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作为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的推进者，他在史学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革新：恢复并改革起居注制度，为官史修纂储备史料，并以此为契机约束日益膨胀的皇权；在主持修纂《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官史时，将考成法应用其中，极力推行“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改革措施，使史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并为后世修史树立了典范。
关键词：张居正；官史修纂；改革措施
所谓官史，是由政府组织实施并提供场馆经费所修纂的史书，是与民间所修的私史相对的一种概念。官史修纂既是一种修史活动，也是一种政府机构的运作过程。官史修纂历来都不只是一件单纯的史学工作，往往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活动。明代重要的官史如《实录》和《会典》等，一般都是由内阁首辅担任总裁，因此，政治家的抱负和理想也常常藉官史修纂来体现。作为明代中后期卓有成效的改革家，张居正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将其改革措施延伸到官史修纂中。但目前史学界对张居正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改革成就研究甚多，①而对其在官史修纂上的革新措施却关注较少。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初选庶吉士，授编修，因徐阶提携，累官至右中允、国子司业和翰林院侍讲学士。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神宗即位后，他与神宗生母李太后、宦官冯保结成铁三角关系，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执政与改革时期。作为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的推进者，张居正在史学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革新，并在主持修纂《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官史时加以贯彻。为了做好《实录》修纂的史料储备工作，他恢复并革新了废置已久的起居注制度，以此约束日益膨胀的皇权。
一、恢复并改革起居注制度，约束皇权
众所周知，古代的变革和维新，大都是通过复古形式进行的。张居正也是借恢复过去的起居注制度，来实现官史修纂上的变革，以实现制约君权并储备史料的双重目的的。
起居注制度的产生，是儒家意识形态与君主专制制度相互整合的结果。君主专制制度经历了与秦代法家、汉初道家的结合与离异后，最终在汉武帝时确立了与儒家思想的联姻。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君主专制制度，与以公天下为目的的儒家思想，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二者既相互妥协和利用，又相互矛盾和冲突：儒家既以三纲迎合君主专制制度，又以天的神力和史的惩戒功能约束君主权力。[1]用迫近御前的起居注制度记录君主的言动，便是儒家约束君主的措施之一。最早的起居注著作《禁中起居注》之所以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正缘于二者的相互整合。至唐代，形成了门下省的起居郎(左史)和中书省的起居舍人(右史)，随同皇帝上殿，退朝后录帝言论为《起居注》，以供史馆撰修国史之用的制度。为了约束皇帝的行为，史臣可以公然拒绝皇帝观看其本人的《起居注》[2](P397～398)。
明初君臣在起居注制度上的态度是一致的。据张居正介绍：“国初设起居注，日侍左右，纪录言动，实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制。”[3]朱元璋早在甲辰年(1364)三月丁卯便“置起居注、给事中”[4](卷14)。将以“秉笔直书”为宗旨的起居注与以“直言强谏”为职事的给事中相提并论，表明朱元璋设立起居注的最初动机也是将之作为君权的制约机制。但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起居注的官职品级就从高到低不断下降。吴元年定秩正五品，洪武四年改正七品，六年时略为上升至从六品[5]，但至洪武九年更降为从七品[4](卷110，洪武九年十一月丙戌)，后来干脆废止了起居注制度。这自然引起了儒臣们的不满，他们不断提出恢复起居注制度的建议。成化时，卢玑倡议道：“自古帝王皆设左右起居注之官，所以记人君之言动、朝廷之政事、百官之贤否。我朝法古图治，岂容独缺?宜命执政大臣斟酌以立之，遴选以充之，置诸左右，敕许其直书无所忌讳，则非徒备我朝之史事，实可维持上下之良心。”[6](卷200，成化七年四月丙辰)由于疏中提到“稔恶之人亦将有所畏而不敢肆”，使宪宗感到最有可能身受约束的是自己，所以未予采纳。弘治年间储巏再次提议恢复起居注并记录召问始末的制度[7](卷216，弘治十七年九月癸卯)。正德初，何瑭又提出：“令修撰、编修、检讨，番直史馆，凡皇上之起居，臣工之论列，大政事之因革张弛，大臣僚之升降拜罢，皆令即时纪录。”[8]嘉靖十一年八月，翰林院学士廖道南再次建议“复史职。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古制皆然。惟我太祖之设起居注，仁宗之开弘文馆，亦并师此意。自宣德后，相权重，史职轻，而起居注寝废矣。皇上法古帝王言动为世则，虽常命官编纂御札，而职非专设，事未责成。今宜复圣祖旧制，选翰林中学行才识优卓者，俾其职兼起居注，日记言动，以致邦有大政，民有大眚，皆令书之以征时政，则史职不为虚设矣”[9](卷141，嘉靖十一年八月乙未)。由于起居注迫近御前的特点，对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加以记录，无疑会使君主受到约束，因此世宗表面上“嘉其意忠”，但事后毫不理睬。
万历初期，张居正柄政，以其改革家的气魄，恢复了起居注这一重要的史料储备制度及君权制约机制。万历元年八月，翰林院编修张位“请令翰林诸臣日输数人直史馆，候有明旨及朝讲召对、宫禁游习，凡一言一行，据见闻记之，其各衙门所奏行大事关白内阁者，亦据缘由纪其节略，俱俟阁臣裁定，藏之秘府，以备参考”[10](卷16，万历元年八月癸酉)。张居正抓住这一时机，上了本《议处史职疏》，对起居注制度恢复的重要性及措施都做了详细阐述。据《明神宗实录》卷35载：“(万历三年二月丙申)先是，翰林院编修张位疏饬史职以光新政，礼部覆议，裁定史职系阁臣题请。于是大学士张居正议：‘国初设起居注……迨后详定官制，乃设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盖以记载事重，故设官加详，原非有所罢废。但自职名更定之后，遂失朝夕记注之规，以致累朝以来，史文缺略。’”于是要求恢复起居注制度。
但由于以前的起居注制度难以合乎当前的实际，因此他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变革措施。具体说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设立日讲起居注官，对皇帝的言动进行记录：“照得史臣之职，以纪录起居为重，顾宫禁邃严，流传少实，堂帘远隔，听睹非真，则何以据事直书，传信垂后?看得日讲官密迩天颜，见闻真切，又每从阁臣之后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谋议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阁臣皆得告语之。合令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经筵日讲，则讲官即记注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3]即在日讲官中，日轮一人为起居注，专记皇帝言动；皇帝上朝时，由轮值的日讲官与另外三位史官，一共四员，随同上朝，记录皇帝言动，并规定了日讲起居注在朝的具体位置：“谨按礼仪定式，凡遇常朝，记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后，近上便于观听，即古螭头载笔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见臣下仪，以修撰、编修充侍班官，即古随使入直纪事之意。今宜遵照祖制，除升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该日记注起居并史官共四员，列于东班各科给事中之上。午朝列御会极门，列于御座西稍南，专一记注言动。”[3]但是，日讲起居注官的记录范围，较以前跟随皇帝左右的起居注要小，对“禁秘不可宣泄者”不能知闻和记载。日讲起居注官所能记载的活动，也就是一般的日讲、郊祀、耕籍、幸学、大阅等活动：“凡效祀、耕籍、幸学、大阅诸大典，亦令侍班随从纪录。”[3]张居正设立日讲起居注的改革措施得到施行。万历三年三月，张居正推荐“日讲官丁士美等六员轮赴史馆记注起居，以修撰王家屏、徐显卿、张位、于慎行、沈懋孝、编修沈一贯编修章奏”[10](卷36)。
第二，由涉及国家机密的当事大臣兼担起居注之责，记录或追述“秘殿独对”的过程，封送史馆作为修纂官史的依据：“至于不时宣召，及大臣秘殿独对者，恐有机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对大臣自纪圣谕、奏对始末，封送史馆诠次。”[3]其意是说，皇帝在宫中发生的宣召、秘殿独对等活动，由于事涉国家机密，不便让日讲起居注官参与，便由被召对的大臣自己书写后封送史馆中的起居注馆，以作修纂实录之用。张居正所提议的这种制度，直到他死后许多年仍在延续。如《神宗实录》卷219载，万历十八年二月五日，神宗对雒于仁激烈抨击自己酒色财气的奏本，十分恼怒，在内宫召见内阁大臣申时行等人时，要求严处，但申时行软磨硬泡地加以抵制，提出如果神宗能够予以宽容，“容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颂皇上尧舜之君”。这里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依据旧例，被召大臣可将皇上的言动加以回忆并记录，封送史馆。又据《神宗实录》卷593载，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戊午，大学士方从哲诣思善门为皇后哭临毕，随诣仁德门向神宗问安，并“请亲至御前一睹天颜”；少顷，内使召他入见于弘德殿御榻东间，“上侧身卧。从哲西向行四拜礼”；神宗述其病状后，“昂首目从哲云：‘先生试看朕容。’且出手腕令看。从哲跪前仰视，圣颜果然清减”。《实录》最后说：“时上自言病状甚悉，语多不能尽忆。”这显然是经方从哲回忆后，由日讲起居注整理而成的。
第三，设立起居注馆，编纂六曹章奏。张居正提出在史馆中设立起居注馆：“其朝廷政事见诸司章奏者，另选年深文学素优史官六员，专管编纂。事分六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每人专管一曹，俱常用在馆供事，不许别求差遣及托故告假等项，致妨公务。”即选史官六人，将日讲起居注官所记皇帝之言动，和当事大臣封送史馆的“秘殿独对”经历，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曹章奏，编纂成《起居注》和《六曹章奏》。“其诸司章奏，该科奉旨发部，即全抄送阁转发史馆”后，由六位史官编纂成册，“其纪录体例，祗备事由颠末”。[8]《起居注》及《六曹章奏》修成后，藏于匮中封存，俟日后修《实录》之用。张居正的这条改革建议得到施行，编纂《六曹章奏》的工作顺利进行：“(万历四年正月)甲寅，以编修沈渊、黄凤翔充起居注馆编纂章奏。”[10](卷46)尽管张居正去世后遭到神宗的清算，但其所设立的起居注馆及编纂《六曹章奏》的措施并未中断，直到万历末年还在进行。万历四十五年九月辛未，大学士方从哲题：“起居注馆例官史官编纂《六曹章奏》，请补周延儒等六员。”[10](卷561)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己丑，“以编修林欲楫、马之骐，检讨丁绍轼、王祚远、冯铨、李国木普等充起居注馆纂修”[10](卷570)。其实，张居正恢复起居注的措施，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完善了实录修纂的史料储备制度。在他担任实录总裁时，深感由于缺乏起居注制度，致使有关皇帝言行的史料严重不足：“迩者，纂修《世宗》、《穆宗实录》，臣等祗是总裁，凡所编辑，不过诸司章奏稍加删润，檃括成篇。至于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是以两朝之大经大法，罔敢或遗，而二圣之嘉谟嘉猷，多所未备，此皆史官职废致然也。”[11](卷13)因此，起居注制度的恢复，为未来修纂《神宗实录》提供了充足的史料依据。二是约束了君权，具有提倡政治公开性的意味。所谓公开，便是由史官记录并编纂成史，让君主的一言一行暴露在可能预见的众目睽睽之下，并以直笔无讳和流芳遗臭的史学评价机制约束其行为。张居正设立日讲起居注的效果，相当于在皇帝身边安装了一个摄像监视器，君主在日讲、郊祀、耕籍、幸学、大阅、上朝的一举一动，都被摄入镜头。其令宣召和秘殿独对的当事大臣兼任起居注官的措施，使皇帝与枢臣之间的政治活动，也被纳入了官史编纂和史学制约之中，成为可能昭示后世的对象。实际上，张居正是将档案的保密制度做了重要改革。中国古代没有如当代美国这般的30年档案解秘制度，因此有不少秘密档案从不解秘，直到其政权被推翻才为人所知，甚至有因销毁档案而使其真象永不知晓的情况。张居正倡导的由秘殿召对的当事大臣追述亲历过程，并封送史馆以为修史之凭的措施，无疑加速了档案的解秘过程，使当代政治和历史至少在史官这一层面上获得公开，起到了一定的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
正因为张居正建立的这种起居注制度具有公开性，所以起居注制度恢复后，对君权起到了显而易见的制约作用。据《春明梦余录》载：“一日神宗顾见史官，还宫偶有戏言，虑外闻，自失曰：‘莫使起居闻知，闻则书矣。’起居之有益主德如此。”[11](卷13)
二、专任图成，立程责效：官史修纂的目标管理
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特点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做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10](卷19，万历元年十一月庚辰)；其效果正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那样，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所有官员，百事惟谨，致政风大变，效率提高。张居正的这种考成法，也施诸官史修纂上，从而形成了“专任图成”和“立程责效”的目标管理制度。
明代官史修纂中最主要的史著便是《明实录》。由于官场腐败，管理混乱，人浮于事，作风散漫，致使《实录》修纂久拖不成。按照惯例，参与官史尤其是《实录》修纂的人员，书成之后都会得到升擢和赏赐，因此，史馆修纂人员的调入，常常成为内阁大臣扶植亲信的机会。他们“各荐所知”，不顾才质，结果有时举荐的史官非老即病，或入馆“经宿而死”，被人讥为：“生老病死苦，史馆备矣。”[12]更为可笑的是，一些誊录官征入史馆后未及誊写，即遇丁忧服阕，至服满回京，书已修成，未缮一字，仍照常获得升赏：“或初充史馆誊录，未举一笔，以丁忧去，服阕，适书完，遂由员外进郎中者，其妄干恩泽，紊乱旧章，曾无一人举觉。”[12]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史官常常散漫无纪，或随便请假不来编摩；或天热时不顾体面，竟在史馆“多亵服执笔”[12]；甚至在史馆中吵闹对骂，斯文扫地。景泰间修《寰宇通志》，史官丁与宋怀“忿怒失色，詈言于馆中”，有人写诗讽刺道：“参议丁公性太刚，宋卿凌慢亦难当。乱将毒手抛青史，故发伧言污玉堂。同辈有情难劝解，外郎无礼便传扬。不知班马韩欧辈，曾为修书闹几场。”[12]这便是张居正改革史馆前的状态。
张居正执政之初，朝廷修纂《世宗实录》逾六年未成，此后又先后上马了《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大型修纂工程。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作为首辅兼总裁的张居正提出了“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改革措施并推行相应的目标管理制度，很快扭转了史馆散漫、史书久修不完的局面。具体来讲，张居正的官史修纂改革包括以下两个措施：
第一，推行“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措施，实行正副总裁责任制和分层管理。张居正提出：“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世宗肃皇帝实录》开馆纂修今经六年，迄无成功，盖以未尝专任而责成之故也。盖编撰之事，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必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职责要紧又在副总裁官。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右侍郎王希烈原系《世宗皇帝实录》副总裁，今各馆草稿未经修饰，宜责二臣专管……立为程限，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十月间，臣等将纂完稿本各进呈一次。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积累，然后后功可期。”[10](卷5)所谓专任责成，便是要求各史官之间有明确的分工；分层管理，便是不同级别的史官承担不同的修纂任务，首先是纂修官修纂史稿，然后由副总裁“看详”，最后由总裁“删润”。随着修纂工作由具体到全面的提升和史官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对完成稿子数量的要求也相应发生变化，即负责修纂事宜的纂修官每月要编成一年之事，只负责“看详”修改的副总裁每月则要改完一年之事，而总裁则要负责全部报上来的稿子的“删润”审查工作。立程责效，则提出了实录修纂的时间期限，并规定每年五月和十月进呈两次修成稿。
张居正自己对专任责成制度身体力行。虽然身为内阁首辅，日理万机，但他还是尽到了一个总裁应尽的职责。总裁是史馆业务的总负责人，负责史书修纂体例的制定、内容的弃取，统一平衡副总裁送上来的史书草稿，加以“删润”，同时也负责馆内纂修人员任务的分配及监督。史馆一般设多位总裁，首席总裁多由内阁首辅兼任，第二总裁由次辅担任，依次类推。首席总裁负总责，其他总裁则协助首席总裁负责实录修纂的业务工作。首辅张居正担任《世宗实录》及《穆宗实录》总裁时，就十分负责，自谓“无一字不经臣删润，无一事不经臣讨论”[10](卷65)。这决非自夸，而是真实表白。神宗曾情不自禁地称赞：“皇祖《实录》皆经先生看改!”
第二，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次第修纂《世宗实录》、《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这是立程责效的另一种表现。当时，除了《世宗实录》外，《穆宗实录》也在纂修之中。张居正忙而不乱，以改革家的魄力和远见制定了《世宗实录》与《穆宗实录》修纂的总体规划，决定两部《实录》同时并进，但先集中力量完成篇幅较少的《穆宗实录》，然后再集中全部力量纂完卷帙浩繁的《世宗实录》：“顾皇祖历世四纪，编纂卒难就绪；皇考临御六年，刻日自可竣功。俟纂成之日，令两馆各官并纂《肃皇帝实录》，则两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
按照张居正分两步走的计划，《穆宗实录》于万历二年七月甲申顺利完成。进呈的《穆宗实录》共70卷、《穆宗宝训》8卷，加上目录及凡例共为80册，自始修至完工仅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
正当总裁张居正集中全力修纂《世宗实录》时，万历四年六月，《大明会典》的重修又拉开了帷幕。这无疑加重了史馆修史的负担，使情况变得较为复杂。作为《世宗实录》的正副总裁，张居正和汪镗等又都兼任《会典》的正副总裁[10](卷51、52)。修纂官也相互兼任，如马自强等“方纂修《世宗实录》，诏不妨以原务兼修”[10](卷51，万历四年六月乙酉)；万历四年九月丁未，“命《实录》纂修官检讨王弘诲充《会典》纂修官”[10](卷54)。《大明会典》的工程量也很大，据万历十五年刊行的《会典》来看，因为补入嘉靖二十八以后至万历十三年的史事，使篇幅增至228卷。在上述情况下，张居正没有过分地分散精力，仍坚持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革新措施和既定目标，以有限的人力从事《大明会典》的修纂，仍然集中主要力量修纂《世宗实录》。
到万历五年八月甲戌，前后花了十一年之久的《世宗实录》最终竣工。这部巨著长达566卷，加上同时修纂的《世宗宝训》24卷，共590卷。如此长篇巨制能够顺利完成，无疑得力于张居正在修纂制度上的改革和管理到位。《世宗实录》不仅速度上进展较快，更重要的是，质量得到了保障。由于张居正的正确导向，史官坚持据实直书，如《世宗实录》在记兵部右侍郎魏谦吉生平时，就敢于对这个无赖发迹的深层背景进行揭露：“谦吉，狂率无赖，不类衣冠士。其居官终始，所至无一善状。淫暴掊克，若饿鸱乳虎。至于锥刀乞索，即市井人羞言之。属时政污浊，遂致位卿尹，恩恤隆备若此!”[9](卷485)这不仅是对魏谦吉个人的贬斥，也是对世宗朝腐败政局的控诉。在张居正革新精神的指导下，《世宗实录》修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明实录》中最好的一部。清代徐乾学在《明史例案》卷二中评论道：“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
此外，对于官史修纂机构的史馆，张居正也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如完善供给制度、门卫制度等等。明代史馆所需办公用品实行供给制，供应内容包括酒饭、笔墨、木炭、桌、凳、砚、炉、象牙书圈、纸札等。张居正为了保证实现专任责成的目的，坚持完善史馆供给制度。万历四年七月丁未，“大学士张居正等以重修《会典》，请日给副总裁、纂修等官及各员役供事者酒饭、笔墨、木炭等项，照旧开支。其桌、凳、研、炉、大小象牙书圈，内监照数送用。刑部、都察院按月支送纸札”[10](卷52，万历四年七月丁未)。张居正还在《议处史职疏》中要求将史馆中的东面四馆改成起居注馆，并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其合用纸札、笔墨、酒饭等项，照纂修例给。”他还提议由政府向史馆提供校尉、办事吏、裱褙匠等员工，以解除修纂史官的后顾之忧。重修《大明会典》时，张居正就建议“外用办事吏二十名，分送各馆管理册籍，启闭馆门，匠役并校尉照旧应用”。门卫制度也是史馆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了保证修史环境的安静，提高修史效率，同时也做好保密工作，张居正建议史馆要加强门卫制度，不准闲杂人员随便出入。他在《议处史职疏》中上言：“除典守誊录人役随同共事外，一应闲杂人等，不许擅入!”守卫史馆的人员便是前揭之校尉。
三、张居正官史修纂革新的意义
张居正建立的起居注制度，终明之世都或显或隐地发挥着作用，不仅《神宗实录》广泛采用了《万历起居注》的史料，甚至《光宗实录》也都受到了万历初所置日讲起居注官编纂《起居注》制度的影响。该书《进实录表》云：“发秘藏于内府，蒐职掌于诸曹，自华渚虹流之辰，迨鼎湖龙驭之日，于凡起居言动，政令批裁，以至事涉宫闱，计关宗社，书宁详而毋略，言必信而有征。”可见，此时仍有日讲起居注记注光宗的言动，并为《光宗实录》所采用。
张居正在史馆的改革，为后世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天启元年三月，御史周宗建在所上《请修(神宗)实录疏》中，将张居正“专任图成”和“立程责效”的思路向前发展了一步，建议《神宗实录》修纂要让总裁分年专任，“今请略仿万历初年，责令总裁分年专任，示以划一”；同时要求起用学有专门的史官承担修纂任务，“方今承明，著作之庭，虽称济济多才，而学有专门，事难兼习。如星历、乐律、河渠三项，非藉讲求，终难虚课”；最后要求按照万历初年修《世宗实录》的做法，严立程限，不准史臣“乞私差而图自便”。[13](卷1)清代实录馆推行正副总裁专任责成的制度[14]，也是对张居正在明代官史修纂中经验的继承和发扬。
“世间已无张居正”后，“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15](P76)。明朝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出现了大倒退，在官史修纂上也出现了滑坡的局面。没有总裁张居正的史馆，再次处于管理混乱和懈怠弛废的状态：由于史馆缺乏调度，没有顾及修史的实际步骤，而是过早调入誊录人员，致其尸位素餐，虚靡俸禄。焦竑(1540～1619)针对这一现象指出：“至史馆两房中书，本供缮写。今始事之日，方翻阅遗文，蒐讨故实。下笔之期，茫无影响，誊录之官，安所用之?似当暂为停止，俟他日脱稿之后，经总裁改定，方可取用，量为资给，不但冗费可裁，而亦侥倖少抑。”[11](卷32，《修史四事》)同时，修纂人员散漫无纪，上班时间随便出入史馆，在史馆外置办私寓，逍遥宴饮，并常以各种借口请假回家。万历三十四年十一月戊辰，礼科右给事中汪若霖批评道：“自今史局浸成浮寄之区!”[10](卷427)《神宗实录》等官史的修纂连年累月久拖不成，天启五年正月癸酉，失去耐心的熹宗严责史官道：“皇祖《实录》开馆至今已经五载，而未告成，虚靡廪禄，各官职守何在?”更重要的是，自张居正修成《世宗实录》后，史馆再也没有产生如此出类拔萃的官史了。
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张居正在官史修纂中的革新，其意义是非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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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廷玉，等.明史：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刘吉，等.明宪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7]李东阳，等.明孝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8]张萱.西园闻见录·史局[M].哈佛燕京学社，1940.
[9]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0]周延儒，等.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1]孙承泽.春明梦余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2]尹直.謇斋琐缀录：国朝典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3]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Z].清同治六年刊.
[14]王清政.清代实录馆考述[J].江汉论坛，1999(2).
[1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2.
注释：①关于张居正的研究成果甚多，代表性的有杨铎《张江陵年谱》[中国史学丛刊](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陈翊林《张居正评传》(中华书局，1934年)、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唐新《张江陵新传》(台北：中华书局，1968年)、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但均未对此问题展开论述。
作者简介：谢贵安(1962-)，男，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及中国史学史研究。
本文原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月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