度进军。

3.掌握新史料,注重方法创新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而创新的源头活水在于新材料的占有和新方法的运用。近年来,简帛学研究异军突起,本中心利用楚地简帛出土丰富的优势,较早地抓住简帛整理与研究的先机,及时整合校内外相关研究力量,运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相比勘的“二重证据”法,义理与考据相济互动,已初显成效。去年,我中心荆楚文化研究方向的陈伟教授领导本中心研究成员,并联合全国相关领域的其他专家,成功竞标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项目经费80万元)。我中心举办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会议”、目前在研其它简帛项目、曾经主办的“简帛研究网站”,以及即将完成的《楚简合集》,都具有相当的的前沿性,为海内外学者所瞩目。

关于文化学和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一直是本中心所关注的重点之一。对中国文

化史的基本范畴、生成机制、时段划分等,近年来又有新的拓展。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资源的现代诠释,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对接与对话方面,本中心近年来也展开了有益的探讨。在长江中游地区的研究方面,中心学者将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开展田野调查,对该地区的基层组织、社会保障、自然灾害、财政运作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

二.建设“五大中心”

遵照教育部关于将基地建设成为“五大中心”的设计,几年来我们作了努力。

1.学术研究

我们致力于将基地建设成为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重镇之一。目前,我中心在以楚系简帛为中心的先秦思想文化研究、新儒学及传统哲学思想资源的现代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及文化的近代转型研究、长江中游社会经济及思想文化研究几个方面,均已形成特色,处于学术前沿,在海内外均有相当影响。

三年来,中心成员以基地为依托,申报并承担课题一批重要课题。其中专职人员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课题14项,课题经费283.5万元,人均课题1.4项,人均经费28.35万元;兼职人员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课题15项,课题经费111.84万元,人均课题1.25项,人均经费9.32万元。中心成员出版、发表一批有质量的学术论著。据统计,除去其他署名(约在300篇以上)之外,仅以我中心为署名单位发表的论文有近57篇(实际统计超出此数),著作23部。

三年间,中心成员作为第一署名人发表的成果,多次被引用转载。据统计,著作被CSSCI引用共274次(其中专职人员136次,兼职人员138次),论文被CSSCI引用共144次(其中专职人员70次,兼职人员74次),专职人员人均被引用20.6次,兼职人员人均被引用17.67次。在CSSCI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总计126篇(其中专职人员64篇,兼职人员62篇),专职人员人均发表论文6.4篇,兼职人员人均发表论文5.17篇。

在获奖方面,专职人员共获省部级奖励10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3等奖6项),兼职人员共获省部级奖励7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3项)。

三年来,我中心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6项,另外我中心成员还承担有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国外研究机构的合作课题等项目。统计表明,本中心成员所承担的课题经费2001年为85.6万元,2002年为139.7万元,2003年为170万元,三年呈递增趋势。这些课题完成后,将出版一批有份量的论著,例如《楚简合集》、《宋明时期长江中游的儒学研究丛书》、《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丛书》、《明中叶以降中国文化的近代性研究书系》、《16至17世纪的文学进程与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书系》等,其中有些将成为标志性成果。通过这些课题的合作攻关,我中心的中青年学者正在迅速成长。

2.学术交流

走出去和请进来,是本中心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的两种重要方式。近年,我中心与国际一流的学术机构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例如,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耶鲁大学东亚系,日本文部省直属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文部省重点科学研究基地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爱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香港大学中文系等海外汉学研究重镇,在精选其合作伙伴时都将本中心列为重要对象,本中心成员已经或即将赴上述单位进行合作研究。

仅在2001—03年间,我中心赴外讲学或做学术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便有近20人次,进行交流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德国、美国、加拿大、瑞典、台湾、香港等。同时中心还邀请一批海内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日本、美国、法国、德国、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一些知名大学的知名汉学家,都在我中心留下足迹。中心聘请的兼职研究人员,如工藤元男(早稻田大学)、陈来(北京大学)、王振忠(复旦大学)、彭浩(荆州博物馆)等教授,都曾在我中心进行短期住所研究。

召开学术会议也是我中心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按照教育部要求,中心每年都举办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如“郭店楚简国际学术讨论会”(1999年)、“中国现代化史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2000年)、 “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年)、 “中国文化史与中国社会经济史互动研究暨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2002年)。除此之外,我中心还与其它单位合办、协办学术会议,例如,“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2000年)、“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历史特质”(2001年)、“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徐复观与20世纪儒学发展”(2003年)、“清史编纂与文献整理研究会”(2003年)。平均每年都主办或协办了两次学术会议。这些会议加强了我中心的学术辐射力,增进了中心学者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其直接结果是,出版了多本学术论文集,如《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玄圃论学续集——熊十力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会议论文集》(2003年),这些论文集成为相关领域引用率极高的资料。

本中心于1998年创办的《人文论丛》,年出一部,恪守学术规范,实行匿名审稿制度。它既是本中心成员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也是对外进行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的重要窗口,截至目前已出版6部,专题增刊4部,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良好声誉。

3.人才培养

本中心成员培养硕、博研究生成绩显著,三年来共培养博士研究生多人(35人已获学位,67人在读),硕士研究生多人(21人已获学位,76 人在读)。

中心副主任郭齐勇指导的丁四新博士的学位论文《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入选2001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该论文采用义理与考据相结合的方法,对新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中的重要篇目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研究,在该领域处于学术前沿。

中心副主任陈锋指导的任放博士的学位论文《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入选2003年湖北省第五批优秀博士论文,并获2003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资料建设

我中心的前身——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成立伊始,便着手资料建设,当时没有办公室,没有行政工作人员,研究院存在的惟一标志就是一间10平方的资料室。每次购书,都是中心成员集体前往,共同斟酌,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经过几年的燕子衔泥,苦心积累,现我中心已有一个规模不错的资料室,中外文图书报刊资料近万册。这其中包括日本学者伊原泽周教授和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萧萐父教授捐赠的部分图书,在此也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中心还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学术网站——“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网站”,它定期更新,开设有“中心成员”、“学术前沿”、“学术导航”、“学术会议”、“学术成果”等栏目,发布本中心的学术信息,收录成员的主要研究成果,报告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动态。

5.政策咨询

本中心成员积极参与政府的政策咨询工作,曾为湖北省政协、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武汉市人民政府文史馆等机构进行咨询服务,并提供咨询报告。例如,陈锋教授作为湖北省政协常委,多次提交提案,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所撰《保护开发咸宁市明清民居旅游资源的建议》2002年被湖北省政协评为优秀提案。由中心成员主编、撰著的《武汉市现代化进程研究》等课题利用本中心的学术优势,进行切近现实的研究,已作为咨询报告集出版,为政府各部门所用,发挥了资政育人的作用。

中心配合时政理论学习,接受教育部委托,撰写相关理论文章,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名义发表《弘扬民族精神,发展先进文化》、《忧患意识的时代意义》、《关于“以民为本”的历史思考》等文章。

三.打造全新学术平台

2004年春天,我中心顺利通过教育部的中期评估,目前,正在按照教育部和学校的相关部署,进一步凝练方向,集结力量,完善体制,努力创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科研平台。

回顾这几年走过的道路,我们认为,本中心在以下几方面的建设略有心得:

第一,坚持走集成、融合、交叉之路

目前的文、史、哲分科体系,固然有学术方法系统、便于教学和管理的优点,但是也存在着学科界划分明、将文献和问题进行人为切割的弊端,交叉、渗透便是校正此种弊端,开展学术创新的重要方法,自然科学的新突破无不得益于此,国内外居于前沿的人文科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中心自组建时起,便坚持以课题为纽带,集结我校人文科学的有效力量,开展综合、交叉研究。本中心目前在研的所有课题,都不限于某个一学科、某个研究方向,全部带有科学交叉的特点,由文、史、哲各学科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通力协作,共同攻关,绝不自设藩篱,人为锁闭。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经常共同研读文献,互相切磋,针对这些题目,从不同角度撰写文章,获得新材料、新视角和新结论,带动学术创新。

第二,占据学术前沿

除了上面已提到的楚简研究等课题之外,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研究,也是我中心一直

关注的论题。为了阐发中国文化内部的现代性因子,对西方学者的“冲击—反应”模式作出回应,本中心目前正在从“近世哲学的发展与中国哲学的创造转化”、“中西日文化互动与文化转型”、“传统集部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转型”、“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转型”、“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思维方式的互动”等五个方面开展工作,研究中国近世哲学、近代术语、近代“新学”等内容的生发和成长过程。这些工作,不仅对于当今的现代化建设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也是时下海外汉学界正在关注的大问题。正由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前沿性,所以已与日本、德国等高层学术机构建立长期合作研究关系。

第三,注重团队建设

目前,中心成员基本具有中国或外国博士学位,教授占80%以上,年龄以30-50为主,这是一支具有创新活力的科研队伍。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团队的内部氛围和谐,学术空气浓厚。与那些研究领域单一、建制历史较长的学术团队不同,我中心成员由文、史、哲等不同院系的教师组合而成。但是几年的实践表明,中心的学术带头人之间、研究人员之间,有着良好的学术协作的融洽的人际关系。自80年代初的文化讨论以降,已彼此协作,相互推动,成功地开展过一些工作,形成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十分珍视这一优良传统,中心成立后,主要负责人反复强调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中心发展的生命线。年龄稍长的学者,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年轻的学者也力戒浮躁,沉潜向学。我中心目前只有一名专职行政人员,大量的事务性工作都由专职研究人员分担,很多同志为此花费许多时间、精力,任劳任怨,甘于奉献。这种团结协作、和衷共济的优良传统,为中心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

第四,开展体制创新

中心成立后,推行专兼职研究人员聘任制、驻所研究制度等一系列新型研究制度,力图打破跨学科研究的体制障碍。中心自觉、主动引进不同学养、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不同地域的学者来中心做专、兼职研究人员,或进行不定期讲学,以改善中心的人员构成,开阔中心的研究视域。除了作为校外兼职研究人员的驻所研究之外,近年来不下50位海个知名专家到我中心讲学。通过短期报告、访问研究、兼职研究人员、学术顾问、学术委员会等几种渠道,我们逐步将海内外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纳入到本中心的学术资源,这提升中心学术品位已经并且还将产生重要作用。

总之,在教育部和学校的领导、支持下,经过中心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正在成为国内具有活力的新型科研平台,成为海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