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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荣:概念的“考”与“论”——读冯天瑜《“封建”考论》有感

周荣:概念的“考”与“论”——读冯天瑜《“封建”考论》有感

(见《人文论丛》2007年卷)

从《明清文化史散论》到《中华文化史》再到《中华元典精神》,冯天瑜先生的书伴我度过了从本科到博士、接受高等教育的整个过程。我深切地知道,对于热爱人文的求学者而言,冯先生的书是名副其实的精神食粮,这些书启人心智,发人深思,其影响力历久不衰。最近,又有幸拜读了先生的新作《“封建”考论》,在惊喜、回味之余,作为一名历史学研究者,有一种对本身职业进行自省的无法名状的感触积在胸中,难以释怀。

历史学论著常让人望而却步,若再冠以一个“考”字,则又会吓走一半的读者。冯先生的书人们爱读,有人以为这可能与他做文化史研究、有效地规避了繁琐的考据有关。如今,冯先生的书也以“考论”来命名了,出人意料的是,先生的“考论”所引起的反响丝毫不亚于以前的著作,其读者群遍及党政军民学各界,且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激起了强烈的共鸣。这一现象再次证明了社会对学术著作的接纳能力,一部学术著作,即使是考据性质的历史学专著,只要能集学术性和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身,就一定能受到社会的欢迎。这也正是冯先生的书总能被人们关注、认可和喜爱的原因。一部好的历史学著作既是有思想的学术,又是有学术的思想。先生之所以能在历史学这一古旧的作坊中,不断地创造出供读者飨食的精神产品,就在于他很早就掌握了这一“秘诀”,并一直将找寻成就这一“秘决”的最佳配方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其实,回顾先生的每一部著作,哪一部不是这一原则的阐释和演绎呢?无疑,《“封建”考论》是学术和思想相融的历史学著述的一个极佳的范本。它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人们对皓首穷经的考据式学问的神秘感,使得一向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学、考据学向社会大众贴近了一步。对于日益与现实世界隔绝、相对沉寂的历史学界而言,这的确是一件让人惊喜的事情。而那些一直在青灯黄卷下悉心考据的探研者,又何偿不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呢?

至少,先生在两个方面的精当把握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其一,“考据”和“义理”相济。“考论”虽考证精详,但绝非为了考据而考据,其落脚点仍在“论”,而其所论者又非等闲之论,它抓住了一个牵动亿万中国人心灵的宏大命题,不难想象,“封建”一词会触动多少根敏感的神经,会让人联想起多少对往事的记忆!对这样一个人人都感兴趣的命题,非条分缕析不足以让人“解馋”。这正好印证了冯先生常说的一句话,考据可以分为考据家的考据和一般史学研究者的考据,明智的史学研究者在选择所要考据的史学命题时,都会自觉树立一种宏大的关怀。正因为如此,高明的历史学家总能选择“抓人”的问题进行考据,可以说,考论“封建”正是智者的选择。其二,以语言表达的魅力来缓解历史考据的生冷感。大凡做考据的学者,都须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越古越好的偏好、大段大段的引文和古奥晦涩的表达常被认为是学术功底深厚无底的体现。殊不知,这些也正是将大部分的读者挡在门外的障碍。有人将读历史考据文章形容为“过草地”,如果没有“长征”般的压力和决心,一般人是不会轻易走上这条路的。在这一点上,《“封建”考论》确是一个例外,“考论”虽免不了引经注典、寻章摘句,但先生在语言的表达和运用上有一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文学家般的追求,使得全书文气贯通,扣人心弦。一口气读下来,如行云流水,恰似参观一处古迹名胜,不知不觉中就走完了旅程。而在这一愉快“旅行”中,由先生精选的一些图片,无疑进一步增强了表达的效果。“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作”将许多老同志带回那个战火纷飞、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时代。而多幅日本历史学家的照片又让许多读者消除了对日本学者的陌生和隔膜,感觉到日本友人可亲可敬的一面。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在读完《“封建”考论》后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原来考据文章还可以这样做!

不仅如此,《“封建”考论》还引导我们思考一些有关历史学方法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在逐渐向“宏大叙事模式”告别的过程中,在后现代话语的“颠覆”日益剧烈的时代,中国的史学研究者似乎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惑:我们该如何给传统的历史学科定位?什么才是值得提倡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将会产生出不同的史学产品。也就是说,这些看似抽象的大问题最终会回归和落实到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中。从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看,这些问题似乎还将在较长的时间内因惑着每一位历史研究者。我们该如何走出这一困惑?也许,从《“封建”考论》――这一“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融为一体的范本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释疑解惑的线索。

历史自身并不能陈述自己,它必须借助语言文字作为思想表达和事实陈述的载体。而语言文字的运用从来就是一门艺术。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关于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长期争论。在十九世纪以来的科学化浪潮中,史学工作者们尽量使历史学向科学靠拢,并最终确立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然而,历史学与文学和修辞之间割不断的联系,历史语言的浪漫气氛和悲剧色彩,历史篇章的诗性和美感,这一切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历史具有科学和艺术的双重特性,或者说它是一门充满艺术细胞的特殊科学。历史学的科学化和中国的考据传统相结合,将历史学科学性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史料成为自然科学实验室中的原料,史学的面孔也如同实验器材一样冷冰冰的。作为历史学固有特性之一的艺术性不仅没有得到彰显,反而被淡化、抑制或扼杀,任何富有想象力的理论追求和人性化的表述都被斥为有违科学性原则,艺术性的历史沦为非专业研究者的业余爱好或通俗性的写作。于是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一方面,专业研究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而他们所创造的学术产品的阅读范围却越来越狭小,除了圈内的几个人,几乎难以形成共鸣。另一方面,社会大众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而他们能读到的融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于一体的读物却越来越少,从而只能在粗制滥造的影视文学或历史传奇中消磨时光。这种相互悖反的怪现象向历史研究者们提出一个问题:专业、纯正的学术研究只须留意“象牙塔”中的读者群吗?科学、严肃的学术研究就不能表达得更为艺术一些吗?

在国外,这样的问题可能早已不成为问题。美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历史作为一种艺术》的著名演讲中指出:“关于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一直存在着据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许多争论。我想,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同时,“历史——我将这样坚持认为——就像人们公认的诗歌的情况那样,是每个人精神生活中值得想望的一部分。如果历史要起到这种作用,它只能通过迎合那些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的兴趣才行”。社会对具有艺术性的严肃历史的需求和想望就如同市场对商品的调节,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月河的历史文学所拥有的读者群,以及时下各类“讲堂”、“品读”所引起的热烈反响便是明证。由此,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史景迁以潇洒生动的笔触,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中国人的精神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他的一系列中国史研究论著中,没有冗长的资料引用和烦琐的经籍考证,而是将所有史料烂熟于胸,以平实、富于感染力的语言再现出来,在他的著作中历史不再冰冷遥远,从而拥有了最广大的读者群,很多不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从史景迁的著作中找到了学习中国历史的兴趣,他的作品成为读者投射情感、释放想象的私人场域,史景迁也因此而受人尊重。同时,史景迁的著作又是非常严肃、纯正的学术著作,在《中国的皇帝,1654-1722:康熙皇帝自画像》一书中,仅一百七十五页的康熙传,脚注就长达四十二页,而且都经得起核对,他本人的学术观点也巧妙地隐含在叙述之中。费正清称赞史景迁的著作是“由建筑于社会科学框架基础上的中国历史研究模式,转向文学和人文关怀基础上的中国史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参见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91页)。史景迁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让大多数的中国历史研究者汗颜。诚然,中国的语言文字与西方有所区别,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文言文有时是一道天然屏障,而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引用原文更能体现史料的本义和原始性。因此,大部分的中国史研究者必须在文言文和白话文交错使用的语境中爬梳历史,这种语言环境无形中会拉开研究者与社会受众之间的距离。然而,在文言、白话相交织的语言环境中就不能将纯正的学术研究表达得更有艺术性吗?冯先生的《“封建”考论》就是最好的回答。

“史无定法”,这是历史工作者谁都明白的道理。然而,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人们还是惯于将研究者分出很多的类型来。最常见的是一种两分法,即将历史研究者分为“考据型”的和“义理型”的,或者称为“实证研究型”的和“理论思辨型”的。在我看来,这种分类实在难以成立,因为史料和思想是历史研究中不可分离的两种要素,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自不待言,不借助史料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至今尚未出现。而理论方法也是任何历史研究者不可缺少的,但凡有思想的人在进行某项研究时都会有意无意地运用某种理论方法,尽管有人声称拒绝一切理论的指导,这只表明他在无意中运用了某种理论方法而不自觉,而真正明智的研究者在接近每一史学命题时,都会怀有一种潜在的理论关怀。在《“封建”考论》出版之前,许多人将冯先生归入“理论思辨型”一类的学者,这的确有失周全,在《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先生已经展示了他超人的考证功夫,其后的每部著作虽然立意高远,但无不以史料说话,史论结合是先生的一贯风格。在《“封建”考论》中,先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贯通古今,涵咀中外,这无疑是先生精深的考证功夫和宏大思维相结合的大手笔的又一次大展示。

如果一定要从上述角度对历史研究者进行两分的话,我更愿意将其表述为“安稳型”的和“风险型”的。围棋中有一个术语叫做“金角、银边、草肚皮”,大凡下棋,只要守住边角,多占实地,便可稳操胜券,只是一局下来,毫无生气。于是不满足于这种取胜之道的奕者发明了一种“宇宙流”,“宇宙流”同样以“做眼”和“围空”为目的,但它一开局就有一种着眼全局的大思维,非真正的围棋高手,难以把握。在围棋棋谱中,“宇宙流”的胜率并不高,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被对手抓住弱点,导致输棋。不过,若论它给奕者和观者带来的快乐和美感,“边角围棋”永远不能望其项背。“宇宙流”一旦成功,必将是千古流传的名局。历史研究的道理与下围棋实有相通之处,“实证研究型”之所以可表述为“安稳型”,是因为对历史研究而言,史料是基础,实证是出发点,注重实证与科学的精神相合,它永远都不会错。自历史学的科学地位确立以来,但凡史学研究者都愿意自称是“实证研究型”的学者,而很少有人愿意自称自己是“理论思辨”型,因为这是牵涉到谁更规范、谁更科学的大问题。而且,有了实证研究这个法宝,成为历史学专家就变成了很容易的事情,只要固守住一个领域,或独占一批史料,花三、五年的考据功夫,就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了。在学风浮躁的时代,注重实证,崇尚科学还有助于良好学风的建立。不过,当一种研究理路的保险系数无限地增加,以致被装进“保险箱”时,随之也会有一些停滞和腐败的因素产生出来。首先,一些没有思想的平庸者,只要选定一个题目进行实证研究,便可以安安全全、稳稳当当地当历史专家了,不管所考证的问题何等无味甚至无聊,只要是合乎科学精神和学术规范的就没有错。其次,一些小有所成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不思进取,只要以实证自诩,便可以躺在原有的成绩上睡大觉了,“实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懒惰者的避风港。更有甚者,实证的口号有时成为中伤者手中的利剑。对于与科学精神相违背的伪学术而言,实证的规范是最有力的武器,实 证规范的检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所欢迎和期盼的正义之剑。挥向学术腐败的利剑必不可少,而且多多益善,但是,如果这把利剑所托非人,如果“实证”被改编成一句空喊的口号,这把利剑就有可能沦为学术腐败的帮凶。在一些人手中,利剑舞偏了方向,学术腐败的要害没能刺中,反倒削去了富有思想火花的部分。在另一些人手中,利剑所指的有时是功利之争中的“敌人”,或学术观点上的“不同政见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种阵势之下,一些不满足于已取得的实证成果,意欲有所创新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不得不望而却步,知难而退。

实证研究的理路被装进“保险箱”及其“泛化”,使得以实证研究为基础进行升华和合理思辨这一很自然的行为变成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科学性和艺术性本来是历史学研究中应当并重的两个部分,结果变成了偏重一方。实证和思辨本来是史学研究的一体两翼,却在无形中分出了优劣。于是,在现实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小心求证者多,大胆假设者少;因循沿袭者多,创新发明者少;回避退缩者多,质疑话语者少;固守阵地者多,融通古今中外者少。自兰克以来,西方史学理论经历了几次升级换代,而中国目前最有说服力的史学理论依然是“史料即史学”。不能不说,中国史学研究的这种落后状况,与中国史学界在这种风险意识笼罩下的整体精神状况有很大的关系。舍难取易、避险求安是人之常情,试想,在一个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治学与谋生纠缠不清的大环境中,当创新和升华成为风险时,有多少人愿意以身试险,有多少人敢于质疑话语呢?于此,《“封建”考论》的意义便凸显出来,诚如有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封建”考论》给中国史学界带来的方法论意义已经超过了本书的研究结论。我不得不再次佩服先生献身学术的精神,只有一往无前的大将才有这样的勇气、风度,只有功力深厚的大家才有这样的胆略、胆识。

无疑,冯先生的大胆质疑和小心考据在给学界带来清新、给大众带来美感的同时,自然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封建”这个词毕竟是穿过了历史之筛,有着丰富内涵并已约定俗成的常用之“名”,“封建”背后的中国历史更是一部厚重沉甸的历史,通过对一“名”的考订来拉动一部历史,谈何容易!可以想象,先生将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和商榷,诸如“封建”被解构之后,如何找到一个既符合语言学规律、又能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特点的合适的词来代替它?“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能准确地概括秦至清的古代中国吗?“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如何找到与近、现代社会对接的“端口”等等。我想,先生宽广的学术胸怀一定能容纳类似的质疑和商榷,而且它们将成为先生学术精进、更行更远的动力。与平庸者相比,先生是睿智者;与懒惰者相比,先生是勤勉者;与初出茅庐者相比,先生是功成名就者;在“安稳型”和“风险型”当中,先生选择了风险,作为《“封建”考论》的读者,我们是否都应该反思,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者?历史研究者该做什么样的历史研究?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