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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荣:刘掞藜的古史观

刘掞藜和顾颉刚之间的论争是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运动的前沿阵地,从双方撰写的论文中虽也能看出刘掞藜对中国古史的基本态度,但毕竟过于零碎。民国十九年(1930),刘掞藜应国立武汉大学之聘,任史学系教授,其间,曾撰《中国上古史略》作为授课的讲义。该讲义目前收藏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全书约十万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古史观。

刘掞藜编《中国上古史略》共分八章:第一章绪论,专门论述“太古史料之别择”问题。第二章至第八章将太古至秦代的中国史分为七个阶段,每一阶段都用一句话概括其特点:

太古至尧舜:社会进化与政治文化萌芽

夏代:君位禅让转成世袭

商代:神权政治时代

西周:封建政治完成时代

东周春秋:霸主时代

东周战国:贵族政治转成君主独裁政治时代

秦代:君主专制政体之初立

通读全书,不难体察刘掞藜古史思想的特点。尽管刘掞藜在古史辨运动中充当了批判疑古言论的先锋,但透过他对“太史古料之别择”问题的论述,可以明了,刘掞藜并不反对勇于怀疑的精神,他所极力反对的是“疑古过甚”及“疑古不当”。就史料观而言,刘掞藜对上古史的基本态度也是“疑古”的,他说:

我国太古史事,自来绝无一记载稍完备稍真实之史书。其片言片行,一人一事,惟散见于周秦诸经诸子。而诸经诸子又多讬古改制,或不免传说歧异,真伪杂糅。逮乎汉晋,谶纬杂说云兴,增益附会丛出,太古史事益纷乱难理。……史家著述,往往推引远至五帝以前。神话荒唐,殊非事实!

刘掞藜也引用崔述《考信录》“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的论述,表示要继承乾嘉学者敢于怀疑的治学传统。刘掞藜和顾颉刚同是在继承前贤的治学传统,同是在“疑古”,何以两人却走向了论战的对立面?姑且撇开政治因素,刘掞藜精心编写的《中国上古史略》的八个章节启示我们,刘掞藜疑古的目的在于“建设”——构建出一套在史料来源上基本可靠、能向学生及公众讲授的上古史来。而顾颉刚疑古的目的在于“破坏”——推翻现有的古史系统,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作为中央大学史地研究部的一员,刘掞藜显然不能忍受顾颉刚将中国历史“打对折”的行为。但难能可贵的是,刘掞藜对顾颉刚的批驳没有借民族情感或政治批判来做文章,而基本上从一个纯粹学者的立场,从求是、求知的视角出发来摆事实、讲道理。因此,刘掞藜的古史观显得更冷静、更务实。

在刘掞藜看来,上古史事之所以自古以来即让人生疑,其根本的原因是年代久远,记载缺失、鲜少:“盖太古草昧初开,书契初作,民智幼稚,文物疏陋,虽有史事,无能记载,其后进化,文明渐启,史事稍有记载矣,而亦简约”。因而“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状况,也是历代文人史家早已认识到的现象:“夫孔、左、杨、屈诸子生当春秋战国,去古未远,而已或叹古初之事莫纪,或断唐虞以前史迹弗载,或置黄炎以上之事不道。矧周秦以后,遭秦燔灭史籍之余,而妄言上世,侈谈其事迹,岂非荒诞而不可信哉”*可见,刘掞藜的观点很明确:疑古固然重要,但疑古有当疑者,有不当疑者。对于古圣先贤亦无能为力的上古史事,若无地下出土的新证,今人与其纠结于有限的文献,不如采取存而不论、暂时存疑的态度,不然,“各执一说,聚讼纷如,穿凿支离,臆为曲合。究之孰是孰非,无能决定;纵欲深知研诘,而虚无荒渺,徒劳无功;即能曲为别说,终不能得识者之致信。吾人如此,宜弃绝而弗道”*。此为不当疑者。

但对于上文提到的讬古改制、传说歧异、真伪杂糅、谶纬杂说、附会丛出的内容,刘掞藜采取了毫不犹豫的怀疑态度,此为所当疑者:

战国之际,百家争鸣,讬古改制,始铺陈上古人物史事,于是有所谓“五帝”,……不宁惟是,且忽增“三皇”之说。……逮秦始皇议帝号,李斯等竟进“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最贵之言。其后桓谭《新论》遂为“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之荒古政治史说。是故有识之士,心常疑之,或斥其诬。

更可笑者,复有所谓中国首治君主盘古之说……诸如此类,不可胜举,而蚩蚩流俗,往往称道之。*

刘掞藜的“存而不论”及其所疑和所不疑基本代表了传统史学派“疑古而不疑经”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经”之所以可不疑,是因为“经”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疑古”的结晶,“经”之所之被称为“经”,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正由于在与无数谶纬杂说的比较中显示出优势,“经”才被人尊奉。就经书的产生过程和目的来看,一般而言,“经”是为了传信史而教化人民,而不是为了制造谎言而欺世。就史料的选择和利用而言,经书一般比较严谨。因而,“经”自然应该成为当世学者做古史研究时的首选资料。刘掞藜本人就是这种观念的严谨奉行者,例如,他遍览群书,发现“我国古代诸书,皆言尧舜有禅让之事。特异说纷纷”,为此,他共列出有关禅让的八种异说,感慨“以上八说,其孰是耶?其孰非耶?其皆想象或‘讬古改制’之言耶?殊莫能明”。经过慎重的比较与选择,终决定“今姑以《虞书》、《孟子》及《史记》为据”*。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刘掞藜在构建其上古史框架时,选择立论依据的一个重要标准便是对史料选择和利用的严谨与否。《中国上古史略》所依据的史料及参考书,并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五经”或“十三经”,但凡史料运用比较严谨者,刘掞藜会有选择地采用。例如,对尧、舜以前的“太古史”,他宣称:

今余之叙中国太古史迹,惟以《易》、《礼》、《诗》、《书》、《史记》、《韩非子》等取材比较严谨者为据。班固《白虎通义》等论上世社会进化而至于有政治文化之状况,极与今日社会学家所言者相符,殊多可采,故亦引焉。……至如《补三皇本纪》、《帝王世纪》、《拾遗记》及谶纬诸书所言虽详博,但悉属神话杂说,怪诞不经,毫无信史价值,不足闻问。*

依据刘掞藜关于古史的上述观点,自然可以将其归入比较“守旧”的传统史家的行列。但他并不是那种拒绝新事物,对世界潮流及国际学术动态充耳不闻的传统主义者。相反,他对当时的东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均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例如,在论及上古“社会进化与政治文化萌芽”时,刘掞藜特意谈到“后世所命之古人象征名”的问题,他强调指出:

惟吾人须知:所谓庖牲氏、神农氏者,特表社会进化中发明畜牧、发明农业者之象征,非实指一定之某人,或某一人自名庖牲氏、神农氏者。故有历史眼光者,类能知之。*

事实上,刘掞藜《中国上古史略》各个章节基本按照进化论的史观安排,向读者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由无家族、无制度的简单初民社会向“创制渐多与政治萌芽”、“政治组织之渐备”直至君主专制政体确立的复杂社会演变的过程。书中对“宗法社会”的形成、土地兼并与阶级的兴起、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制演变等等方面,都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极为相近的精彩论述。这些都表明,刘掞藜对新史观并非拒斥,他固守中国的史学传统,又积极吸收新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并把他接纳到的新知识、新观点纳入到中国传统史学的话语方式和价值体系当中去。


本文节选自

周荣.刘掞藜的古史思想 ——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民国老讲义为蓝本[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 (1):84-90.

周荣,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历史学院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经济史、佛教史、古籍版本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