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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锋:“理论经济史”与“实证经济史”的开拓与发展

“理论经济史”与“实证经济史”的开拓与发展

——纪念吴承明先生、汪敬虞先生百年诞辰


武汉大学


一、经济史的定义与经济史学派


“什么是经济史”?或者说“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众说纷纭。赵德馨先生说:“经济史学在时间上是历史的,但其内容却是经济的。它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学科内容决定其研究方法。经济史学的方法,包括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必须是按时序的(历史的)经济学方法。用这样的方法写出的经济史著作,经济学的味道才会浓一些”。又说:“在横向上,就经济史学科中的各个分支而言,其对象,有的是生产力,有的是生产关系,有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若就整个学科而言,则只能表述为‘经济’,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这包括社会生产力及社会生产关系。在纵向上,就经济史学科中的各个分支而言,其对象,有的是古代,有的是近代,有的是现代,有的是从远古到最近的一个发展阶段的终止之日。若就整个学科而言,而只能表述为‘史’,即已成为学科研究对象的过程,而非绝对时间意义上的昨天。换言之,经济史学科的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它只受‘经济’与‘史’的限制[]。赵先生论述到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但关键之点是,经济史“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李伯重在《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一文中认为:经济史的定义,在各种说法中,以吴承明和希克斯(John Hicks)的解释最为合理。前者认为经济史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后者则认为经济史“可以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即一个具有可以认识其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②]。我在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规划教材《中国经济史纲要》写的《绪论》中,综合各种对经济史不同的解释,得出了一个结论:“经济史的研究内容不外乎四个大的方面,即:经济制度与政策、经济结构与方式、经济发展事实与经济行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由此,用一句话界定经济史的定义为:经济史是研究历史上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结构和经济事项以及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外部环境的专门史”[③]。认为经济史有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属性,但本质上不属于经济学,而属于历史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只是研究经济史的一种学科方法。这也就是吴承明先生一句名言所说的:“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另外,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学者笔下,对“经济史”的称法也不相同,大致有“经济史”、“社会经济史”、“经济社会史”、“国民经济史”、“财政经济史”等数种。不同的称法可能意味着侧重不同,如“社会经济史”与“财政经济史”对称时表现明显,但在许多情况下含义相近或等同。

对经济史的不同界定,以及经济史的研究实践,会导致不同研究方法的偏重和经济史学派的产生与形成。吴承明先生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一文中曾经归结:“二次大战后西方的经济史学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罗代尔(Fenand Braudel)为首的整体观史学。二是以福格尔(Robert W.Forgel)为首的计量史学。三是以诺斯(Douglas C.North)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在这里,吴先生提出了在世界经济史学界经济史研究的三大学派:以布罗代尔为首的整体或结构经济史学派,以福格尔为首的计量经济史学派,以诺斯首的制度经济史学派。这种划分与提法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对于中国学者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吴先生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这种对国内外经济史学派的划分无疑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我认为,根据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出身、经历与研究现状,实际上有两大学派,即“理论经济史”和“实证经济史”。


二、“理论经济史”和“实证经济史”


由于经济史学科的边缘、交叉性质(历史学与经济学、历史学与财政学等),经济史学者的出身、经历、学养不同,研究方法互异,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已经有不同的流派,有的偏重于理论,有的偏重于实证,或者说,有的偏重于经济学,有的偏重于历史学,我把偏重于经济学、偏重于理论的称之为“理论经济史”,把偏重于历史学、偏重于实证的称之为“实证经济史”。

赵德馨先生已经分析过:“从历史学(系、所)出身的,史学理论与历史知识基础好,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进程,知道一些典章制度的变迁,懂得历史文献和史实考证的重要性与方法。他们把经济史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研究经济史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所以他们多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喜欢从引起社会(结构、事件)变化的原因角度选题,善于用顺时序、考证、联系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等方法,侧重说明某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经济变迁的社会原因的社会后果。这是他们之所长。从经济学(系、所)出身的,经济理论与部门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好,了解经济的整体结构与运行机制,学了高等数学、统计学、会计学和计算技术。这使他们在研究问题时,喜欢研究国民经济整体或其中某个部分的变化(如供求关系变化、市场发育程度、部门经济史等等),即从宏观经济角度选题,善于从计量上说明经济的发展状况,设计某种模型,从经济理论上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与后果,抽象出经济学理论观点。一般地说,他们不愿意也不擅长对具体的典章制度进行考证”[⑤]。这是一般性的说法和概括,考察吴承明、汪敬虞诸先生的出身、经历,实际情况可能与上说会有所出入。

我们先来看看吴承明先生和汪敬虞先生的出身与经历。

吴承明(19172011),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先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研究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汪敬虞(19172012),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再看经济所以及其他单位代表性经济史学者的出身与经历。

严中平(19091991),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李文治(19092000),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梁方仲(19081970),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岭南大学经济系、中山大学历史工作。

汤象龙(19091998),1925 年考入清华大学首届文科,专攻中国近代财政史,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

傅衣凌 (19111988) ,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先后在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厦门大学历史系工作。

彭雨新(19121995),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岭南大学经济系、中山大学经济系、武汉大学经济系、武汉大学历史系工作。

李埏(19142008),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先后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云南大学历史系工作。

以上诸先生,梁方仲、严中平、吴承明、汪敬虞出身于经济学,汤象龙、彭雨新出身于财政学,李文治、傅衣凌、李埏出身于历史学。以出身经济学者居多,其中,梁方仲等先生可以说是实证经济史的扛鼎者,吴承明等先生可以说是理论经济史的举旗人。他们事实上理论与实证兼具,并没有因为经济学、财政学的出身,而忽视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如果检视他们的论著,更多的具有实证研究的色彩。

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经济学的出身,并不能改变经济史的历史学特征,一旦研究经济史,必须遵循历史学的研究规律。二是尽量还原历史,把经济史实缕述清楚,实证是主要的手段,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有些时候可能处于从属的地位。三是老一辈著名的经济史学者,大都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过,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不久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的创办,与现代经济史学的建立有密切的关联。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与解放后他们集聚经济所,延续经济史的研究传统有关。其他老一辈学者,分散于各地,大都在历史系任教,培养的弟子多为历史学出身,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的经济史研究传统,也与老一辈学者的引领密不可分。

吴承明先生在前揭文章中也认为:“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中国史学自司马迁起就是实证主义的,宋代加入义理,并改进因果论证。清代考据学、训诂学出现盛况,20世纪初兼采考古学成果和西方考证方法,益臻完善。……经济史的根据仍然是经过考证的史料,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也就是说,实证在经济史研究中有其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可以作为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至于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经济计量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均是研究经济史可资借鉴的理论与方法。应该说,吴承明先生对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归纳已经达到极致,国内学者无出其右者。

同时,也应该说明,我不太同意这样的笼统说法:“历代的《食货志》之类都偏重于典章制度,未能成系统的经济史。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⑦]。如所周知,《史记》中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经济发展史的专论,有关财政经济、社会经济的记述已经相当全面。班固的《汉书》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创立了《食货志》。《汉书·食货志》开篇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表明了《食货志》是叙述经济事项的专篇。《汉书·食货志》从上古写到西汉,实际上在当时具有经济通史性质。《汉书·食货志》以后,各史中列有《食货志》的有13 ,即:《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加上《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和《汉书》的《食货志》、《货殖列传》,整个二十六史中专门记载经济事项的门类则有17种。已经构成较为完整的经济史资料系列。《十通》中的经济史资料非常丰富,尤以《通考》系列的内容最为丰富,如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门,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个门类都是专门的经济史资料,24门的1/3。其他“赋役”、“漕运”、“盐法”、“钱法”、“荒政”等专篇或专书,对历朝历代的经济史也有较为系统的记述或论述。所以,笔者同意李根蟠的说法:“中国不但很早就出现关于经济史的记述,而且形成了延绵不断的传统,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经济史学”[]

而且,笔者认为,上述经济史文献,不能单纯的看作是经济史资料,其中也有很多重要的识见。我在《中国俸禄制度史》中,曾经引述过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职官考·禄秩》,其开篇云:


俸禄惟汉最优,唐宋所不及。元以公田租充俸,名曰公田,实输之民,此法极弊者。明代禄米最薄,洪武初,定一品月俸八十七石,递减至五石止,嗣以钞折米,寻钞少,又以布折钞,官至极品,月米易钱仅一千数百文,不成政体。我朝银米兼支,京员另有月俸,雍正时复有恩俸,外官加养廉,乾隆时京官概给双俸,外官佐杂及武职亦予养廉,加惠臣工至优且渥。逮改官制,禄糈益丰。


此段话语从汉唐说到明清,充分显示出作者的识见,没有疑问,这是一种明确的财政经济史论述[]

再引述一段《奉天全省财政说明书·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说明书》的记载:


“税”之字义,《说文》:“税”者,“租”也。《广韵》:“敛”也。《汉书·食货志》:“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也”。可知“税”义实能为表示公经济收入之广义,即可以为概括一切公经济收入上狭义之名词。例如古时之曰贡,曰助,曰彻,曰课,曰赋,得以“税”义概括之。又如近时之曰捐,曰厘,亦得以“税”义概括之。英文TAX者,中世纪专指直接税而言,今则沿用为一切租税之总称矣。曰SCOT(按:系指习惯上特别订定之税而言),曰BEDE(按:系指封建时代日耳曼之佃户付与贵族之地主之税而言),曰TALL(按:系指通行道路及桥梁之税而言),曰DUTY(按:系指专课货物之税而言),均得概括于TAX义中。与我国“税”字为表示公经济收入之广义,可以为概括一切公经济收入上狭义之名词不谋而合。互相印证,其一例也。惟训诂究有差异之点,近时诂TAX,其最流行之说,为人民之义务及为人民之赋课金两义。今我既欲采用彼都之租税制度,势不能不援六书假借之例,假借义务与赋课金两义以诂“税”字,庶几租税之领域易明。领域明,而何者为税,何者为非税,当此租税法未定之时,即可一望而知[]


这里试图从古意及外文语词中论说“税”、“捐”之本意及区别,明显具有专论色彩,也显然不能单纯以经济史资料视之。

以上主要在于说明二点:第一,中国传统的经济史在传统的意义上是比较成熟的,到了晚清,又有新的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本土经济史的研究传统,研究中国经济史,也应该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11]。第二,传统的实证研究,讲究义理、考证、词章三原则,已经有其理论、方法和表现形式,在借鉴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时候,不可偏废。


三、结


吴承明、汪敬虞以及严中平、李文治等老一辈学者,是20世纪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的主要开拓者,在学养上,他们兼具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功底,在方法论上,坚持历史的考证之学,经济之史实,大多亲自考述,既不假手他人,也不轻易“拿来”,所以,他们的论著,即使是理论色彩浓厚,也有史有据,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也正是今天我们研究经济史应该继承发扬的地方。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问,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视野,随着新一代经济史学者的成长,随着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可以期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借鉴西学、宏观视野、问题意识、讲求模式的鼓噪下,有一些不太好的倾向,有的学者指责前此的一些经济史研究,“仅是了解局部的经济现象,如江南的米价波动、江南运河修浚等等,顶多是瞎子摸象”,他们系统测算和研究的“北宋、明、清的GDP总量、经济结构、增长格局以及公共财政等问题”,对了解历史的中外对比,起到了关键作用。且不说这种研究是否符合历史的实际,但是所谓的宋、明、清的“公共财政”用语,就有很大的问题。希望研究经济史的历史学出身的学者,不要在意“碎片化”的讥讽,保持发扬优良的传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多学习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出身的学者,多学习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像老一辈学者那样,多一些亲自考述,少一些轻易“拿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原载《中国经济史评论》2017年第1



[] 赵德馨:《我们想写一部怎样的<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参见《重提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 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经济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 赵德馨:《经济史学科的分类与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参见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 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 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3页。

[] 《奉天全省财政说明书·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说明书》第1章,《论租税之领域及课税权》。按:原书外文及有关文字有错误,陈锋主编《晚清财政说明书》已经订正。见陈锋主编《晚清财政说明书》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4页。

[11] 参见陈锋、王燕:《以传统为本体 以西学为方法》,《光明日报》20161126日“理论·史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