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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昭华:从“保守”到“引领”——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内涵新动向

摘要

从共舞中的一员逐步走向思想舞台中心,成为主流之一,是近十年文化保守主义最显著的变化。随之而起,从以“抗争”求“保守”,转向以引领潮流、走向世界为目标的“进取”之路,则是其更深层次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意义毋庸置疑,但其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值得深思。唯有在文化反省的基础上辨明自身的方向、目标与进路,才能更充分地彰显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增进文化自信,避免重蹈历史和他者的覆辙。

关键词

文化保守主义 中国哲学 天下体系 创造性转化




对于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来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无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变革时代,在经济凯歌行进的同时,社会生活以及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作为这个时代的重要角色和标志之一,文化保守主义也同现实社会一样,呈现出新的面貌和演进态势,值得我们认真回顾总结,以更好地为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引。

文化保守主义逐渐褪去“保守”色彩,日益呈现出“文化进取主义”的特征

当今中国的城乡大地,以弘扬传统价值为主题、充满浓郁民族特色的宣传画和各种景观随处可见;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之下,研究、传播传统文化或国学的各类书院、学会、研究会等如潮水般不断涌现,各种研讨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书市上,琳琅满目的国学书籍成为热销门类;在高校中,国学院、国学班、国学专业的设置日趋普遍……所有这些,虽兴起于世纪之初,这十年则呈加速发展态势。

这一切意味着,在时势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文化保守主义逐渐成为思想舞台上的主流之一,其地位日益巩固并不断上升。复兴弘扬传统文化,已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在此之前还需要在众声喧哗的观念市场博弈中为自身的正当性和地位声辩,如今,文化保守主义已经开始充当评判者的角色,当仁不让地发挥着引领潮流的作用。

与上述以生动鲜明形式呈现于街面、电视、报纸和手机屏幕等变化相比,另一种变化趋势虽不如此吸引人们的眼球,但影响却更为深刻。那就是在这新的十年里,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不再只是局限于单纯的复归或抗争,而是转向积极能动的建构——逐渐超越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怀念和呼唤、对传统价值的辩护和坚守,而开始以能动的主体姿态走向思想舞台的中心,通过理论建构和价值观念的引导,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全面深刻的影响。

这不仅仅是一种方式和风格的变换,更是性质、作用、角色和目标等层面的根本性转变。如果说从20世纪80年代勃兴到21世纪前十年,文化保守主义的使命更多地体现为对于西方文化主宰之势的一种抗争、对民族与文化认同的强化和对随市场经济而来的道德滑坡的匡正,那么如今,这种“保守”的色彩正在逐渐淡化,转而呈现“文化进取主义”的特征,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及世界、现实实践与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

文化保守主义既在理论建构上有所创新,也对社会生活与实践构成价值引导

在思想文化层面,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念的融合之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阳明心学对于提升民族精神的积极意义的发掘;如何借鉴传统的和合思维、贵生价值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自然无为、天人合一思想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启迪;等等,一直是学者们不懈探究的重要主题。

其中,对于如何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的探索尤其令人注目。这种探索,不单是以优秀传统文化观念丰富其内涵,为其增添历史和文化底蕴,更旨在为这一价值体系的树立和发展寻求民族文化根基,厚培其扎根的土壤。从街道文化到重新重视传统节日,从将传统文化引入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之中,到以各种形式展开的深层次理论研究,其宗旨皆在于此。

同时,文化保守主义对社会生活与实践的指引也从各个方面展开。在对商业文化的塑造中,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以儒商论坛为代表,各种儒商协会、学会相继成立,共同致力于以儒家文化精华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企业文化,取得了显著成效。如2019年召开的博鳌儒商论坛吸引了全世界顶级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参会,其影响可谓卓著。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传承和弘扬,当然不能只是对习俗、观念的持守和传承,也不应仅停留于纯学理上的探究和论说,而是应该积极发掘优秀思想资源,为当代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发展培基固本,在重建新的文化价值观中发挥应有作用;同时也不能单纯停留于观念层面,而应进一步深入广大民众的生活世界,发挥应有的价值导向作用,以促进国民人格的完善,滋养民族精神,从而有效助推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因此,无论是从思想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层面,还是对具体实践的价值引导而言,文化保守主义的这一转变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思想文化舞台上的角色和目标转变赋予了文化保守主义全新的内涵,也为之拓展出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优秀传统文化连同其现代发展形态也开始走出国门,参与到世界思想文化的话语市场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这应是近十年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最重要的变化。

将历史的指针拨回十年前的2010年。这一年,有两件事具有特殊意义。其一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经济学家们为之欢呼,思想文化界也深受鼓舞——它标志着中国已彻底告别被边缘化的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主角之一。其二是2010年,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访谈时,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召唤:“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一年后,同名著作出版,随之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虽然李泽厚此语是就哲学而言的,“我认为,后现代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应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①,其书名用的也只是问号。但正如人们所领悟的那样,这实质上是就整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而言的,其背后所蕴含的,是中国文化的觉醒和自信,是对自身使命的深刻自觉。正是这一点激起思想界的强烈共鸣,使之足以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

纵观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前十年的发展历程,文化保守主义为自身正当合理性而争的背后,着力呼唤的是对自身民族与文化特征的认同,力图重建自身文化自信——这种自信的核心意涵是:华夏文化不仅有其鲜明特色,而且能够顺应现代社会,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进行对话。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文化保守主义则开始以更充分的文化自信彰显自身价值,从自身的立场、视角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力图矫正其偏失,进而通过发掘自身资源,积极参与到人类价值重构事业之中。

从孔子学院的设立,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从2017年以“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到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在“学以成人”主题下所展开的交流讨论,都是以之为目标而展开的。从很大意义上可以说,李泽厚的上述试问既是一种呼唤,也是对现实潮流的一种反映和预告。

在这一语境和潮流中,赵汀阳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的重释和倡导,颇具代表意义。这一理论早在21世纪初便已提出,但真正为人们所重视并引起热烈讨论,应是近十年的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天下观有着多层面的丰富内涵,其理论与实践效应也异常复杂。赵汀阳将其重新发掘出来,试图通过新的阐发来作为破解当今世界政治哲学和政治治理困局的有效解药。他认为:“从理论上说,天下理论改造了政治学/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超越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分析框架。……并且改变了对政治问题的解释方式。……这样就打破了目前流行的西方政治哲学的框架,改变了其中的内在逻辑,不再以本国理论作为核心和解释的最后依据。”这一构想意在引导并激励人们重新认识、评判自身传统,即“重思中国”:“‘重思中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试图恢复中国自己的思想能力,让中国重新开始思想,重新建立自己的思想框架和基本观念,重新创造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重新思考自身与世界,也就是去思考中国的前途、未来理念以及在世界中的作用和责任。”更重要的是,这将为世界政治哲学与世界政治展开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视域,提供更好的导向:“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②正如童世骏所评析的那样:“重提‘天下’观念,不是为了检讨中国传统的弱点,而是为了强调民族遗产的重要价值——不仅对我们自己重要,而且对全世界也重要,确切地说同时对中国和世界具有重要价值。”③

毫无疑问,这种“重思”和倡导,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重要意义。作为对文化虚无主义的反拨,文化保守主义致力于发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积极展开与其他文化的对话,通过相互融合共同建构未来人类的文化价值体系,这种从单纯的“保守”向“进取”的飞跃,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更是文化自信的深化。要确立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提升其地位,一味消极守护、声辩,无益于激发自身活力,反而可能使之愈益陷入僵化,也难以获得他者的真正尊重。只有以开放的心态与其他文化传统对话、砥砺和融合,参与世界未来价值体系的建构,在重塑世界秩序、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才能焕发出无尽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赋予了文化保守主义全新的内涵,为其开拓出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这一转变的不断深化,沿着这一理路发展的文化保守主义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上的更多深层次挑战和难题。对此,我们需要作出应有的回应和选择。

从保守到进取:前提与基础问题

以开放进取的精神为当代中国以及世界的整个价值体系的重建承担应有的使命、作出应有的贡献,需要创造性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任何思想都既有其合理之处,又有其时代与空间的局限性。优秀思想资源并非预先现成地存在于传统之中,而只能通过人们的能动发掘、改造转化,才能被激活,成为合理的思想资源。这是思想史演进的规律所在。无论是这种创造性解释和转化本身,还是上述从保守到进取的飞跃,是否需要应有的前提和基础?如果需要,其前提和基础是什么?这是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依然以天下理论为例。自这一理论被提出后,质疑之声就未停止过。其中以葛兆光为代表的历史学者质疑尤为尖锐。他以充分的史实与文献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天下观念绝非赵汀阳所描述或想象的那样,毋宁说恰恰相反,始终有着“我、内”(中心)与“他、外”(边缘)、“华”(文明)与“夷”(野蛮)、“尊”(统治)与“卑”(服从)的截然对峙和森严之别。④对此,赵汀阳的解释是:“天下理论讨论的是一个未来的可能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换句话说,天下讨论的不是现实,而是一个概念。……其实天下体系是一个弱于乌托邦的可能世界,因为天下体系并没有设想一种理想的可能生活,而只是讨论了理想的可能生活所需要的可能世界的存在论条件。”

另一位学者刘擎为其作了正面辩护:“任何一个规范性理想,只要其理念本身是有价值的,即便在历史中只有残缺的或不完善的实践,我们也有正当的理由肯定其理念上的规范价值,并探究它新的实践可能性。这就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要义所在。”“哪怕天下在过去没有落实,甚至是虚假的说辞,那么在当下的情景中,我们不妨‘以假当真,从而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当然这里所谓的‘假’是指理想观念的非现实性。无论如何,我认为天下理想蕴含着可以开掘的思想资源,对克服当下的极端民族主义是有益处的。”⑤这一解释或辩护确有其说服力,且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思想家们所发掘出来并加以倡导的天下观念,并非历史上的实然事实,而是应然的价值追求。对传统天下观念的发掘和重释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创造性解释,对于这一观念本身而言,则是一种创新性转化和升华。

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所发掘的思想资源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真正存在——在中国历史上既未真正有过这样的天下理念,更未在现实历史中落实过,而真正存在的只是其反面,解释者所弘扬和倡导的,实质上只是他们的想象或期望而已。那么,这种以进取而求保守的价值追求及其所倡导的理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本身之间的逻辑联系究竟何在?以此而矫正西方政治哲学之失的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效应有多大?由此引出的深层次问题是,创造性解释是否无需前提和基础,不必苛求其对象或解释的依据是否实在,以便使解释者拥有无限广阔的解释空间?如果是,则是否同样也将面临相对主义的困局?如果需要前提和基础,则应该如何定性并确定其界限?

在这背后,其实还蕴含着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文化自信是否意味着对文化反思或反省的彻底超越?对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批判乃至彻底否弃,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如果将文化自信与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反省对立起来,是否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思想史发展的规律只有通过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不断反省,才能激浊扬清,不断自我更新完善,在此基础上方能确立起经得起挑战和考验的真正持久的文化自信并使其不断巩固。否则,则会适得其反,产生误导。时下一些人借弘扬传统文化之名,重新兜售与现代精神相背离的所谓“女德”等,就是典型的反面例证。

目标与进路:是对话、共同参与,还是主宰乃至拯救

在从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保守”向积极进取“走出去”的转化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反思的重要问题是:中国文化应以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出场并走向世界?如何确定自身的目标、选择合理的进路?确切地说,如何为自身及这一文化复兴战略合理地定性定位?

中国语境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初衷是对抗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着力伸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以此强化民族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为自身争得应有的平等地位。而从全球视野来看,其旨在为现代性纠偏,矫正其缺陷。这样的出发点和方向绝非与现代性背道而驰,而是通过发挥自身作用促进现代性更健全地发展。

而以天下理论为代表,当今文化保守主义的目标和理想显然要宏伟得多——基于对自身价值优越性的强烈自信,从发挥纠偏、矫正作用的角色,跃升到以强烈的使命感,以自身作为理想模式而引导世界潮流,为人类文化发展指路领航,为解决现实世界的国际秩序难题和全球治理提供更好的方案和路径。这一宏伟抱负当然值得肯定,但其中所隐含的问题同样值得深思:如果像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以强烈的优越感去主宰乃至拯救他者和整个世界,并将此视为天命所召、使命所在,就容易异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激进主义。其目标能否达成姑且不论,在理论上势必面临着如何避免重蹈覆辙的难题。不少学者也表达了这种忧虑。正如刘擎对天下理论的提出者所批评的那样:“他在意欲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同时,似乎不知不觉地引入了中国文明优越论,回到了他本来期望超越的那种‘特定角度的眼界’,而且确信,唯有来自中国思想的‘特定角度’才能生成这种‘无立场的眼界’。”⑥这恰恰与其倡导天下观念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相背离,重新陷入了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窠臼,其内在逻辑与传统的华夷之辨似乎并无本质差异。

正如国际儒联副主席、著名比较哲学家安乐哲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唯我独善,以自身作为普遍性和理想性的唯一代表,无疑都有其偏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正确的态度应是以文化反省为基础和动力,以平等的主体身份与各种文化展开积极对话和交流,通过对话而相互砥砺,一方面激发自身内在活力,使自身得以不断完善、升华;另一方面矫正他者及现代性的偏失,在人类未来价值体系重构中发挥独特、积极的作用,与其他文化一起共同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协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这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真正意义所在,也理当是其应有的追求目标。


注释

①李泽厚、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②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页、第5页、第2页。

③童世骏:《中国的世界责任:以“天下人”的立场观“天下”》,《东方早报》,2005年12月16日。

④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载《思想》,第29期,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5年。

⑤⑥《天下体系与未来世界秩序》,《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3期。



作者:储昭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