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先生去世已有九月，却仿佛从未远去，时时能在诸多师友的纪念文章中窥见先生为人为学之一斑。如今捧读遗著《文化困知录》，更感先生一生著述问道之勤，视学术为生命。他晚年虽遭恶疾，仍笔耕不辍，整理出版先府君永轩先生文集，修订四十余年之作《冯天瑜文存》，撰《周制与秦制》，寓现实关怀于历史考辨当中，展现出一位学者面对纷繁世界，思考中华文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卓识与智慧。
冯天瑜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文化史研究，四十余年来，探索领域广涉中外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与他青少年时期广泛涉猎中外名著、父亲庭训授学以及勤奋不懈怠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也与先生治史追求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的学术理念息息相关。《文化困知录》一书不是他对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精神要义或某一文化问题的专门探讨，收入书中的数篇短文，如《修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庭教记略》《未成文的家训》《“住读”湖北图书馆八年记》《“看家书”》等，是先生一生攀登学术高峰的点滴记录，也是他对自己几十年治文化史历程和经验的最好总结。于先生而言，无论是少年时代因母亲工作之便，在湖北省图书馆读书的情景，还是青年时期父亲庭训授读中国文化经典的家学传承经历，均可见两代学人以身作则而形成的“远权贵，拒妄财”的家训精神，可见秉承先哲谠论以指示后学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修学门径。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对学术的不懈追求，源于传之于家学、秉之于素习、砺之于修行的学者精神。
《文化困知录》是冯天瑜先生一生从事中华文化研究的一份档案，也是他垂范后学的文化史研究启示录。书中内容主要有文化史片议、历史语义学、中华文化生态、明清文化五百年、中日文化交际、问学历程等六大板块。其中收录的诸文有撰写于四十年前的，也有先生晚近的新论，总共二十余篇，所涉议题，先生均曾费心用力，有丰富的成果存世。以这几大研究领域为网络，先生对中华文化历史进程、主要特征、精神内核的探讨深细而不局促，宏阔而不粗疏，其中既有对具体文化现象或阶段性文化历史的探讨，也有从总体出发对中华文化精神、特点的深入剖析；既有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与辨析，也有以史实考辨为基础展开的思想建构与阐释。阅读先生著作，闪耀其间的，是他作为历史研究智者和思想者的卓识，以及对中华文化深厚的关切与情怀。
以先生近些年着力颇多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为例，本书收录的《中国衍为国名历程》《“革命”概念的迁衍建立》《“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共和”内涵的衍生发展》四篇，虽然只是先生在此领域荦荦大章中的豹之一斑，却可从中看出先生在文化史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探索进而自成一体的史家风范。从早期撰写《中华文化史》对“文化”“文明”等概念的辨析，以考察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演变为基旨的《新语探源》《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演变研究》，到以一个概念撰成一书的《“封建”考论》，及以煌煌七十万言、三十个关键词而广涉政治、社会、历史、思想、经济、教育、宗教、科学、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与聂长顺合著），可以看到，先生所倡导和实践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学术理路在研究格局上实现了三个层面的结合：术语生成演变的一般性历史叙述，核心概念的深入考辨，以及转型期中国文化史的重新建构。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与《中华文化史》《中国文化生成史》等以文化的历史变迁为叙述单元的文化史建构互为呼应，从不同侧面共同勾绘出中国文化生成、演变的壮阔图景。
先生尝言自己所倡导并实践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主要受中国传统训诂学研究的启发，并从陈寅恪“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论述中汲取思想，同时也有来自域外概念史研究、关键词方法的影响。他在晚年所完成的《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堪称此领域的集成性成果。
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化史学者之一，先生的学术研究同样蕴含着深厚的现实关怀。先生几十年探索中华文化的历程，不仅只是实践“学而知之”的寻古、索古之义，更是不断解惑，进而重现中华文化光辉的“困而知之”的旅程。从对中华文化元典精神的探析，到对中华几千年制度的深度解剖（遗著《周制与秦制》即将出版），先生对中华文化精神及内部结构的探究，目的不仅在于将几千年中华文化旧迹、旧事、旧学的若干面向和片段晓示于人，而且欲通过追寻文化本源、探索文化精义，促使中华思想文化的光辉为今天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提供不竭的活力。本书收录的《文化生态说》《古典生态智慧的现代价值及其限定》《循环论与循环经济》《“中国世纪”说当缓议》等文，体现了先生身为文化史家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如果只是故纸堆中求学问，而缺少对现实世界及未来发展的关注，其价值必然会大打折扣，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古今贤哲所说的著史的基本精神。
三国时期的曹丕曾以帝王身份倡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几十年，时刻保持着一种紧迫感，即便在晚年身患恶疾仍未曾懈怠，更是化病痛为动力，分秒必争。如今遗著出版，追思其人，令吾辈后生感佩不已，又常常为自己浪费大好时光而深感惭愧。在先生四十余年的学术历程中，时刻实践着“我思故我在”的学术信念。作为师者，先生不仅践行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师之责，同时还是一位以身示范的道德君子，以“远权贵、拒妄财”的先人之德自励自勉，虽经历时代变化，仍初心不移，秉奉终身；作为学者，他一生著述极勤，每天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又最后一个离开，几十年如一日，从未稍懈，留下了不下千万字的著述。又时时将自己对世界、历史、人生的思索，贯注于对古今中西文化的探讨当中。
斯人已逝，斯文永存。《庄子·养生主》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于冯天瑜先生而言，有限生命的价值正在于对无限知识的探索，以及在此过程中对人类文明、文化演进方向的不断思考。先生以“困知”名书，其欲在中华文化研究道路上“进进不已”之义不言自明。
（作者：余来明，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