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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谁说中华文明没有连续性?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创刊号)



历史上,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以及宗法社会组织的稳固性,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浩若烟海、绵延不断的典章文献是中华文明接力传承的象征。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本是一个常识,从20 世纪初的梁启超、梁漱溟,到20 世纪中期的钱穆、雷海宗、侯外庐,再到20 世纪末的张光直、李学勤、杜维明等学者都指出这一点。然而,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一个连续的文明传统,这涉及历史观问题,不能不有所辨析。


    先从基本常识说起。承载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是文字和典籍,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汉字是甲骨文,距今至少3600 年,经历篆书、隶书、楷书等阶段,汉字字形和读音都演变有序,传承可考。今天,受过中等文化教育的青年,稍加训练即可认读先秦文字,诵读先秦文本,这是不争的事实;历代典籍,从《汉书·艺文志》的六部分类,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的四部分类,其核心文本是中国人历代认同的精神食粮。尤其是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经书由汉代七经、唐代九经,发展到宋代以后十三经,历代士大夫皆奉为立身之本,代代必读,从未中断。隋唐科举制度实行以来,无论是官方书院,还是民间私塾,无不以之为课艺教材。这些文本跨越2000 多年,一直发挥着传承精神、镕铸人格的光芒,在1905 年科举废除之前,不曾有任何力量动摇过这种文化认同。


殷墟甲骨文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图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国国家博物馆 / 供图


学术层面的继承性也显明可鉴。从先秦诸子到两汉经学,从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从宋明理学到乾嘉朴学,每种形态既是对前代学术的批判,也是对前代学术的继承,没有前代的学术成就便没有后代的文化新变。再比如,从诗骚到汉赋,从唐诗到宋词,从元杂剧到明清小说,虽然状貌大有不同,有些文学样式达到“能事已竭”(杨联陞语)的高度而令后代无法超越,但是这些文学样式之间并非断裂关系,而是承递关系。形式如此,内容亦如此,“诗言志”和“文载道”本身就构成两条连续的文学传统。


    体现在这些文本中的核心价值观念,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中国传统经学主张“述而不作”,即便有思想创发也常常通过注疏的方式来绍续前贤,托古述怀。封闭不变的经文与开放损益的注疏形成互动,从而实现了“经典和经典诠释的连续性”。一些优秀的道德信条,如仁民爱物、天人合一、父慈子孝、重义轻利、谦己敬人、一诺千金等,古人今人均奉为圭臬,几千年来从未见疑。公元前 549 年鲁国大夫叔孙豹总结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20 世纪的胡适也常引以律己,其连续性可见一斑。又以史学传统为例,二十四史前后连贯,人物事件衔接,资料之丰富、内容之详赡为世界其他文明罕见。后朝为前朝修史,虽然在政治上否定前朝,但在价值观上则绍承前朝。后朝所修的前朝历史,大多以前朝之是非为是非,而不是相反。如是代代相沿,以史书修撰的方式维系了价值观的连续性。


      谈到中华文明连续性时,有两个问题无法回避。一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问题,二是某些朝代割据分裂问题。


    先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坊间有一种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曾几次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如北魏、金、元和清,但他们建立政权后,无一例外都崇尚华夏礼义。正如唐人皇甫湜所说:“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区别文明的正统与否,绝不是血统,而是礼义。这些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就认同华夏始祖,极力与之攀附亲戚。鲜卑以“华”自居而称柔然为“夷虏”,金人以“汉节”“华风”自居而称蒙古为“夷狄”。诸如此类,都说明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追慕向往。他们在中原建立政权后,都“尊经术、崇儒雅”,延续着中华文明。辽、金、元、清都开科举,清朝的文化政策和考据之学将中国传统学术推向了顶 峰。有人说崖山十万志士投海之后,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精神断灭了。此亦无稽之论。试问,史可法抗清如何解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不是激烈抗清的结果?长期抗战,艰苦卓绝,牺牲数千万人,最终赢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不正是中华民族爱国御侮的精神延续?总之,少数民族入主,不仅继承了中国版图,也延续了中国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龙至今仍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图为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玉龙。故宫博物院 / 供图


再说分裂政权问题。中国版图广大,地域辽阔,东西南北自然环境差异明显,人民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复杂多样。在大一统时期,统治者极力整齐风俗,统一文化;分裂割据时期,各政权也大都沿着惯性,崇尚华夏礼义,用中国年号、官制。例如,五代十国时,“吴越、荆、楚常行中国年号”;北宋时期,壮族人侬智高在两广发动起义,建立大南国,“皆称中国官名”。王朝分裂时期,绝大多数割据政权都自称正统在兹、文脉在兹。例如,东魏本是鲜卑政权,但在讨伐梁时,《移梁檄文》却抨击其“政散民流、礼崩乐坏”。总之,政治和军事上的割据并没有造成文化上的彻底灭裂。一旦新的王朝统一中国,则文化大一统格局便迅速形成,礼乐得以重建,文化得以赓续,这也是历史上多次“分久必合”的文化基础。


   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非否定它的包容性和自我更新机制。在物质和风俗习惯方面,非华夏的内容在在多有。众所周知,今天的衣食住行与古代大有不同,例如葡萄、辣椒、玉米、番薯、番茄等都是外来食物,西服、婚纱均非华夏衣冠,坐椅凳、节日舞狮等也来自中原之外。佛教入华、西学东渐,加之周边其他文化的融入,给中国文化带来了诸多新成分,但它们并没有改变中国文化优秀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相反,这些优秀的文化因素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得到充实和洗礼,焕发新的光辉。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中国人也有其独特之处,对解决今天世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诸多启示。要之,几千年来,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拓展、内在条件的不断变化,中华文明在吸收、创造新元素的过程中日趋丰富和博大。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