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由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和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中华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暨《中华思想通史·封建社会编》第七次全编大会在湖北大学召开。

会议期间，《中华思想通史·封建社会编》各卷主编汇报了写作思路及工作进展，与会专家就中华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及《中华思想通史·封建社会编》内容设计和编纂体例展开深入讨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与会发表其对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考、新见解。现将经冯先生审定的发言整理稿与诸君分享于此。

图为第七次全编大会现场

今天来参加这个讨论会，感到荣幸，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遗憾的是，直到十分钟以前，还没有看到这部大著的提纲，只能用几分钟扫视书名和纲目。所以说今天的发言完全是即兴的，临时谈一点非常粗糙的想法。

首先，我简单地说一下关于思想史研究的魅力。大家都知道，胡适学术上的主要成就之一，便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编纂《中国哲学史》（只写出半部），后来胡适决计放弃哲学史研究，把他以后的研究归入思想史研究，这是有深意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形上哲思不厚实，而各领域的思想却异常丰滿，故从思想史角度来研究中国历史更符合实际。

另外，大家所熟悉的柯林伍德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思想史。思想是人类历史进程当中一个核心内容，做思想史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一个国家，认识人类的文明进程是至关重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在湖北大学建立研究所，命名“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而不是中国文化史研究所，原因就是在这里。

还想稍微作点历史回顾：我长期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思想史研究的一批前辈及同辈学者的教诲，侯外庐先生、邱汉生先生、张岂之先生都和我成了忘年之交。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明清文化史散论》就是邱汉生先生作的序，后来邱先生一直给我很多教益。与我年龄相仿或长十岁的，如李学勤、黄宣民、卢钟锋、步近智先生，都是很好的兄长。陈祖武先生，一见我就是“天瑜兄、天瑜兄”的称呼，是好朋友。我对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听（周）积明说有这么一个讨论会，我无论如何要来参加学习。

图为冯天瑜先生

下面冒昧地提一个建议，再谈一下近来关于思想史研究的三点断想。

我注意到今天讨论的书稿名是“中华思想通史封建社会编”，关于“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我曾经有专书，不赞成将秦汉至明清两千年称“封建时代”。大家都知道，中国社科院思想史研究的创始人侯外庐先生也是坚决不同意的，他说把这段社会形态称作封建社会，是“语乱天下”，这是侯外庐先生的原话，比我说的还要尖锐的多。

其他的老先生也都有类似说法，如钱穆先生说把中国中古近古套进欧洲中世纪封建制框架里，是“削足适履”。世界史专家日知（林志纯）先生的批评也十分严厉，称之“百年误译”，一百年来把中国中古近古套用欧洲中世纪，称之“封建”，是错误的。

图为冯天瑜先生部分著作

坚持秦汉—明清封建说的同志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其说者是反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西欧以外的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前近代都不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什么？是贵族政治，是领主经济，东方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前近代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地主经济，是非封建社会。马克思对他的朋友、文化人类学家科瓦列夫斯基把穆斯林时代印度归入封建社会明确表示反对，道理就在这里。而同期中国的非封建性更强于印度，尤其不可称为封建社会。大家看看马克思的全部论著，尤其是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他从来强调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没有说过中国前近代是封建社会。因此，把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不是坚持马克思的历史观，而是固执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中概括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说。

我们要注意一个历史现象，被侯外老和我们高度评价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对“封建”（即地方分权）给予正面评价，主张以封建抑制君主专制集权。近代一批主张地方自治以抑专制独裁的思想家与黄、顾一脉相承。这种思想史现象用《联共（布）党史》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说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将其置于封建的本义上方能得到合理诠解。

回到大著上来，建议——摆脱《联共（布）党史》概括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说，不要强把宗法封建的周代说成“奴隶社会”，把君主集权的郡县制、地主经济的秦汉—明清（中有起伏）总称“封建社会”。可参考白寿彝主持的《中国通史》的做法，以时序概念分段——上古、中古、近古、近代。这个建议供参考。

下面再简单地谈一谈最近关于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第一，注意历史进程的“俱分进化”

“俱分进化”是章太炎一个颇有价值的命题。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历史看作一个单线直进的，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历史（包括思想史）并非如此简单，好的、坏的，美的、丑的都在进化。1961年我十九岁，得了阑尾炎，手术后打青霉素消炎，当量很低。几十年以后，我心脏搭桥，术后打青霉素，发现当量比1961年增加了几百倍，这说明医药在进化，病毒、细菌的抗药力也在进化，甚至于比医药进步还要快。如果我们用俱分进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进程，包括思想史进程，诸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皆有繁复错综的俱分进化现象，不能简单地认定后代比前代进步了。历史是前进与徘徊、退化相交织的过程，因为各种要素都在演进，如此观史（包括思想史），会比以简单的单线直进论观史（包括思想史），可能要更真实一些、更深刻一些。

第二，关于近代转化三期说

梁启超把中国近代化进程概括为器物变革—制度变革—观念变革三个阶段。

大家都认可这个过程，但是梁先生没有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化的这一进程存在的问题。在梁先生作此概括的前四十年，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是现在日本万元钞头像描画的那个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里面谈到，日本的改革，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而西洋文明也须进步，并非极境。那么，应该如何学习西洋文明呢？《文明论概略》说得很清楚：首先要改变思想观念、要解决心理建设问题，然后才能解决制度层面问题，而只要心理和制度层面问题解决了，器物层面的革新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人们常常讨论同期起步的洋务运动为何不如明治维新有成效？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要因是，清末近代化次序摆错了，明治维新把“文明开化”置于当头，洋务运动只抓军工技艺，坚守“中体西用”，制度变革缓慢，观念坚守纲常名教。三十年过后，中日甲午交锋，胜败昭然。我们的思想史研究（从古代到近现代），要把文明进步的里层与外层关系问题纳入到思考之中，切勿把“器物变革—制度变革—观念变革”的次序安排视作不二法门。制度变革—观念变革滞后，已经并且继续带来不良结果。

第三，后人对前代思想的选择问题

刚才宪群所长谈到我们的这部大著主要是讲统治思想，异端也会谈到。每一时代的思想都很丰富、很复杂，每一个时代的人，包括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都对过往的思想有所选择，我们今天回头来审视历史选择，要有一种批判性的思考：当年的选择对不对，或者在当时是应当的，今天看来却是有问题的，需要修正。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严复在1897年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他看到赫胥黎1893的演讲，做了选择性的翻译介绍，并加以阐述，有若干创造性的发挥。所以，鲁迅称严复“作”《天演论》，而没有说“译”《天演论》。严复对于赫胥黎的演说《进化论与伦理学》，只取其前段即进化论，阐发生物界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这种丛林法则。这个选择在当时是有道理的，因为清末积贫积弱，受到列强侵略瓜分，中国人必须奋起，否则亡国灭种。适者生存，不适者就要被淘汰，开除球籍。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赫胥黎当年的演说，它是讲的两个部分：进化论和伦理学，而且重点是讲伦理学，指出不能把生物界的丛林法则、弱肉強食用到人类社会中来，他的这篇演说的主旨在此。

图为严复先生所译《天演论》

而严复反其道而译之，弘扬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完全不谈人道主义的伦理学。严复这种选择，有其道理，而且当时起到重要作用，胡适的名字，“适”、“适之”都是从严复《天演论》里来的。当时自名“物竞”、“天择”、“竞雄”的人很多，《天演论》成为时代精神旗帜，对国人奋起救亡图存，是一強劲动员。严复功不可没。但放在更长的时段来看，如果忽视了伦理精神建设，只信奉物竞天择这套生物学法则，社会一定出大问题。《天演论》鼓吹的这套东西，在中国近现代起了重要的正面作用，同时也埋伏下严重的负面危机。我们今天存在着的精神层面、伦理层面问题，远因可能潜埋其间。

还举一例，也与严复翻译相关。亚当•斯密有两部名著，一是《国富论》，讲如何用价值法则这个看不见的手推进商品经济，使国家富裕，这是亚当•斯密划时代的经济学论著，严复将其译介中国，影响巨大。但亚当•斯密还有一部重要著作，叫做《道德情操论》，近代中国极少注意。严复翻译的是前一本，而后一本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中国近代以来为了救亡，为了让国家富强起来，别的东西都弃置不顾，逐权、逐利极一时之盛，仁义礼智信都不在话下。这样就带来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跟前面讲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选择是不是有联系？

社会思潮是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各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以往的思想资源都会有所选择，做思想史研究必须对此有所回顾，总结教训。而迄今为止的思想史研究，包括我自己在内，对这些问题注意不够，缺乏反思。讲到这里，不免沉重起来，就此打住。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 曾嘉怡

校对| 臧航达 代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