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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 : 考场上的《史记》

《史记》与科举考试的密切关联,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唐宋两代曾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二是作为文章典范深刻影响了明清八股文的写作;三是作为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丰富和完善了科举文化。

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最为有名的是进士科和明经科,还有其他一些较为次要的科目,比如史科。史科有一史和三史之分,始设于长庆三年(823)。一史指的就是《史记》,考试内容包括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十、策通二道以上为及第。三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与魏晋南北朝时称《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有所不同。考生选考其中的一部,各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十、策通二道以上为及第。五代仍有三史科目。宋代的三史科目,最初的考试方式为对墨义三百条,淳化三年(992)改为对墨义十五场,合格及第者,于尚书省列名张榜,熙宁四年(1071)停废。值得一提的是,三史在金代也曾列为考试科目: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命科举三年一辟,于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宋代的贡举考试还有十七史一目。宋英宗时,此前史家所撰十七部正史经过辑佚、补缺后刊刻成书,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唐书》《五代史》。南宋绍兴二年(1132),诏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凡应诏者先将本人所著策、论五十篇缴进,由两省侍从评阅,分为三等,列入次优以上等级者,再召赴秘阁,试论六首。所出论题,就包含了十七史的内容。

从上面的缕述可以看出,《史记》列入考试科目时断时续,在唐宋两代并非最为重要的科举考试内容,但其影响力在纪传体史书中一直高居榜首,不容忽视。

明清两代,《史记》作为文章典范,在“以古文为时文”的科场风气中,极大地影响了八股文的写作。明代的《史记》评点也因这一导向而形成了其时代特色。正德、嘉靖时期,明代八股文由成熟走向鼎盛。“有明八大家者,合吴县王鏊、武进唐顺之、常熟瞿景淳、武进薛应旂、昆山归有光、德清胡友信、归善杨起元、临川汤显祖而称也。”(《制艺丛话》卷12引卫廷琪语)“八大家”中,嘉靖时期占了四家,即唐顺之、薛应旂、归有光、瞿景淳。与成化、弘治时期相比,嘉靖时期八股文的显著特点是“以古文为时文”。这一风气由唐顺之等人开启,至归有光达到顶峰。而近宗欧阳修,远宗《史记》,是归有光和唐顺之等人的共同特色。清代的方苞延续并主导了这一风尚。

明代《史记》研究的特点之一是评点之学特盛。评点起于南宋,本来就有服务于文章写作的功能,明人以评点之法来赏读分析《史记》,与科举文章写作的关联更为密切。清代牛运震有《史记评注》,荟萃百家,称引的学者和著作以明代为主,著作如王鏊《王守溪史记评钞》、董份《董浔阳史记评钞》、陈沂《陈石亭史记评钞》、王韦《王钦佩史记评钞》、何孟春《何燕泉史记评钞》、凌约言《凌藻泉史记评钞》、杨慎《史记题评》、唐顺之《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邓以赞《史记辑评》、柯维骐《史记考要》、王慎中《王遵岩史记评钞》、归有光《评点史记例意》、茅坤《茅鹿门史记评钞》、余有丁《监本史记》、凌稚隆《史记评林》、钟惺《史记奇钞》、陈仁锡《史记奇钞》、孙鑛《孙月峰先生批评史记》、徐孚远等《史记测议》。而归有光、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之评点《史记》,与他们在八股文写作方面的卓越造诣,两者之间的关联度之高,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

与明人相比,清人更加关注知识体系的完善和完整,尝试以书院考课或教学的方式强化《史记》在科举文化中的分量或地位。据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清代书院课艺总集中的《史记》资料,按照其与科举考试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其一,清代后期出现了一些“博习经史词章”的书院,这些书院不考八股试帖,专课经史词章,旨在挽救举业书院的空疏之弊。考题涉及《史记》的有:《上海求志书院课艺》之《〈史记〉〈汉书〉分两家说》;成都《蜀秀集》之《读〈史记·卫青霍去病传〉书后》《〈史记〉列孔子于世家论》《汉武帝通西南夷赋》;苏州《学古堂日记》之《读〈史记〉日记二种》,作者查德基、朱锦绶;攸县《东山书院课集》之《〈史记〉立〈循吏〉〈酷吏〉两传论》;福州《致用书院文集》之《〈史记〉传儒林不传文苑论》;武昌《经心书院续集》之《〈太史公自序〉书后》《〈万石君列传〉书后》《老子韩非同传论》;南昌《经训书院课艺三集》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广州《菊坡精舍集》之《书〈史记·信陵君列传〉后》《书〈史记·曹相国世家〉后》《书〈史记·信陵君列传〉后》;江阴《南菁文钞三集》之《书〈史记·游侠传〉后》《书〈史记·货殖传〉后》《诸史作〈四裔传〉语多失实略证》;《各省校士史论精华》(又名《各省书院课艺史论新编》)之《〈史记·弟子列传〉叙子贡存鲁霸越事实论》《〈史记〉项羽立本纪孝惠不立本纪论》《萧相国荐淮阴侯论》《李广卫青霍去病论》;昆明《经正书院课艺二集》之《书〈史记·滑稽传〉后》《班〈书〉惠帝高后皆有纪,而史迁不纪惠帝,其旨安在》;昆明《经正书院课艺三集》之《汲黯论》《书〈史记·伯夷列传〉后》;昆明《经正书院课艺四集》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问: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行兵之法如何?试详言之》。

其二,另有一部分书院,既考课八股试帖,又考课经史词章(后者一般叫“小课”,或称“诗课”“经古课”“策论课”)。杭州《崇文书院敬修堂小课甲编》戴熙序说:“国家以制艺设科,乡会后场、学政考试,旁及经解、策论、诗赋,殿廷则兼用之。盖制艺述经,具经体而微;经解、策论、诗赋拟经,各得经之一体。大要皆经之流,故并重焉。”“以故高才博学者,不肯局时艺,必肆力诗古文词,求根柢于六经。”这里所说的“古文词”,就包括了《史记》在内,而研习《史记》的目的,既是为了完善科举士子的知识体系,也是为了提升其八股文写作的水平。这些书院的考题,以光绪年间为例,涉及《史记》的有:苏州《正谊书院课选》之《汲黯论》;扬州《梅花书院小课》之《〈史记〉得失考》;扬州《安定书院小课二集》之《问:十七史中重传除〈汉书〉即改〈史记〉之文毋庸胪列外,如〈后汉书〉之传有互见〈三国志〉者,此后两史并见者尚多,能悉数其名欤》;江宁《奎光书院赋钞》之《大将军有揖客赋》《陈平分社肉甚均赋》;江宁《金陵奎光书院课艺》之《汉高祖为亭长常从王媪武负贳酒赋》;杭州《学海堂课艺八编》之《范增说项梁立楚怀王论》《读〈秦始皇本纪〉》(五古);顺德《凤山书院课艺》之《读〈史记·货殖传〉书后》《读〈史记·游侠传〉书后》;湖州《安定书院课艺》之《陈平分肉赋》《萧何曹参论》《淮阴侯论》。

综上所述,《史记》作为科举时代的经典,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那些与《史记》相关的科举文章,确也不乏杰作,比如嘉祐六年(1061)苏轼应制科考试所作《进论》二十五篇,其中《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即出于《史记》,久已脍炙人口;而明代归有光等人借鉴古文之法写出的八股文,名篇佳作,更是不胜枚举。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24日 13版)(作者:陈文新,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