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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来明:取国学之精神以治今世——当下讲习国学的一种路径

20世纪初国学研究的第三种声音

20世纪初,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国学”曾热极一时。其时处于聚光灯下主要是两种声音:一是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整理国故”派,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旧典,准绳是西方的学科体系与学术观念;另一种声音来自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国粹派”,接续传统学脉,力主保存国粹。胡、章二人在当时及后世均有很高地位,其说影响甚广,尽管各自立场迥然有别,但对推动20世纪中国古典研究的兴盛均卓有贡献。

两种声音之外的另一种论调,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较少受人关注。张树璜(1878—1951年,湖南国学馆创立者)在《国学今后之趋势》文中提出:“今日讲国学,须矫正二者之所蔽,直求我先圣先贤之精义,以振起民族之精神,适应时代,立己立人,发为美善政治,以基我邦家丕基,而树世界大同之风声。”彼时“中学”、“西学”关系紧张,民国以后“西学”逐渐居于主导,“中学”渐次退居边缘。在此背景下声张疾呼以“我先圣先贤之精义”达到“基我邦家丕基”、“树世界大同之风声”的愿景,自然难以得到时人认可。“五四”以后,对照西方文明成为国人观照自身的标尺,追赶西方成为了几代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其间对“国学”的呼唤虽然不绝如缕,然终究抵不过寻求富强的内在需求,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激起了几朵涟漪。

当下国学复兴的历史逻辑

时光流转,历史的车轮早已迈入了21世纪,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现代化追求的弊端日显突出,“国学”一夜间又成了国人聚焦的中心:国学院、国学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高校中国学专业的开设,各种国学著作的纷纷问世,各式的国学培训班也开始变得时兴。“国学”热潮再次袭来,令诸多时贤倍感振奋。其间虽不免杂陈滥竽充数之声,亦足可激起国人重新正视传统文化的热情。

“国学”之于今人虽是“传统”,是“旧”,但纵观其生成、发展,均有其形成的特定历史语境,均是针对当时历史实际而发,凝聚着前贤“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许多贯穿于中国文化元典的精神,在当代文化构建和文明建设中仍具有现实意义。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一直以西方为师,既领受了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实利,也伴随着滋生了各种现代文明带来的弊端。其中既有现代工业文明原发产生的弊病,也有中西交汇中出现不适留下的后遗症。以往弃除传统以容纳西方的做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中华传统文明的许多优秀价值理念,在现时背景下正可为建构新时期文明形态发挥作用。

国学精神现代转换的可能及其价值

以儒家而论,其现世关怀历千年而不变。孔子论道,《论语》二十余篇,全在成人与立己。其中如“仁爱”、“亲隐”、“义利”、“理欲”、“荣辱”、“廉耻”等观念,仍适用于今日。先哲们关于德治与法治的论说,在当今司法文明建设中亦有借鉴价值。汉唐经学,虽不乏赘言,杂陈谬见,但各自于解经之中贯注了社会理想和治世观念,对元典精神的演绎也往往蕴藏其中。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立论看似对立,实则都志在建构一种适用于日常的伦理与道德,其中的许多精义之论,若能在当代语境中予以合理阐发和弘扬,对社会伦理和公共道德建设仍有启示作用。当下讲习国学,此为其中一大关键。今日治儒家的学者,尤应注重其在现实中的适用价值。

即便是道家哲思,表面上看起来虽然主张闲适与无为,骨子里也包含着现世关怀和时代忧患意识。老子为柱下史数十年,最后写成的《道德经》,并非发为空言的玄想,只是与孔子采取了不同的言说方式。短短五千余言,“圣人”之说凡数十见,可见其并非“绝圣弃智”,只是要另造一种“圣人”,传达另一种“智慧”。老子关于“知足”、“寡欲”的论述,与儒家的“义利”等说亦可互相参照。庄子之思与言,既有扶摇云霄九万里的“逍遥游”,也有汲汲于世道的“人间世”。不竞无求,方成大道,老庄哲思要传递的是一种不同于儒家的人生态度。儒道相济,进退之间,方能体悟人生真谛,创造和谐氛围。

释家之说,虽源出于泊来之思想,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是植根于本土的意识与观念。来世之说,其言固不可信,然则若能因此教人为善,断却多少欲念妄想,亦多能造福苍生,安定社会。

中国传统的史家著述,更是注重以古鉴今、识往知来。司马迁撰《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意在参资时事,借镜治政。诸子立说,对现实的关注是重要的切入点,墨子兼爱,韩非定法,孙子谈兵,立论各有不同,临民治世之旨则是如一。小说家言,在传统观念中属残丛小语,不登大雅,然此类文字,也颇能于无用处见真言。即便是被视作“余事”的文学创作,在传统文化中也并非只用来赏心娱目。以诗言志,为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重要一脉;缘情之作,看似不关治国平天下,然而身心之洗练,性情之陶冶,多由此起兴。先贤所谓“兴、观、群、怨”,其于文学最能见其一斑。

当下讲习国学,研精旧典固然必不可少,开掘新义以为今世之用同样不可或缺。前贤著书立说,甚少徒为无用之言。考究历史,取国学之精神以为建构今日中华民族文化与核心价值的元素,既有可能,也十分必要。而国学要真正实现对当下精神价值建构的资借作用,又应当切入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不急一日之功,潜移默运,方能收效于百年之后,真正绘出中华民族复兴的盛世宏图。

(原载于《中国教育报》2014年9月5日理论周刊,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