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谓卫护其生，全性命。

——《太平御览·疾病部》卷一

许多论及中日语汇关系的著述和外来词辞典，都把“卫生”当作日源词。厌恶“日本名词”的清末文士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中，还专门将“卫生”当作有“日本语臭”的词语，指责其不合文法、理数，应予取消。其实，“卫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古典词，完全符合汉语构词法，也易于从词形领悟词义（护卫生命）。近代日本人借用这一汉语古典词对译西洋相关术语hygiene，而且曾经恭请访问日本的中国士子为之溯源，论证该词合乎理数、文法。

一、古典“卫生”

“卫生”一词，典出于《庄子·杂篇·庚桑楚》：

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

关于《庄子》“卫生”，西晋玄学家郭象（252—312）《庄子注》释义曰：“防卫其生，令合道也。”北宋李昉（925－996）等人编纂的《太平御览·疾病部》卷一释义曰：“卫生谓卫护其生，全性命。”

古代中国，不乏“卫生”一词的用例。东晋陶渊明（约365—427）《形影神三首》第二首《影答形》：“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诗人谢灵运（385－433）《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卫生自有经，息阴谢所牵。”《宋书·列传·卷六十四》：“卫生免害”；《南齐书·列传·卷四十》：“卫生保命”。宋代抗金名臣李纲（1083－1140）《读庄子六绝句 其三》：“养生有主卫生经，神守全时岂废形。游刃有馀刀不挫，解牛须是学庖丁。”宋代理学家刘子翚（1101—1147）《感白发》：“尝闻卫生要，心白发自玄。”南宋诗人王迈(1184—1248)《再和王君何定通判韵》：“攻过每蒙奇药赐，卫生更借好方抄。”宋元之际士人卫宗武（？—1289）《为徐进士天隐赋辟谷和吟》：“卫生有药可忘饥，不愁煮字那能饱。”元代文学家、诗人、学者李孝光（1285—1350）《送陈杏林赴潮州医学教授》：“不用越巫驱瘴疠，家家传取卫生篇。”明初“正学先生”方孝孺（1357—1402）《病中述怀 其二》：“卫生功莫就，医国理如何。”清代思想家唐甄（1630—1704）《潜书·五形》：“贵人之处，卫生常谨。”清代士人万光泰（1712—1750）《四月三日兴济早行》：“独行易伤怀，卫生敢不厚。”

这些用例中的“卫生”，均指防卫其生、护卫其命。

中国古籍中还有以“卫生”入书名的。如《宋史·志·卷一百六十》载“沈虞卿《卫生产科方》一卷”；《明史·志·卷七十四》载“胡濙《卫生易简方》四卷(永乐中，濙为礼部侍郎，出使四方，辑所得医方进于朝。一作十二卷)”。

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1178—1235）作《卫生歌》[1]：

天地之间人为贵，头象天兮足象地。父母遗体宜宝之，箕畴五福寿为最。

卫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欲并大醉。三者若还有一焉，须防损失真元气。

1773年，清代士人曹廷栋（1699—1785）自刻《老老恒言》，又名《养生随笔》，共五卷，为清代重要卫生养生专著，颇得后人称道。书中收录了若干“卫生”内容。《老老恒言·卷一·安寝》云：

《真西山卫生歌》曰：“默寝暗眠神晏如。”亦有灭灯不成寐者，锡制灯龛，半边开小窦以通光，背帐置之，便不照耀及目。

《老老恒言·卷一·饮食》云：

《卫生录》曰：“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肾，四季不食脾。当旺之时，不可犯以物之死气，但凡物总无活食之理。”

《老老恒言·卷四·便器》：

《卫生经》曰：“欲实脾，必疏膀胱。”愚谓利水固可实脾，然亦有水利而脾不寮者，惟脾寮则水无不利，其道维何？不过曰“节食少饮”，不饮尤妙。欲溺即溺，不可忍，亦不可努力。

此外，作为“卫生”的同义词和近义词，中国古典还有“养生”、“摄生”等。“养生”出典《庄子·内篇·养生主》：“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摄生”见于《老子》第五十章：“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千金方·养性·道林养性第二》：“善摄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者，养性之都契也。”相比之下，还是“卫生”一词保护生命的含义更为明确。

二、近代义“卫生”在中国

1820年，入华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他编纂的《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第二卷《五车韵府》中，将“卫生”一词释译为to take care of one’s health and life，基本保持了“卫生”一词“防卫其生，保卫生命”的古典义。1866年，传教士罗存德在他的《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中，将hygeian art译作“保身之理，保身之法”，将sanitary译作“保安的”）。

在近代语境中，最早以“卫生”一词题名的卫生学之作，当推1872年12月31日《上海新报》所载《卫生总》一文。其文曰：

卫生之法，如执玉捧盈，以保其身；临深履薄，以养其气。凡酒不过量，肉不胜期，脍不厌精，淡滋味，均饥饱，此即饮食以卫生也。春莫衣单，夏莫衣汗，秋冬渐添，热毋骤脱，此填衣以卫生也。寝不尸，居不容，行欲缓，坐欲敛，此即住坐卧以卫生也。喜怒哀乐，归于中和，含嗔痴妄，必须看破，更要时时宽心，知足随缘，诸事参透，不忧不怒，嘻嘻哈哈，欣笑自如，此调性情以卫生也。寡色欲，少言语，哀丧坟墓，不可率临；惊风骇浪，须当早避；不大醉，不大饱，起居动静，俱要怡然。以上数端，人人可行，真延年之秘诀、益寿之良方。[2]

该文内容虽未见超越中国传统《卫生歌》之类，但毕竟可谓“卫生”近代语用之先导。

在译介西方近代卫生学方面居功至伟者，当首推时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首席的英国人傅兰雅。从1880年代到1890年代，他主持翻译、刊行《儒门医学》、《化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延年益寿论》等一系列卫生著作。

《儒门医学》乃“英国海得兰撰，英国傅兰雅口述，新阳赵元益笔述”，光绪二年（1876）由江南制造局出版。该书主体部分共三卷：上卷“论养身之理”，属卫生学；中卷“论治病之法”，属治疗学；下卷“论方药之性”，属药学。卫生学，书中译谓“保身之学”：

保身之学，无一人不当知之，……乃医家之要旨。

保身之学，其用有二：一能令己身无病；一能令他人无病，然其理则一也。[3]

该书从光、热、空气、水、饮食、运动五方面论述了“保身之法”；认为“保身之法与此五者有关。此五者缺一不可，难分其缓急”，并称这种认识“乃医学之根源”[4]。

在翻译原作者海得兰1867年所作的序言时，译者使用了“卫生”一词：

此书原名《医学袖珍》，人身脏腑之脉络、病情之传变，未及备载，然文人学士欲粗涉方书，而为卫生济人之用者，得此亦不无小补。古语云：“上工治未病。”所谓治未病者，绝其病源也。[5]

在此，“卫生”一词，和“养身”、“保身”，显然是在同一意义上被使用的。

不久，“卫生”一词被赫然用于卫生译著的题名——《化学卫生论》。该书原为英国化学家真司腾（James.F.W.Johnston）于1850年撰成，后由英国化学家罗以司（G.H.Lewes）修订。1879年夏，傅兰雅与中国士人栾学谦“起译首篇”（前者“口译”，后者“笔述”）；次年（1880）“陆续同译”，在《格致汇编》上连载，两年“卒其业”；另外又装订成书数百本[6]（分“上本”和“下本”），由“上海申报馆以及各埠寄售《格致汇编》处”发售[7]。至1890年，前订数百本“早已不胫而走”，译者遂“详加更正，重付手民，刻成四卷”[8],再次刊行。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该书共三十六卷，从空气、水、土壤等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因素，讲到粮食、鱼、肉、等人类的基本食物，再讲到茶、咖啡、酒等饮品，再讲到烟、鸦片等嗜品或毒品，乃至人体消化、呼吸、循环系统的生理原理等。“其叙录次序，一本缓急自然之道，论列之以著于篇”，“所撰养生之道，阐发无遗蕴。”[9]其中有云：

养身之事，俱赖化学各理。惟常人只知卫生事略，而化学诸理多不经心，故往往乱用官骸，任食各物，行动不合乎法，居处恒违乎身，或拘乎积习成规，或惯乎素为旧作，此皆有碍于养身之尽善也。[10]

亦如栾学谦序言所述，西方化学家大都“逐末而不反其本，于人之服食起居，多所脱略”；真司腾“有见于此，即寻常日用之端，推明其理，使人各知其所趋避”。[11]可以说，将科学作为“寻常日用”的工具，将化学作为卫生的基础，乃《化学卫生论》的一大特色；由此，“卫生”概念被赋予了科学性。

1890年，傅兰雅译《居宅卫生论》（英文题名Sanitary Science）由《格致汇编》全年四卷连载；同时格致书室亦有单行本刊行。 该书共六章。第一章“城乡却病清神总说”，阐述“却病清神”这一主旨；其余五章依次论述“造屋配样事内却病清神之法”、“屋内通风与生热各法”、“大城镇免煤瘴之法”、 “城内通水之法”及“城镇通沟洩秽等法”；最后总结道：

如照以上卫生之法，善造房屋，通达空气，安设合用之水，疏洩秽污之物，则不独一年能救无数生灵，犹能每年安然如常。故各国家不可不关心民瘼，设员经理各大城镇卫生之道。殷实之户、丰富之家、工作之厂，均不可不留心此事，以保生命。至于居家小户，亦必留慎卫生之道，以安其居。用此法，可得养生之益；违此法，必有伤生之害。若益若害，任人自择。民应如此，官尤甚焉。见义不为，徒称无勇；知害不避，咎无可辞。天以好生为德，人讵可违天心而不施为焉？夫卫生之道，人所通行。西国多事考求，以期尽善。中华讵可轻视，漠不关心？[12]

《居宅卫生论》虽然篇幅不长，但包含着工程卫生、公共卫生、城市卫生、卫生行政等要素，赋予了“卫生”概念以技术性、公共性和组织性。

1891年，傅兰雅译《延年益寿论》在《格致汇编》夏秋冬三卷上连载。傅兰雅在其所作《批阅跋语》中称：

此书甚有裨于人生。论理论法，皆本实事，大非泛论矜奇者可比。其论理，率取医学，而究与医学异；立法近乎卫生，又与卫生不同。大旨以免病为主，延年为宗。照法道养，虽不能寿比周彭，要可筹添海屋。谓之延年益寿，未为不可。前译《化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二书，已明格致养生之大旨。今译《延年益寿论》，以补前书之所未及。[13]

亦即说，在傅兰雅看来，就《延年益寿论》所揭示的基本方法而言，虽与“卫生”不尽相同；但就其“以免病为主，延年为宗”这一“大旨”而言，则“近乎卫生”。故可以把它放在卫生学的脉络上，作为以前所译《化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二书的补充。

此外，傅兰雅还译有《孩童卫生编》（Health for Little Folks）(1893)、《幼童卫生编》（Lessons in Hygiene）（1894）、《初学卫生编》（First Book in Physiology and Hygiene）（1895）等卫生著作。若说傅兰雅是中国近代“卫生”之祖，诚不为过誉。

至于国人普遍采用近代“卫生”概念著文论事，则主要是中日甲午战后维新变法和“新政”时期的事情。将“卫生”置于国家、民族变革以自强图存这一时代主题之下加以阐发，是此间关于“卫生”论说的一大特色。1897年，刘桢麟《富强始于卫生论》一文云：

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今且骎骎乎进于道矣。然治已病不如治未病，为他人医不如人人自医。傅兰雅所谓以免病代治病，斯为上工。若是者，舍卫生，末由也。[14]

1903年，《汉口日报》载文《论变法以卫生为先务》，《湖南演说通俗报》迅即转载之。该文之所以把卫生放在“变法”（即“新政”）的首位，乃是基于“人民者，国家根本之所关”这样一种根本认识。依其所述，中国要想摆脱遭人欺凌，日益衰弱的窘况，必须首先改变“人口四万万有奇而男病洋烟，女病缠足，士农工商又同病于束缚拘拿，莫能自吐其生气”[15]局面。而从对国人心态的估量来看，“变法以卫生为先务”也不失为非常切实的策略：

夫中国人之重生命也，不敌其重钱财。骤与之言变法，必将以为不切己，而恝置之。若卫生之事，疾苦快乐，民皆身受，而非他人所能旁代。彼即不喜变法，岂竟不爱其生命乎？知爱生命，则知变法之首，卫生不容缓矣。[16]

1904年阴历六月二十二日，《汉口日报》又载《广布卫生书籍以强种类说》一文，上海《东方杂志》（1904年），重庆《广益丛报》、成都《四川学报》（1905年）先后转载。该文将卫生看成是“强种保国之道”[17]，主张把卫生事业纳入国家行政管理范围之中：

今天下竞言强国矣，而不知种类积弱，则不能强其身，即不能强其家，又安能以强其国？故普鲁士之中央行政也，以卫生与教育、宗教列为一省；日本之订正法制也，以卫生与地方警保编为六局。彼皆重视乎此者，以国民身体之健全与否，与国家实有直接之关系。[18]

社会进化论构成了清末变革的一大精神动力，也为清末“卫生”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如普澄《卫生学概论》起笔云：

世界者，生存竞争之剧场、优胜劣败之舞台也。苟非深知卫生，培养其实力者，必无以堪此天演。实力维何？曰元气，曰精神。盖卫生学者，行之于一人，则保全一人之元气，发扬一人之精神；行之于一国，则保全一国之元气，发扬一国之精神者也。人而不知卫生，则其人病；国而不知卫生，则其国病。[19]

总之，在清末国人那里，近代“卫生”概念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一个重大政治概念确立起来的。

三、日本采用“卫生”一词，请中国士人辨正

清末的维新变法和“新政”皆以日本为样板，其间又有史所罕见的留学日本热，故此时国人所用之“卫生”，不仅来源于傅兰雅等人译著，而且也来源于日本。如：1901年阴历五月上海的教育世界社刊行的《学校卫生学》一书，为日本医学士三岛通良著，汪有龄译；1905年阴历十一月初一日天津直隶学务处发行的《教育杂志》第十七期所载《学校卫生之要项》，即译自日本《教育时论》；1907年7月苏州东吴大学发行的《东吴月报》第十二期所载《学校卫生》，乃节译日本文部省颁定规则。1908年《通学报》第八十三至八十六册连载盛国城译《学校卫生规则》也源自日本。译者申明：“昔者，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学校卫生诸规则，提要钩元，应用甚广。爰将其全文译出，以为有志教育者参考之资料焉。”[20]

幕末日本，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很早就有以“卫生”题名的医学卫生著作问世，如1812年大阪的加贺屋弥助出版的本井子承著《秘传大人小儿卫生论》；也有用“摄生”、“养生”、“健全”等古汉语词题名的译作，如1863年杉田玄端（1818—1889）译成的《健全学》。明治初年，这种一义多名的局面一度持续之后，“卫生”脱颖而出，不仅在各类文本中广为采用，而且于明治10年（1877）以“字面高雅”为由，将内务省下辖主管医疗、保健业务的部门从“司药局”、“医学局”更名为“卫生局”。但这一新的官署名在朝野尚存争议，有人主张以“养生”代“卫生”作局名。

清光绪十三年（1887），总理衙门议奏遣员游历章程，朱批“依议”，于是举行考试，选举派出人员，兵部郎中傅云龙（1840—1901）名列第一，被派往游历日本及美洲。同年八月傅氏抵日本，于明治20年底（1887年12月13日）访问内务省卫生局。其时正困扰于署名正否的卫生局局长兼元老院议官长与专斋，请教傅云龙：“卫生之目当否？”傅云龙当即为长与专斋作《卫生论》一篇，首先从问题的提出说起：

卫与医，皆所以遂其生也，意将毋同，然而说异。医恒施于已疾，卫则在于未疾也。先是，明治八年设司药，医学一端耳；十六年，易名卫生试验所。表饮食之比较，图服用之损益，固合化学、算学、医学、物理学，而自成一卫生学矣。长与氏犹虑名实未符，问云龙至再。

可见，直至明治20年，即“卫生局”命名后十年，日本内务省卫生局之名，尚争议未决，故长与专斋局长希望得到来自汉字文化母国的华人学者的论证。傅云龙不负所望，在《卫生论》中洋洋洒洒，详考“卫生”一词的来龙去脉：

案《说文解字》“卫（繁体字“衛”——引者注），宿卫也，从韋、币，从行，行。衛也，币之言周。”《史记》卫令曰周庐以此。然则卫生云者，有护中意，有捍外意，不使利生之理，有时而出；不使害生之物，乘间而入。秽者，洁之仇也，去秽即以卫洁。赝者，真之贼也，辨赝即以卫真。过而不及者中之弊也，退过进不及，即以卫中。洁也、真也、中也，皆所以生也，独医云乎哉。或谓何不曰养？曰：养，难言也。以心以气曰养，有自然之道，以力以物曰卫，有勉然之功。今日之勉然，未始非自然基；然以学言，则不必高言养也。目以卫生，谁曰不宜？

傅云龙从“卫生”一词的结构、内涵分析入手，论证该词含义的淳正，较之“养生”更为适合作主管医疗、保健的官署名称。

从傅云龙应答日本内务省卫生局局长的专文《卫生论》，可以清楚得见，“卫生”一词作为古汉语词被日本人所借用，中国是“卫生”的“娘家”。当近代日本人为此名目的含义聚讼未决之际，还得请“娘家人”来作疏解、诠释。

在傅云龙访日十余年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1900年在《清议报》第41号发表的文章中，述及日本“设卫生洁净诸局：以卫民生”，将“卫生”诠解为“以卫民生”，也是“娘家人”对“卫生”一词的精彩阐释。

当然，日本人以摄生、保身、健全、养生、卫生等多个汉字词翻译hygiene，对清末中国人的译事也有影响。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学进士颜惠庆等编纂的《英华大辞典》便将hygiene译作保身学、卫生学；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士复等编纂的《综合英汉大辞典》，将其译作卫生学、健全学。

可见，现代义的“卫生”一词，是在中—西—日三边语汇互动中形成的，走过了“中国古典词—传入日本—日本以之对译西方术语—传输回中国”这样一条跨国度、跨文化的旅程。“卫生”是“侨词来归”的词例，而这一“归侨”，已非出国前的原态，其气质、内涵皆带有外来新义。当然，在古今中日流转、迁衍之际，其“防卫其生，保卫生命”的基本意涵，则超越时空，一以贯之。

［1］《卫生歌》全文：天地之间人为贵，头象天兮足象地。父母遗体宜宝之，箕畴五福寿为最。卫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欲并大醉。三者若还有一焉，须防损失真元气。欲求长先生戒性，火不出兮神自定。木还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还延命。贪欲无穷忘却精，用心不已走元神。劳形散尽中和气，更仗何能保此身。心若太费费则竭，形若太劳劳则歇。神若太伤伤则虚，气若太损损则绝。世人欲识卫生道，喜乐有常瞋怒少。心诚意正思虑除，顺理修身去烦恼。春嘘明目夏呵心，秋呬冬吹肺肾宁。四季长呼脾化食，三焦嘻却热难停。发宜多梳气宜炼，齿宜数叩津宜咽。子欲不死修昆仑，双手揩摩常在面。春月少酸宜食甘，冬月宜苦不宜咸。夏要增辛聊减苦，秋辛可省但加酸。季月少咸甘略戒，逢然五脏保平安。若能全减身康健，滋味偏多无病难。春寒莫放绵衣薄，夏月汗多须换着。秋冬衣冷惭加添，莫待病生才服药，惟有夏月难调理，内有伏阴忌冰水。瓜桃生冷宜少餐，免至秋来成虐痢。心旺肾衰切宜记，君子之人守斋戒。常令充实勿空虚，日食须当去油腻。太饱伤神饥伤胃，太渴伤血多伤气。饥渴饮莫太过，免致膨脝损心肺。醉后强饮饱强食，未有此身不生疾。人资饮食以养生，去其甚者将安适。食后徐行百步多，手摩脐腹食消磨。夜半灵根濯清水，丹田浊气切须呵。饮酒可以陶情性，大饮过多防有病。肺为华盖倘受伤，咳嗽劳神能损命。慎勿将盐去点茶，分明引贼入其家。下焦虚冷令人瘦，伤肾伤脾防病加。坐卧切防风入脑，脑内入风人不寿。更兼醉饱卧风中，风才一入成灾咎。枞有序兮犬有义，黑鲤朝北知臣礼。人无礼义反食之，天地神明俱不喜。养体须当节五辛，五辛不节养伤身。莫教引动虚阳发，精竭容枯疾病萦。不问在家并在外，若遇迅雷风雨至。急须端肃敬天威，静室收心须少避。恩爱牵缠不自由，利名索绊几时休。放宽些子自家福，免致中年早白头。顶天立地非容易，饱食暖衣宁不愧。思量无以报洪恩，晨夕焚香谢天地。身安寿永是如何，胸次平夷积善多。惜命惜身兼惜气，请君熟玩卫生歌。

[2]《卫生总》，《上海新报》，上海：字林洋行，1872年12月31日，第2版。

[3]〔英〕傅兰雅口述，（清）赵元益笔述：《儒门医学》，上海：江南制造局，1876年，第1页。

[4]同上书，第2页。

[5]同上书，原序第1页。

[6]〔英〕傅兰雅：《重刻化学卫生论》，《格致汇编》第六年第一卷，上海：格致书室，1891年春季，第44页。

[7]〔英〕傅兰雅口译、（清）栾学谦笔述：《化学卫生论》（文后启事），《格致汇编》第四年第十二卷，1882年1月，第9页。

[8]〔英〕傅兰雅：《重刻化学卫生论》，《格致汇编》第六年第一卷，上海：格致书室，1891年春季，第44页。

[9]（清）栾学谦：《化学卫生论序》，《格致汇编》第三年第一卷，1880年春季，第10页。

[10]〔英〕傅兰雅口译、（清）栾学谦笔述：《化学卫生论》，《格致汇编》第四年第十一卷，上海：格致书室，1881年12月，第9页。

[11]（清）栾学谦：《化学卫生论序》，《格致汇编》第三年第一卷，1880年春季，第10页。

[12]〔英〕傅兰雅译：《居宅卫生论》，《格致汇编》第五年第四卷，1890年冬季，第33页。

[13]〔英〕傅兰雅译：《延年益寿论·批阅跋语》，《格致汇编》第六年第二卷，1891年夏季，第8页。

[14]刘桢麟：《富强始于卫生论》，《知新报》第三十九册，澳门：知新报社，1897年十一月十一日，第1页。

[15]《论变法以卫生为先务》，《湖南演说通俗报》第八期，广州，1903年，第5页。

[16]《论变法以卫生为先务》，《湖南演说通俗报》第八期，广州，1903年，第5—6页。

[17]《广布卫生书籍以强种类说》，《东方杂志》第八期，1904年阴历八月二十五日，第178页。

[18]《广布卫生书籍以强种类说》，《东方杂志》第八期，1904年阴历八月二十五日，第177页。

[19]普澄：《卫生学概论》，《江苏》第三期，东京：江苏同乡会，1903年五月初一日，第75页。

[20]盛国城译：《学校卫生规则》，《通学报》第八十三册，上海：通学报社，1908年5月11日，第348页。

文章来源|冯天瑜、聂长顺《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编辑|胡熙

校对|陈媛、杜梦倩

（本文来源：傅说新语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