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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哲学的非西方实体性格敬答袁信爱教授

郭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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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哲学与文化》的编辑先生以拙文《中国哲学史上的非实体思想》作为廿六卷十一期的重点论文,感谢袁信爱教授对拙文的评论。现简略答复如下:

第一、拙文的比较参照座标。西方实体学说虽屡有变化,但典型形态且影响深远的是亚里斯多德的实体学说。拙文很明确地以亚氏为比较的参照座标,这在“前言”中即以说明。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一般都把“存在物的存在”看作是某种普遍存在的实体。亚氏在《形而上学》中指出:“实体是事物的底层、本原的第一原因。”“基质、本质以及两者的复合物称为实体”。亚氏把一般“形式”当作了第一实体,个别事物倒成了第二实体。当然,在亚氏那里,三种实体即个别实体、物质(质料)实体和形式并不是三种互不相干的东西。但一般说来,在康德以前,西方哲学史上的物质实在论把日月山川等自然现象看作是不依赖于心灵而独立存在的,而理念实在论则主张表象只是其背后那个更基础、更本质的原型的模本。大陆理性派实体学说主要是形式实体的学说,特别是上帝作为最高创造者的学说,其次是低级形式实体即灵魂、精神单子的学说 ;英国经验派的物质实体也常具有形式性质。西方实体学说均离不开亚氏。(1)

袁教授说我“述及西方实体主义似有混淆柏拉图的‘观念论’与亚里斯多德的‘形质论’之嫌”(2)。实际上,亚氏实体学说也离不开柏拉图的共相、理念,毋宁说,其一般形式实体的观念来源于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的理念论。亚氏批判了柏氏但又回到了柏氏将普遍的东西看作是宇宙的本体这一基本立场,乃至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成为西方哲学史上最大的传统(3).

第二、拙文绝对不是以汉代思想为准来理解和诠释四个原型观念的 。拙文所说的“基元概念”“基元范畴”“原型观念”是一回事,是指在先秦时代产生的“五行”“阴阳”“ 气”“道”这四个概念、范畴、观念极其重要,而且贯穿到中国哲学史的全局与始终。拙文所引的主要是先秦哲学的史料。本意是指出,这些范畴、观念与古希腊的原型观念,特别是亚氏的物质实体、个别或一般形式实体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这还不止是原子论与气论的差异、实体论与关系论的差异。拙文强调的是,中国哲学之“本体”“实体”观念与西方不同。例如“道”“天”“天道”“太极”“乾元”等,当然是深奥的形上本体,但都是具有无限创造性的流行之体,即体即用,即现象即本体,即整体即过程,都不是西方的、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那种实体意义的本体。道家“道体”之“无”的空灵特性,即指其无限的创造性、包容性。拙文第二部分详细讨论了儒释道三家形上学思想的非亚氏实体论式,是拙文之重心。拙文恰恰强调了儒释道三家的本体或实体论式与西方不同。非实体不是反实体,而是不同于西式或亚氏实体。这并非否定西方实体学说的优长,也不是说中国哲学关于本体、实体的思考方式一定优于西方,而只是指出中西之殊异。

第三、拙文试图纠正哲学史教科书的一些泛西方化的说法。例如“五行”,拙文特别指出它不是独立自存、同一不变的五种实体,而是具有五种特性的力量、动势、活动、动因、能力及彼此间的联系和关系。“五行”学说大体上有三种。第一是《尚书·洪范》和《国语》之《鲁语》《郑语》所说的水、火、木、金、土之“五行”,虽指五物,但很难说是实体,其所说的是五种性能、活动、材质的和合,杂以生成百物。《左传》还特别指出五行、五味、五色,是“民之行也”,《国语》也说是“地之行五”,可知其强调的是五种行动。(4)第二是仁、义、礼、智、圣之“五行”即是思孟五行,见马王堆帛书《五行》《德圣》和郭店楚简《五行》诸出土文献,这是指五德的关系,是指的心之行和德之行,即德气的运行,其形之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前者说道德的内在性,与形上天道有关,属天之道,后者是道德实践活动,属人之道。思孟五行学说贯通超越的天道、人的道德的内在性和实践活动。(5)第三是邹衍等的阴阳五行学说,讲五种力量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总之“五行”学说着力说明的不是世界、事物,乃至德行的静态构成,而是动态变化,气化流行,肯定自然、社会、人身的现实存在和未来趋势是由隐态或显态、性相各异的动势、能量之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并随着多重力量的彼此消长而变化 。这是机体论的、关系论或过程论的方式,与希腊构成论、实体论的方式不类。

总之,拙文的表达是清楚的,主要说明的是中国哲学的特性,袁教授的批评缘于一些误会,其实细看拙文即知。我非常感谢袁教授的批评,促使我更全面、细致地认识中西哲学的异同比较。

注:

(1) 参见毛怡红:《实体、自然及其意义――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自然哲学”谈非实体主义如何可能》、邓晓芒:《西方哲学史上的实体主义与非实体主义》,两文均收入罗嘉昌等主编:《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

(2)袁信爱质疑文,见《哲学与文化》第二十六卷第11期,1999年11月。

(3)参见邓晓芒:《西方传统本体论的提问方式和形态演化》,吴根友等主编:《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

(4)详见我的原文,又请见陈荣捷:《中国哲学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学所,1994年8月初版,页119。

(5)另请见拙文:《郭店儒家简与孟子心性论》,1999年7月台北政治大学主办之第11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论文;《郭店楚简身心观发微》,1999年10月武汉大学主办之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