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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访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

祝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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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清华大学举行了纪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议间隙,我见到了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冯天瑜先生。

话题从冯天瑜去年出版的《中华元典精神》说起。他说,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世界四大元典系统基本都已形成,即,希伯来元典《圣经》,希腊诸哲元典,印度元典《吠陀》、《佛经》,还有中华元典“五经”及老、庄、论、孟等,这些元典成为各自文化的结构核心和嬗变的源头,对元典的研究,其意义不言自明。

中国的近代化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中心,新近出版的《顾准文集》使得大家再次对此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就此,冯天瑜说:“一种文化范式转向另一种文化范式的质的变化——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最常说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一般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原生型的,以欧洲为典型,欧洲的工业文明就是在它原来的文明基础上产生的,是‘自动的’而不是‘受动的’;另一种是次生型的。当欧洲文明‘侵入’时,土著文明还处于十分低下的阶段——比如北美、澳洲,那么就会出现‘全盘欧化’式的整体移植。但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当欧洲文明进入时,汉文化已经高度成熟了。”

冯天瑜的研究由于着眼于历史、文化的整体变迁,所以好像有一种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观”的意味。冯天瑜认为中国的启蒙思想在明、清之际就已出现,被胡适称为“中国的《民约论》”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虽然继承了民本思想,但也突破了民本思想,而对君主专制从总体上开始否定,这可以说已经走到了近代化的边缘。

今年53岁的冯天瑜是湖北红安人,出生于一个历史学者家庭。他近年致力于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中华文化史》(合著)、《元典——文本与阐释》、《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历程》(主编)、《中国文化史纲》等。冯天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很严肃的人,不苟言笑,而且谈话时他总是两眼睁得圆圆地望着你,让人也不由得严肃起来。可是后来冯天瑜知道了我的看法,并不同意,他说他平常挺随和的,还经常开玩笑。

谈起中国的近代化与“中华元典精神”的关系,冯天瑜又兴奋起来,他仍然很严肃他说:我们现在对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没有多大分歧,而在观念、制度、价值取向等文化层面就不一样了,因为在这里民族性表现得十分突出。“《中华元典精神》就是力求超越直线进化观和历史退化观等传统的两极认识,以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发展论解释文化史的辩证历程,透视今对古在‘复旧’外貌下所包蕴的历史性跃进。龚自珍曾云:‘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 ,第三阶段对第二阶段的否定往往是通过吸收第一阶段的某些东西来达到的,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以希腊元典精神突破中世纪的神学桎梏。同样,在中国近代,人们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要求出发,立足于文明转型与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了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经世取向、华夷之辨和民本思想,与外来的文化彼此激荡交融,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社会变革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同时也使中华元典精神发生一次‘凤凰涅槃’式的飞跃。”

鲁迅曾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抉择的标准,是这种文化能否满足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冯天瑜对此深表赞同。他最后说:“任何一种健康的近代化运动,都要在近代生活实践中对传统加以检验,对元典精神的固有形态加以重铸与再造,这样才能开创一个文化发展的新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