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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特色·经典导读

郭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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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至7月,应哈佛大学的邀请,我到该校作高访与合作研究。3月,陆登庭校长访华。他访华前曾请该校十几位教授座谈教育理念与中国文化问题。教授们批评校方目前推崇的是权力、财富教育,有违哈佛的理念与传统。 校长接受批评并作了协调工作。 哈佛的传统是通识教育,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 哈佛人认为,最佳教育是开放式、创造性教育,不仅应有助于学生在专业领域内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与能力,而且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善于深思熟虑,有追求的理想目标和洞察力,成为具有自由人格的、完美的、成功的人。哈佛本科生在校四年中,除在一个主要领域中学习外,也进行跨学科专业的学习。该校不少教授强调人文学习的重要性,主张理解、吸收不同的价值观念。如大学本科生的“核心课程”中,有一类叫“伦理推理”,请不同的专门家讲授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的伦理课程,让同学们选修一种。其中有杜维明教授的“儒家伦理”课,每次都有三百多位学生选修。杜教授只上大课,并定期主持助教会。该校规定,每20多名学生必须配一名助教,助教参加学生的讨论(每周一次),引导学生读书,批解他们的读书报告。助教多由博士班的学生或博士候选人担任。

有的哈佛教授认为,任何复杂的文明必须发展社会资本,这个社会资本是看不见的。不能以浅短的目光看待我们教育的效果,最佳的教育不能以美元来衡量。有的教授认为,不能只重视经济资本,还要发展文化人。这就要考虑文化传承、心灵积习。除了智力教育、科技方法之外,还要培育伦理素养、人生智慧、精神价值、文化能力、道德信念等等。要培育公众知识分子,关心社会,参与政治,批评当下,指引未来,为社会提供价值指导。

美国每一所高校,哪怕只有一千学生规模的小小的学院,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传统,办得很有特色与个性,并努力使之保持、传承下去。

这就促使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武汉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我们教育工作 的动力在哪里?我们一贯的教育传统是什么?武大区别于别的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也想把这如是四问提出来就教于师友同仁。我想,百多年来,一代代优秀的科学家、人文学者、教育家,前辈师长们薪火相传的最宝贵的精神、最优秀的品格,就是他们的“敬业”精神、学术良知和做人的根本。他们不仅重视知识的传授,尤其重视智慧的提升、能力的培育,给予学生以探求真理、创造发明的有效的方法学训练,使学生走向社会后自觉、主动地从事种种事业,在不同领域中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武大的传统中是不是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交融的特色呢?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不是德、才、学、识并重呢?是不是有那么一种生于忧患、成就人格、兢兢业业、扎实厚重、学问与人品一致的精神呢?另一方面,我们的不足在哪里?有没有明确的教育理念,思想的原创性够不够?在今天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中,我们的学术定力够不够,耐不耐得住寂寞?学术规范遵守得怎么样?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哈佛是教授治校。职员也不少,但都竭诚为教师服务。美国没有我国目前这么庞大的、一层一层的教育衙门,没有教育垄断,没有教育事业中的官本位。当然他们也有文牍主义,但没有我们这么严重。目前我国的教育机构、体制、管理方式妨碍了教师主体地位的确立,教师实际上处于被动、被管理和绝对服从的客体地位。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被压抑,怎么能培育出有创造精神的学生呢?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哈佛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教育,十分重视经典的导读。经典包括古代与现代的、本国与外国的学术名著。如宗教委员会博士班的一门叫做“宗教思想家”的必修课(一个学期),大约要研讨十大家的原著,如近现代著名学者詹姆士、涂尔干、韦伯、弗洛依德、艾律克森、西谷启治的著作等,还有一些辅助性的书。修课的博士生们每周都要交一篇读书报告,间周都要准备一次讨论发言。他们文科研究生的的读书量很大,资格考试前的两、三年读得很苦,考试很严,有淘汰机制。博士生的培养计划,读书、修课,一般由三个学术领域组成,与不同的学术方向或相关的学科、专业打交叉。如宗教委员会的博士班培养计划的基本三项:一是比较研究,除了博士生自己的宗教传统之外,精研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宗教传统(如基督徒研究佛教,佛门弟子研究犹太教等);二是传统及文化,即研究一个传统及其产生、演变及发展的文化,例如儒教、道教与中国文化,回教与中东文化等;三是宗教及其他专业,如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社会学之类。

相反,看我们的文科教学和研究生培养,除学科交叉整合不够外,我感到最不足的是忽视引导学生读经典。我们几十年来一般习惯于用“概论”加“通史”(或专史)来代替原典,近十多年来我们更是忙于拼凑各种通论、概论的体系,现买现卖。把这些东西灌给学生,远不如引导学生自己直接去接触原典来得深厚。古今中外的学术经典著作具有深长久远的滋润作用,给人以创造性的薰炙和不断反刍的空间,是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马克思曾经说过,希腊艺术、史诗或莎士比亚的价值是超越时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那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同样的,各民族前现代文明中大量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道德、伦理、历史等等经典,西方近现代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等经典,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问题是我们的学生不会读书,不会读原典。我们需要想一些办法,通过各种方式,按不同层次的学生的程度,引导他们直接与本专业和相邻专业的经典相沟通。这比读那些三转手、四转手的或拼凑的东西要意味深长得多。能够以文本原来的语言阅读则更好。要让学生读出原汁原味来,并启发他们领悟经典作家是如何思考问题的。给学生导读经典,实际上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难度更大。教学相长,多读经典也可以提升我们文科教师的水平,增强教师的能力。

在论(通论、专论)、史(通史、专史)、典(原典、经典)三者的关系中,我建议凸显“典”,而适度削减原来的泛泛一般之“论”加“史”的结构,尤其是在研究生教学中。世上有有本之学,有无本之学。正如孟子所说:“源泉混混(滚滚),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满;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离娄下》)有本之学如有源之水,滚滚流出,昼夜不停,把洼下之处注满,又继续奔流,一直流到海洋。而无本之学就如无源之水,一到七、八月间,雨水众多,大小沟都填满了,但过不久就干涸了。孟子又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同上)君子贵在深造自得,即自觉地有所领悟。这就要牢固地打好基础,把握它而不动摇,积蓄很深,才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高深的造诣来自自觉地有所得。窃以为,我校的文科教学,包括人文试验班的教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人文班的课程设置没有打破文、史、哲的界限,仍根据原三个系的课程机械相加,给学生灌了很多概论和专史,时间排得满满的,学生负担很重,消化课程的时间不够,自千由创造发挥的空间太小,尤其是没有接触经典。四年读下来,连《诗经》、《楚辞》、《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左传》和许多中西方名著都没有碰过,或者只是在一些概论、通史课中浮光掠影地了解一点点。这样下来,学生没有根源感,没有创发潜能与后劲,这是非常遗憾的。傅斯年先生当台大校长时,规定台大所有文理科学生必修一个学期的《孟子》,强调陶冶心性,提升境界,善养浩然正气,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此次我在哈佛参与一些研讨会及博士班的读书活动,深感由我国大陆出去留学的部分学生,英语很不错,西学也很好,但中国学问的根底(如基本典籍,如文字学、文献学、史料基础等)不如来自我国台湾、香港甚至韩国的学生,而问题意识、思考能力、表达辩说能力则不如美国学生。我想问题是出在我们大学教育甚至中小学教育上,值得我们检讨与反省。附带说一句,我们的大、中、小学生用在英语上的时间、精力是用在国语、国文上的数十倍,长此下去,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总之,我们要培育学生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追求真善美合一的理想,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引导他们学得大智大慧,克服目光短浅、处事功利化、人格虚无化、精神平面化的弊病,改善他们的知识结构,让他们学会直接面对原著经典独立思考,把读书、思考、实验与写作结合起来,把知识、技巧、能力与方法结合起来,使他们走出校门后经得起摔打磨难,有谋生的本领,韧性的精神,又有创新的潜力,充实丰富自己的人生。有根源性才有原创性。为学在严,为人要正。根本的问题在提升我们教师自身的文化底蕴与精神素养,决不放弃理想境界、生命意义与人生价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