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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永琪教授谈“图像是如何移动的?”


2020年12月12日上午,应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之邀,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尚永琪在中心报告厅作了题为“图像是如何移动的?——对汉唐丝路佛教传播的几个经典史例考察”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会由中心副主任余来明教授主持,系“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第151期。

尚永琪教授就任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是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学者,现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佛教传播史。著有《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鸠摩罗什及其时代》《胡僧东来》等书。代表论文有《优填王旃檀瑞像流布中国考》《欧亚文明中的鹰隼文化与古代王权象征》《佛舍利崇拜的地理困境与感应舍利之起源》《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生成》等。


尚永琪教授认为,佛教作为以偶像崇拜为重要特征的“像教”的传播,其“图像移动”是最能代表文化传播或文明移动的典型例证。以此为认知基础,尚教授结合图像资料与历史文献,对三个经典史例进行了考察,力图展现汉唐之际的佛教思想是如何作为“信息流”被传递的。

讲座伊始,尚永琪教授以“释迦乘羊问学”的图像演变为例,表明文化要素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丰富的变化。尚教授指出,随着佛教的传播,对佛传及经文内容的表达,会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空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图像肯定会以当地主流文化作为表达的手段。同一母题,穿越时空,异域文化信息不断流失,本土文化信息持续追加——图像就是如此移动的。

随后,尚永琪教授结合图像群及佛教文献,对反身菩萨与提婆达多在图像表征上的相关性、相似性进行了考证,得出张掖金塔寺东窟反身菩萨很可能就是提婆达多的结论,从而提出某些特别人物的原图像特征存在被机械移植可能。尚教授认为,提婆达多作为菩萨身或未来的天王佛身却以粗鲁的装扮出现,是造像者照搬犍陀罗地区提婆达多造型的结果,这是为了辨识特殊人物的一种图像表达。

最后,尚永琪教授通过对甘肃、河北发现的十六国时期犍陀罗风格金铜小佛像进行分析,指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要注意造像成品传播与技术传播之间的先后关系。小金像的出土地点与早期僧人北方传教路线相重合,该路线正是粟特商人的商业网络路线。可见,在佛像铸刻尚未取得技术支持前,犍陀罗风格小金佛像便随胡僧传入中国北部;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后,大型寺院得以建立,造像技术才在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

本次学术报告历时两个小时。尚永琪教授的展示图文并茂、趣味盎然、严谨周密、尤见功底,是将图像史研究与思想文化史研究相结合的范例。报告结束后,尚永琪教授就相关问题与参会师生进行交流互动,现场气氛热烈。(通讯员:李冰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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