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提示

刘基是一个尝试着将儒家原则与谋略结合以促成事业成功的人物。

刘基《郁离子·假仁义》中说：“……诚胜假，假胜无。天下之至诚吾不得见矣，得见假之者亦可矣。”意思是：真仁义胜过假仁义，假仁义胜过不仁义。

刘基以为，任何割据一方、不对“天命”的唯一代表者服从的势力，都是大逆不道的。

朱元璋在接受了刘基等人对他的重新塑造后，其“真命天子”形象不仅具有神秘意味因而为民间社会所拥戴，而且具有儒家色彩因而为精英阶层所认可。

真也罢，假也罢，是“仁义”就能治世

大约十年前，我出过一本小册子，名为《刘伯温·智略人生》，强调刘基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谋略家。但在具体的论述中，我又再三提醒读者，刘基思想的主导倾向仍是儒家。准确地说，刘基是一个尝试着将儒家原则与谋略结合以促成事业成功的人物。

之所以对刘基作这样的定位，其依据是刘基本人的表白。他在《郁离子·假仁义》中对“假仁义”作了充分肯定。“假仁义”是伴随着五霸而出现的一个说法。他们都是靠实行“假仁义”而赢得民心、称霸一时的。有人谈起他们，用不屑一顾的口气说：“是何足道哉？”但刘基不这么看，他以为：“五伯之时，天下之乱极矣，称诸侯之德无以加焉，虽假而愈于不能，故圣人有取也。故曰诚胜假，假胜无。天下之至诚吾不得见矣，得见假之者亦可矣。”意思是：真仁义胜过假仁义，假仁义胜过不仁义；三皇五帝以下，就不再有真仁义，既然真仁义已不得见，得见假仁义也不错。刘基对“假仁义”的肯定是意味深长的。

所谓“假仁义”，即化仁义为谋略，以改善政治、争取民心。他指出三皇五帝以下不再有真仁义，这无异于说，儒家的仁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策略的意味，但这种“假仁义”有助于政治的清明，可以给民众带来好处，又有什么理由不加以提倡呢？由此可以看出刘基的思路：如果天真地接受儒家原则而不与谋略结合，只能算是腐儒，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果放弃儒家原则而只讲谋略，其谋略便会沦为算计和伎俩，可得逞于一时，而不足以最终成就大事。

一个成功的历史人物，他在选择谋略时不能不尊重儒家的智慧，只有在符合儒家原则的前提下，其谋略才有一种“仁者无敌”的气象。这里，守经即是从权，坚守原则正是谋略过人的表现。

大丈夫不谋权只谋“略”

作为深不可测的谋略家，刘基对于如何将仁义道德与谋略结合有过系统的思考。在刘基加盟朱元璋的顾问集团后，朱元璋的 “明君”形象日渐清晰，如割断与红巾军的联系，减免战祸地区的赋税，惩罚违纪抢掠的军人，奖励自己的忠诚的追随者甚至奖励为元王朝竭忠的人员……这一切都与刘基的影响有关，表明刘基在朱元璋的顾问集团中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性。

在上述各方面中，引导朱元璋割断与红巾军的联系一事，也许最为引人注目，其目的是将朱元璋塑造为符合儒家传统的“真命天子”。朱元璋本人也曾致力于给人“真命天子”之感，但采用的是民间社会乐于接受的方式，即“神道设教”。曾有学者指出，朱元璋并不真正相信那些疯疯癫癫的和尚、举止怪异的道士以及荒唐无稽的梦呓，但是，他对这些人以及这种事却乐于尊奉或宣传，因为，这使他的事业在普通人心目中具有一种天神相助的味道。

神道设教，朱元璋是极为擅长的。他以神道设教，针对的是非精英阶层，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仅仅这样还不够，要在精英阶层中获得威望，朱元璋必须看上去像个儒家所说的“明君”。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信仰层面，他都应遵循儒家的原则。从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曾是“红巾军”小头目的经历对朱元璋颇为不利，他必须割断与“红巾军”的联系。

理由是，在信仰上，“红巾军”与白莲教（也叫“白莲社”）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而白莲教属于民间宗教。刘基对民间宗教的警惕，从《郁离子·九难》的一段对话可见一斑。某公子劝郁离子（即刘基）说：“五方之域有真人焉，广大神通，浩浩无涯。其力可以斡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垫溺，拔罪苦……吾愿与先生求之。”公子的话是颇有鼓动性的，但刘基的回答却是如此简洁而又不容置疑：

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仆不愿也。

不与异端妥协，刘基所坚守的正是儒家立场。他不能默认一个与儒学并行的精神权威的存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个历史事实是：维护儒学的权威，也正是维护知识阶层的权威，也正是维护一种源远流长的意识形态的权威。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在那个时代不容低估。

平生最恨“叛乱”，所以不想“篡”官

在政治层面上，红巾军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叛乱”集团。

“叛乱”二字，一向为刘基所深恶痛绝。据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记载，刘基隐居青田著《郁离子》期间，曾有人劝刘基割据一方，其言曰：“今天下扰扰，以公才略，据括苍，并金华，……因画江守之，此勾践业也。舍此不为，欲悠悠安之乎？”刘基笑着回道：“吾平生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今用子计，与彼何殊耶？”“一统江山”或“一统政治”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政治理念之一。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代从来就没有“分治”“联治”等说法——谁想“分治”，谁便是“乱臣贼子”；与人分治，则被视为“偏安”。四海一家，其所有权属于天子一人。刘基对于传统中国知之甚深，所以，他以为，任何割据一方、不对“天命”的唯一代表者服从的势力，都是大逆不道的。他对方国珍、张士诚等的不满，主要不在于他们反元，而在于他们以割据为目的。刘基推崇的是能够统一天下、代表“天命”的真主。那么，“天命”的代表者是谁呢？元朝的帝王已被上天抛弃，为“天命”所眷顾的“真主”尚待发现或确立。

他终于选择了朱元璋。也就是说，他最终确认朱元璋将是混一宇内、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真命天子”。而在刘基看来，“真命天子”是不能臣属于任何人的，尤其不能臣属于“首乱”者。所以，初见朱元璋，刘基便指出：“明公因天下之乱，崛起草昧间，尺土一民，无所凭借，名号甚光明，行事甚顺应，此王师也。”（《续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强调朱元璋“无所凭借”，这当然不是事实。历史的事实是：朱元璋曾是“红巾军”的一个小头目。刘基之所以强调朱元璋与“首乱”无关，背后的理由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首乱”者，几乎没有例外地以“被平定”为结局，不是被当政者所平定，就是被后起的“王师”所平定，而后起的“王师”又往往以“平乱”为口号，而不以推翻当政的王朝为口号。刘基对朱元璋事业的定位是“平乱”而不是反元，朱元璋率领的是统一天下的“王师”而不是志在割据的叛乱之师。这一定位，有助于朱元璋获得精英阶层的广泛支持，因为这一阶层的大多数都曾经“仕元”。

从上面的阐释可以看出，朱元璋在接受了刘基等人对他的重新塑造后，其“真命天子”形象不仅具有神秘意味因而为民间社会所拥戴，而且具有儒家色彩因而为精英阶层所认可。其所作所为虽以权谋为出发点，但却符合中国传统的正义原则，他的事业获得成功是合情合理的。而将朱元璋成功地塑造为“明君”，正是刘基事业中最为辉煌的一个部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刘基是讲原则的，同时又不废谋略；能把原则与谋略融合为一，这是刘基的过人之处。

主讲人简介

陈文新：1957年生于湖北。现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其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我国首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编年史，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在学界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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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汉族，名伯温。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六月十五日，卒于明洪武八年（1375），终年64岁，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人（旧属处州府青田县），明代政治家、诗文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为人刚直，胆识过人，朱元璋尊其为“吾子房(张良)也”。民间有“上有诸葛孔明，下有刘基伯温”的称道。

主讲人：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彭城晚报》2008年10月12日“文化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