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後學文獻叢書”（第三編）出版緣起

自從王陽明創學立説後，“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明史·儒林傳》），陽明後學亦隨之而起。陽明後學文獻體量龐大，内容非常豐富，而陽明後學文獻整理是深入研究陽明學的基礎。進入清代後，由于學風轉變和政治高壓，許多陽明後學文獻在遭到禁燬。民國期間雖有所重視，但鑒于形勢所迫，未能大規模整理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陽明後學文獻的整理與出版提上了日程，整理成果如中華書局出版的《何心隱集》、《焚書》等。二十一世紀以來，陽明學研究日趨升温，陽明後學文獻整理出版成爲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二〇〇七年，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出版發行了“陽明後學文獻叢書”（第一編），共收録文集七種，分别爲：《徐愛·錢德洪·董澐集》、《鄒守益集》、《歐陽德集》、《王畿集》、《聶豹集》、《羅洪先集》、《羅汝芳集》。此後，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陽明後學文獻叢書”（第二編），于二〇一四年至二〇一七年陸續出版了《薛侃集》、《黄綰集》、《劉元卿集》、《胡直集》、《張元忭集》、《王時槐集》、《北方王門集》共計七種。北京大學《儒藏》‘精華編’項目收録了十餘種陽明後學的單部精校文集，包括《聶雙江先生文集》、《東廓鄒先生文集》、《王龍溪先生全集》、《南野先生文集》、《近溪子集》等。其他成果有黄宣民整理《顔鈞集》、鄧紅點校《南詢録》、張昭煒編校《萬廷言集》等。影印古籍亦推動了陽明後學文獻整理。圍繞《四庫全書》，影印出版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未收書輯刊》《四庫禁燬書叢刊》收録了爲數不少的陽明後學文獻。

由上可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不懈努力，國内學界在點校整理和影印出版陽明後學文獻方面成績斐然。然而，相對于數量龐大的陽明後學文獻來説，已有的成績尚顯不足，實有必要繼續大規模整理出版。有鑒于此，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在杜維明先生的支持下，在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召開了陽明後學文獻叢書新項目啓動會，一批年富力强的學者組建了陽明後學文獻整理的團隊，通過了叢書編校體例，制訂了工作細則及工作計劃，確定了具體選題：《泰州王門集》、《陳九川集》、《李材集》、《鄒元標集》、《鄒德涵、鄒德溥、鄒德泳集》、《周汝登集》、《陶望齡集》、《耿定向集》、《唐樞集》、《季本集》、《楊起元集》等。杜維明先生任課題負責人，張昭煒、錢明任主編。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在浙江省社科院支持下，錢明先生爲課題負責人，《泰州王門集》、《許孚遠集》、《王宗沐集》、《楊東明集》、《管志道集》、《楊起元集》立項啓動，成立第四編。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由張昭煒召集，在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召開第三編推進會，根據提交的文獻整理成果，課題已完成總量的近八成。經研究，由于張昭煒已離開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杜維明先生不再負責第三編，改由張昭煒任第三編課題負責人。《泰州王門集》、《季本集》、《楊起元集》轉至錢明先生任課題負責人的第四編。十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課題立項“陽明後學文獻整理與研究”，錢明先生任首席專家，課題包括《季本集》、《葉良佩集》、《萬表集》、《王宗沐集》、《泰州王門集》、《管志道集》、《楊起元集》等，成爲新的第四編。張昭煒主編的第三編更新爲《陶望齡全集》、《李材全集》、《周汝登全集》、《鄒元標集》等。目前，“陽明後學文獻叢書”第三編、第四編兩編同步進行，并將陸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關“陽明後學文獻叢書”第三編與張昭煒主編的‘陽明學要籍選刊’介紹詳見張昭煒主編的《陽明學文獻整理與研究的新進展》（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正如杜維明先生在第三編推進會上所言：“陽明後學文獻整理及相關學術研究工作是一項長期的學術事業，需要我們對陽明學這一課題投入極大的關注與興趣。目前國内不少省份的地方政府以及高校社科機構對陽明後學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財力，已經形成了一個良性競争的局面，但是我們需要一種‘大氣魄’、‘大格局’，在一種‘學術健康’的情況下，開展相互合作。”

在整理成果逐步付梓之際，感謝團隊全體成員的努力，感謝那些曾經提携及支持我們的師友！感謝我的研究生導師張學智老師！他指導我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研究與文獻整理結合，並爲我主編第三編奠定了基礎。感謝陳來先生給予的專業指導及推薦！感謝嵩陽書院的課題資金支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劉海濱編輯的支持！在整部第三編的編校過程中，杜維明先生一直非常支持我們，兩次北大會議，杜先生均親臨指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我們曾經歷過既無依靠單位，又無資金支持的艱難困境，亦曾想過放弃，深感綿薄之力無以擔此重任，現在能堅持完成，實有賴于各位師友的鼎力相助，由衷感謝各位支持者！

張昭煒                 

二〇一九年於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