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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教授谈科举与儒学

2020年6月24日下午,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文新教授围绕“科举与儒学”这一主题进行了精彩的云分享。讲座在腾讯视频会议、腾讯直播同步播放,由中心主任杨华教授主持。本次讲座为“真知·中国”系列云讲座第7期,“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第145期。

陈文新教授是长江学者、武汉大学珞珈杰出教授,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明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陈文新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小说史、明代诗学和科举文化,主要著作有《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等十余部。主编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被誉为“文学史的万里长城”。

陈文新教授此次讲座分为三部分。第一,从制度设计方面来看,科举是儒家的举贤授能理念的充分体现。第二,与《五经》比较,《四书》进一步扩大了儒学在国民教育中的影响。第三,从儒学的非专业化倾向入手,讨论其与近代转型的关系。

首先,陈文新教授从制度设计角度切入,谈论了科举是儒家举贤授能、任人唯贤理念的充分体现。他指出,孔孟反对西周时期任人唯亲的世卿世禄制,认为任人唯贤制度才是合理的制度。陈教授认为,任人唯贤的理念在历史中经历了若干种实践方式,汉代的察举制、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在历史实践中都偏离了“任人唯贤”的主张,深受权力影响,有失公允,直到隋唐时期逐步确立、完善了科举制,不公平现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可以说科举制是将举贤授能、任人唯贤的理念制度化,而且是这一理念制度化的最好体现。

随后,陈文新教授将《四书》与《五经》比较,指出《四书》进一步扩大了儒学在国民教育中的影响力。他认为,儒家确立它在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与其任人唯贤的理念成为指导观念是几乎同步的。陈教授指出,《四书》在国民教育中的功能相对于《五经》存在一些优势。《四书》相当于标准的通识教材,难度不大,而《五经》难度太大,科举要求只需掌握其中一经即可,但若能通读《五经》,即便对《四书》不熟悉,也可破格录取。《四书》这样的教材,让儒学在国民教育中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并且在社会教育中影响深远。

最后,陈文新教授从儒学的非专业化倾向入手,讨论其与近代转型的关系。从自然科学角度看,自然科技方面的人才培养基本与科举制没有大的关联,即使在科考中出现自然科学相关的题目,其目的也是想将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纳入到儒学范围中来。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儒学经典从《五经》到《四书》,这样的走向反映了儒学在确认经典层面对于知识性问题的难度降低。陈文新教授认为,儒学和科举的非专业化倾向与新式学堂之间的差别,使得儒学和科举由于不适应近代社会发展而被抛弃,然而儒学的非专业化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原本是培养官员的一种制度、学问,不是一个关于世界各种学科的学问。

在近两个小时的讲座中,陈文新教授围绕“科举与儒学”展开讨论。科举是儒家举贤授能、任人唯贤理念的充分体现。儒学的非专业化倾向有其内在逻辑,这一逻辑与近代新学产生冲突,所以导致了科举的废除。虽然20世纪初科举遭到抛弃,但是科举对中国人才的培养,教育制度的发展,社会道德的养成,民众知识的普及都具有深刻意义。陈文新教授的分享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听众积极留言提问,讲座气氛活跃。

“真知·中国”系列云讲座是“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分论坛,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发起。本系列讲座聚焦人类文明历史坐标中的中国思想和中国制度,以旧学术启迪新思想,以人文传统担当天下道义,向听众传播精英学者的真知灼见,向世界传达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见解。(通讯员:孙莹莹、解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