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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明清之际四杰学术“近代性”考略

明清之际四杰学术“近代性”考略

冯天瑜

明清之际,约指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即17世纪一百年间,恰置中国文化从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的前夜,其时早期启蒙思潮萌动,昭显中国文化内生的走出中世纪的趋势,表明中国文化近代性的获得并非全然外铄,而是19世纪中叶以降东渐之西学与中国17世纪前后自生的早期启蒙文化相激荡、相汇合的结果。

现以明末徐光启(1562—1633),明末清初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等学术四杰为例,阐发此一题旨。

一、徐光启:锻造“新工具”——实证研究和数学语言

中古学术以模糊性、猜测性为特征,走出其旧轨的近代文化需要

“新工具”,这便是实证研究和仰赖数学语言的归纳法。

英国文艺复兴思想家弗郎西斯·培根(1561—1626)把实验和归纳视作科学发现的工具,从而在方法论角度开启近代文化(见培根《新工具》),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世人尽知,而明末徐光启(1562—1633)几乎在同一时期运用实证、实验方法和重视数学语言,徐氏的这一成就,知之者甚少。

徐光启坚持以经验事实作为科学理论的有效验证,在天文观测和农学实验方面作出努力,他认为,天文历法“必准于天行,用表、用仪、用晷”,昼测日,夜测星,使“私智谬巧,无容其间”。他还以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之尊,亲种试验田,在选种、用肥等方面实验精研,并力推农作物新品种(如上《番薯疏》,推广从南美洲引入高产红薯,作为“救荒本草”)。他主修的《崇祯历法》(使用至今的阴历以此为基础)和撰著的《农政全书》便是实证研究的杰作。

重视数学的方法论功能,是徐氏学术的又一特色。他将数学比喻为工人的刀斧和量尺,掌握此种工具,“历律两家,旁及万事”都能顺利处理。他还把数学方法比喻为掌握金针刺绣技术,“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认为由“数”达“理”方可进入学术堂奥,“百千有用之学出焉”,并“旁通十事”,如天文学、气象学、测量学、水利学、兵器制造学、会计学、舆地学、会计学、医学等等。他还将数学方法。定量分析运用于人文社会领域,如田赋问题、人口问题、宗禄问题,指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是中国乃至世界较早提出的人口增殖概念,又通过数学计算,揭示宗禄将成为国力不可承担的重负。徐氏的数学最大贡献,是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合译欧洲数学经典《几何原本》,将高度公理化的学说介绍给中国,并译制一批汉字数学术语,如体、面、线、点、直角、锐角、平行线、对角线、比例等等,并对每一术语作精准诠释。这些术语沿用至今,整个汉字文化圈(中、日、朝、韩、越)皆受其赐。

徐光启的学术路线在明末至清中叶并未推广,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如稍晚于徐氏的方以智将学问分为宰理(政治学)、通几(哲学)、质测(实证科学),认为通几要质测为基础,质测要以通几为指导。这种将实证科学提升到关键位置的观念与徐光启类似,是具有近代色彩的学术思想。

二、顾炎武:区分“天下”与“国家”

顾炎武是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被尊为清代学术主潮——考据学的开山祖,今不论此。

生当明清鼎革之际的顾炎武(1613—1682),是热烈的爱国者,曾冒死参加抗清斗争,并终生拒绝清廷招聘,其民族精神深为后世景仰,“排滿革命”的章炳麟崇拜顾炎武,更名章太炎,以示效法顾炎武。但我们不要认为,顾氏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有十分前卫的政治观念,如主张区分“天下”与“国家”,这是一种超乎“君国一体”“忠君报国”等中古意识的近代性理念。顾氏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在作此区分的基础上,告诫人们: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顾氏不赞成为一姓一朝的“国家”灭亡如丧考妣,但直至绝无功名的老百姓在内的每个人,都对蕴涵国土、人民、文化意义的“天下”承担着莫大的责任。这种天下观挣脱了君本位的桎梏,转而以人民命运为本位,以文化传承为本位,这是具有近代性的思想。两百多年后,梁启超将顾氏之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诵广远。我们使用这耳熟能详的名句,应当领悟先哲顾炎武的深意。

三、王夫之创见四题

明清之际学人中,王夫之(1619—1692)最富于哲理深度。他的若干哲思直逼近代思辨。

(1)包蕴“物质不灭”“能量守恒”思想萌芽的“元气不灭”论

(2)驳斥退化史观——上古决非黄金时代,“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人类祖先“亦植立之兽而已矣”, 所谓三代圣王“无异于今川广之土司”,由野蛮向文明演进才是历史真实

(3)“文化中心多元”论(突破华夏中心论,推测“中国”以外另有发达文明)·“文化中心转移”论(诸文明“衰旺彼此迭相易”,“吴、楚、浙、闽,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驻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

(4)透过表象发现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因,规律性,建立“势—理—天”相贯通的理性主义历史观

四、黄宗羲:开辟民主主义先路

一种流行说法是,中国没有民主传统,民主主义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舶来品。与之相对应的反论是,民主思想中国古已有之,《尚书》的“民为邦本”,《左传》的“不死君难”,《孟子》的“民贵君轻”即是。这两种极端之论都不符历史真实。

关于中国没有自生的民主,下面再作驳论,现在先简析先秦即有民主思想之说何以不能成立。

民主主义包含“民有、民享、民治”三个缺一不可的方面,而中国先秦以降的民本主义者只谴责昏君、暴君,如夏桀、殷纣之类(甚至不承认其为君,而称之独夫民贼),却从整体上维护君主统治,为君主谋划长治久安之策是民本论者的基本使命,从孟子与藤文公、梁惠王的对话清楚看出这一点。民本主义可以抽象地容纳民有、民享(如《吕氏春秋》声言“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一些帝王声称“朕与臣民共天下”,连以专制著称的清代雍正皇帝也说过类似的话),民本论却决未给“民治”留下空间。而一旦“民治”缺位,“民有”、“民享”必然落空。先秦以降的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学说放射光辉的部分,其重民、恤民思想至今仍有教化价值,但民本主义并非民主主义,而只是君主主义的组成部分。

称中国断无民主传统,民主主义只能从西方进口,则陷入另一种偏颇,无益于今天中国的民主建设,因为此论截断了民主主义的民族文化根脉。事实上,自宋明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成长,由程朱理学所代表的礼教分化出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陆王心学,至明代中晚期,反映市民意愿的泰州学派显出异端倾向,何心隐、李贽等辈发出对君权和孔圣人的微词,而江南士人以书院结社形式,品议朝政,不以朝廷之是非为是非,一种挣脱君主专制的思想在潜滋暗长,这种思想既继承着《左传》《孟子》的民本主义,又隐然有所突破。而将这种走向发挥到极至的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其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为代表作,追随其后的有唐甄(1630—1704)的《潜书》。

《明夷待访录》以空前鲜明的态度宣示告别秦汉以下的君主专制,不十分确定地迈向近代民主制度。

(1)超越传统民本思想只批判暴君的设限,赞扬“古之君”(“公天下”时代的尧舜禹),谴责“今之君”(“私天下”时代的全体专制君主),否定皇权政治。(《明夷待访录·原君》)

(2)超越传统民本思想为了“尊君”而“谏君”的设限,破除沿袭两千年的“君臣主奴”论,倡导君臣皆为天下苍生服务的“君臣同亊”论。(《明夷待访录·原臣》)

(3)为克服政治权力世袭制,力倡发挥选贤而出的宰相的功能(《明夷待访录·置相》),抨击绝对君权的派生物——宦官干政(《明夷待访录·奄宦》)。

(4)法制当以天下为本位,称颂为天下苍生服务三代之法为“公法”,秦汉以下作为帝王之具的法为“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这样的法愈繁密,“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明夷待访录·原法》)

(5)超越传统民本思想“庶人不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设限,主张学校议政,“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应当“公其非是于学校”,以制衡朝廷把持舆论。(《明夷待访录·学校》)

(6)突破“重本(农)抑末(商)”传统,倡导“工商皆本”。(《明夷待访录·财计》)

走出中世纪的近代社会,从农本型自然经济迈向工商发达的商品经济,政治从“君治”通往“民治”,《明夷待访录》或鲜明或朦胧地昭示了这些诉求。而黄宗羲著书时代,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说尚未传播到中国,耶稣会士当时仅向中国介绍西洋科技和宗教,黄氏拥有的学术资源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因袭并变通先秦以降的民本思想,扬弃魏晋隋唐带有道家色彩的无君论、非君论,直承中明以来党社议政之风及市民文化的精髄,综合创新于《明夷待访录》之中,显现了中国本土文化自生的“近代性”趋势。

由于明清之际历史条件的限制,《明夷待访录》之类论著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其书名冠以“待访”,类似的李贽书称《藏书》《焚书》,唐甄书称《潜书》,都表明具有早期“近代性”的思想在近代前夜的中国深受压抑。然而,它们埋伏于17世纪,影响力则发皇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民主主义运动既得自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启迪,梁启超谓“卢孟高文吾本师”,提出“人民主权”论、“社会契约”论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作“三权分立”设计的另一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是中国民主主义者的导师,而同时,中国近代民主主义者又承继“晚明遗献”的早期“近代性”思想。还是那位梁启超说:“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已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孙中山也是《明夷待访录》的崇奉者,他给自己的同志和日本友人赠送条幅,写得较多的除《礼记·礼运篇》的“天下为公”外,便是《明夷待访录》第一、二两篇的篇名“原君”与“原臣”。另外,李贽、顾炎武、王夫之、傅山、唐甄等明末清初思想家也被中国近现代改革者、思想者视作精神先躯,近现代科学家则从徐光启、方以智、徐霞客那里吸取营养。可见,中国近代文化的资源除来自西方外,还取用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而徐、黄、顾、王等“四杰”是提供本土资源的突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