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7日晚，应由中心吴光正教授、余来明教授、申万里教授、鲁小俊教授策划执行的“古代中国的族群、文化、文学与图像”讲座教授报告团活动之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执行委员苏瑞隆（Su, Jui Lung）老师在文学院215会议室作了题为《一个朗诵的文体：论赋的源流、理论与争议》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副主任余来明教授主持，文学院吴光正教授、葛刚岩教授出席了讲座。

苏瑞隆教授是辞赋与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成果颇丰，近十几年来陆续出版多部专著，发表数十篇论文，在汉学界有重大影响。

此次讲座，苏瑞隆教授以“赋”的文体意义阐释为切入点，尝试厘清目前学界的各种有关辞赋源流的理论，并对“赋”的含义和源流呈现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苏教授首先指出“赋的来源”是过去二十年来辞赋研究领域一直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并由此引发大家对“赋”的文体意义该如何诠释的思考。接着，他梳理了目前学界关于此问题两大争议，即“铺陈说”和“朗诵说”。一派学者支持“铺陈说”，以郑玄注《周礼》“六诗”之“赋”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为主要证据，认为“赋”的本义是“铺陈”，且“铺陈”是赋在诗学上展现出的最重要的方面。而另一派学者挑战铺陈理论，提出“朗诵说”，他们认为“赋”的原义为“朗诵”，最初的赋是用来朗诵而非像《诗经》中的诗篇用以歌唱，铺陈风格只是赋本身的文体特点，并非赋的本义。苏教授指出，“朗诵说”最早可溯源到刘歆《七略》提出的“不歌而诵谓之赋”，远早于郑玄注五经，而班固引用此种说法编入《汉书》，证明其完全符合《艺文志》对诗和赋的界定。再结合《国语》《韩非子》《楚辞》《战国策》《左传》《毛诗》等多重史料来看，苏教授认为刘歆的“不歌而诵”说既符合先秦政治文学与文化的环境，也符合先秦外交政治上的赋诗传统。苏教授还通过文献资料辨析了“六诗或六义之名”可能起于汉朝而非先秦，反驳了“铺陈说”的主要证据；并介绍了章必功、腾福海先生认为赋、比、兴之原义并非指三种文学技巧的观点，指出《周礼》中的“六诗”顺序用赋之朗诵说来理解的合理性。苏老师还对汉学界的其他观点做了简要介绍，指出对赋之起源的思考看似简单，但由于材料的缺失，导致众说纷纭。最后，苏教授分析“铺陈说”有三弊，它无法解释何以汉人认为《楚辞》的作品是一种赋，何以汉人认为赋颂同体以及先秦赋诗活动的存在。因此，他总结指出：朗诵说优于铺陈说。

苏瑞隆教授的演讲别开生面，为大家带来了独特而新奇的辞赋研究视野和观点；苏教授幽默生动的演讲风格也使现场气氛欢乐融融，听众们听得津津有味。在演讲后期，苏教授还用他熟悉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分析和回答了听众的提问。

本次讲座系“古代中国的族群、文化、文学与图像”讲座教授学术报告团活动系列讲座的第一场。该活动由武汉大学人事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武汉大学“古代中国的族群、文化、文学与图像”跨学科团队承办，以“回归历史语境，探寻传统文学的文学传统；参与学术对话，探讨族群互动与文化认同；因应新技术新媒体，探寻新文科发展路径”为宗旨，邀请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来武汉大学举办专题讲座。本场讲座也是我中心“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的第114期。

（文/廖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