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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文睿智反省现代化

郭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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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桢精美的《熊十力全集》已于日前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学术界和出版界值得庆贺的事情。这部全集由著名学者萧萐父教授主编,由郭齐勇、景海峰、王守常、蔡兆华等搜集、整理、点校。

全集9卷10册,共500万字。第1—8卷收录了熊先生的全部著作、信札、讲义、论文等,其中有不少佚稿和书札为首次公开发表。这是目前海内外第一个熊先生的《全集》本。通过《全集》本,可以解决哲学史上的一些疑问。例如,熊先生的代表著作《新唯识论》是怎么形成的呢?学界过去只知道熊先生的《新唯知识》的文言文本(1932年)与语体文本(1944年),不知道此前的数种讲义。此次出版的《全集》,把熊先生1923年、1926年、1930年在北京大学讲学的三种《唯识学概论》公布了出来,方便研究者进一步研究作者是如何由讲授佛教唯识学变成批评唯识学,又是如何借助唯识学,由佛归儒,创制《新唯识论》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9卷以两巨册百万字的篇幅,把60多年间,海内外各种批评熊十力思想的文献全部刊布出来。这里包括了有关儒佛之争或唯识与华严之争、熊氏哲学思想之性质、派属、特征与思想史地位之争和有关熊氏人格的评价等公案。

熊十力的学术地位是由他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的双向批判、双重扬弃所确定的。他力图理解时代、把握时代脉搏,而又与热闹喧嚣的俗情世界,与新潮和时髦,与政界、商界、甚至学界,保持一定的距离,绝不随波逐流。在他一生的独行孤往、苦闷求索中,以传统批导现代,以现代批导传统,其深刻性远远超过了某些有着赫赫名声的讲堂教授。他以全幅生命抗拒着传统文化的腐化和僵化,批判专制主义及其吃人礼教造成的政治——伦理异化;又警惕、防范着人文的沦丧、价值的旁落、生命的钝化、灵性的消亡,抗议工业社会带来的负面——人与天、地、人、我的疏离与紧张,人性的贫弱化、单面化、物化,人失去了安心立命之所及精神的归乡与故园。熊十力力图复兴与鸢飞鱼跃、生生不息、生意盎然的宇宙大生命相匹配的人文世界,恢复具有创造精神的、活活泼泼的、刚健自强的民族文化生命。他以人文的睿智,重建了道德自我,重新考察了现代性与根源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人文价值与科技理性的关系问题。

熊十力一生反对抛却自我、失所依归的“海上逐臭之夫”。面对菲薄固有、一意袭外人肤表、“追随外人时下浅薄风会”的全盘外化倾向和浮浅芜杂、转手稗贩、自贱自戕、奴颜媚骨的所谓“思想界”,他作狮子之吼,为挺立和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创造了融合西方思想、继承东方精髓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他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其苦心孤诣乃在于重新发现、开掘中华文化的灵根和神髓。一个人,一个族类,都有自身内在的大宝藏,如果不善于“自力开辟”、“自力创造”,反而“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放弃己性、特殊性、民族性、个体性,那就很容易沦为浮游无根的精神弃儿。熊先生一生最可贵的就是保持了己性,护持了“真我”。在他看来,作为社会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特质,只能是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倘若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学术失个性,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思想界。熊先生说:“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他提倡“自本自根,自信自足,自发自辟”,反对尽弃固有宝藏,凭浮词浅衷,作无本之学。

1946年6月7日,熊十氏致函徐复观说:“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熊十力一生求真,忌俗,甘贫贱,忍淡薄,去浮华,务潜修,批评那些耐不住寂寞,往来中外都邑,扬誉公卿名流,自荒所业,而以广声气为宏学,一意博取浮名的所谓“学人”,“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虽得名,亦无自得之意矣”。这对于当今充斥“学界”的“风派”、“名士”,不啻当头棒喝!熊先生说,凡有志于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他这种堂堂巍巍做人,独立不苟为学的精神,本来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具备的最起码的素质,然而在良知沉沦的今天,此道甚孤矣!

没有独立的学人,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学术;没有独立纷呈的学术,就没有我们民族的自主性。知识分子个体性、自主性的沉沦,知识分子素质的贫弱化或奴性化,并不简单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民族精神衰亡与否的问题。我们的民族精神,难道不正是以千千万万“士人”个体或其共同体(例如自由讲学之民间书院等)作为载体或薪火相传的媒介吗?知识分子的个性彰显和学术的自立之道,恰恰与民族精神的活化和挺立有着有机的联系。换言之,知识分子被他力或自力所阉割,即是民族精神的被阉割。这不独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实。

特立独行的怪杰——熊十力其人

文 力

熊十力不仅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家,也是一位特立独行、无所依傍的怪杰。他一生涵濡着平民性格,从未接受过旧式或新式的系统的正规化教育,由贫瘠的鄂东乡间,自学成才,凭藉着“上天以斯文属余”的狂者情愫及某种缘会,终而定格于北京大学,成为“后五四时期”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奠基人。

熊十力,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漆园、逸翁,清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农历正月初四日生,湖北省黄冈人。

熊十力生长在贫瘠乡间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13~14岁时,他的父母相继病亡。日后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何柽木先生处读了半年乡塾。16~17岁时游学乡间。不久,他与同县何自新、浠水王汉共游江汉,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熊氏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1905年,熊氏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宣传革命,联络同人。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由于熊氏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遂被鄂军首领张彪所通缉,幸为友人掩护,秘密出逃。

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德安耕读、教书。1917~1918年间,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熊氏“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

1918年前后,熊十力与蔡元培先生通信,支持蔡先生创办“进德会”。1919年前后,熊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不久因笔墨官司结识梁漱溟。由梁介绍,熊氏得以到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大师门下学佛。1920年秋至1922年秋,熊氏在内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的基础,接受了哲学思维的严格训练。1922年,梁漱溟征得蔡元培同意,请欧阳门下弟子来北大顶替自己讲授佛教唯识学。借此机缘,熊十力得以受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正是在北大这种学术环境中,熊十力才得到了独立思考并与学术界精英砥砺学问的机会。

自1923年开始,熊十力一步步背弃师说,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通过十年精思,熊十力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其标志是1932年10月在杭州印行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是书出版后,得到学界蔡元培、马一浮、林志钧等人的高度赞扬,也几乎遭致佛学界群起而攻之。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颠沛流离,生活拮据。他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著的爱,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熊氏哲学体系之充实、发展、完善并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亦是在抗战期间。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

1949年后,熊氏仍以著述为生。他继续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又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尽管晚年日渐孤独,无人理会,但毕竟仍能按自己的思路运思而没有受到过多的外在压力和干扰,而且《新唯识论》的删定本、《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著作的出版、印行都得到政府的资助。1966年“文革”爆发,熊十力也在劫难逃了!他终于在1968年5月23日在上海辞世,终年84岁。

熊十力思想的发展轨迹,大体上是:早年批判六经,认为六经是拥护帝制之书;中年趋向佛法一途,直从大乘有宗唯识论入手,不久舍弃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观空之学为归宿;后仍返求诸己,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契合于儒家《周易》。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蒂。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之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皇、扩展、深化、扬弃的。学界把他们师弟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