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古人之真精神：钟惺思想的时代意义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台湾研究所教授 余来明

钟惺（1574—1624年），明代文学家，竟陵派代表人物。作为晚明颇具代表性的学者，钟惺在经、史、子、集等各领域都有涉猎，或撰著，或评点，或编刊，活跃于晚明的知识生产和出版领域。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钟惺全集》整理与研究 ”（18AZW015）以钟惺著作文献整理为基础，全面展现了钟惺在经、史、子、集各领域所作出的成绩和贡献，并以其“发古人之真精神”的著者精神为出发点，集中阐述了他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传承古典、创造今典的思想与实践。

每一个时代，都会面临如何对待古人、古作、古法的问题，今天如此，几千年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的古人也不例外。孔子言三代，秦汉以下则在不断叠加的前贤往哲中寻求符合各该时代的真义，思想、制度、文化莫不如此。从文学角度来说，“复古”是永恒不变的话题，《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秦汉、唐宋文章，无一不在历代的文学写作中被当作典范，引为法式。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在明代被发展到极致，无论是复古，抑或反复古，或者在其他的写作道路上奔行，我们仿佛都能从中看到古人的影子，尽管明人眼中的古人早已被装扮成了他们所期待的样子。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潮当中，有了一次次的效仿与转折，以致很难辨清他们所说的某一个时代、某一位古人是否都具有相同的面貌和风格，其中也常是郢书燕说。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每一群体，每一文人，都各有主张，别具含义。钟惺承复古、公安之后，在他的文学认知当中，“古人”“古作”均具有多重性，既有真实存在的古代文人、古代作品，又有叠加了后人认识、评论的古人、古作。在此背景下，他提出“发古人之真精神”，力图在多重古人当中发掘自己的声音，建构属于他的思想世界。

多重知识叠加下对古人精神的发掘

在中国文化几千年发展演变过程中，思想、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为世人所称述的经典。以文学领域来说，通常所说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即是这种经典意识最典型的反映。这些经典在历史传承过程中，又经过无数代学者的不断研究和阐发，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认识和解读。这种来自历代学者的评论和解读，一方面有助于加深读者对于经典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建构起了经典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再造了经典。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钟惺提出了“发古人之真精神”的看法，也把“成一家言”当作人生“死且不朽”的崇高追求。

在钟惺的阅读、批评和创作当中，尤其注重体现一种“古人精神”。相对于其时前、后七子所提倡的“复古”，他更加强调的是“真诗”。 如他在《隐秀轩集自序》中说：“平气精心，虚怀独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内自废其中拒之私，务求古人精神所在。”他又在谈到自己与谭元春所编的《诗归》时说：“家居复与谭生元春深览古人，得其精神，选定古今诗曰《诗归》。稍有评注，发覆指迷。”对钟惺而言，古人还是那个古人，然而，在经历无数代文人不断的阐释、解读之后，古人的真面目受到了遮蔽，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拨开重重迷雾，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层峦叠嶂当中窥见古人的真精神。因此，他才会说，自己重新编选古人的诗作，并对它们进行点评，目的是“举古人精神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百年未见于世者，一标出之”。他对自己阅读和批评的眼光是十分自信的，强调自己说的都是“千百年未见于世者”，由此可见他对于古人之书、之作的态度。他也因此成为他人眼中另类的反叛者，而被指“不意世间有此大胆人”（许学夷《诗源辩体》）。

以评点创造新的思想传统

中国古代的许多文人往往并不只有一重面相。作为文学家的钟惺，过去的文学史叙述都着重于他的文学思想对复古思想的革新和反抗。但事实上，钟惺并不只是一位文学家，他在《诗经》学、史学、佛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而他用以建构独属于自己的知识、思想世界的，则是明代中期以后知识出版领域颇为盛行的方式——评点。

评点不以生产新的知识为追求，而是通过对他人之书、之作进行编选和点评，以一种知识重构的形式表达新的观念，建立新的知识系统，从而达到传递新思想、创造新传统的目的。正如他在那篇著名的《诗论》中所说的：“《诗》，活物也。”在此认识之下，他阅读前代的那些作品，看到了与前人不同的思想世界。例如，对在明代已经成为经典中的经典的杜诗，他也产生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评点杜甫所写的一首诗《小寒食舟中作》的时候，禁不住透露自己与谭元春二人在选诗过程中的真实想法：“予于选杜七言律，似独与世异同。盖此体为诸家所难，而老杜一人选至三十余首，不为严且约矣。然于寻常口耳之前，人人传诵、代代尸祝者，十或黜其六七。友夏云：‘既欲选出真诗，安能顾人唾骂，留此为避怨之资乎？知我者老杜，罪我者从来看杜诗之人也。’”（《唐诗归》第二十二卷）七律为杜甫创作最具代表的诗体，已成千古共识，在钟惺那里也不例外。然而，到底以哪些作品为典范，则可以人各有说。钟惺不选“寻常口耳之前”“人人传诵”的作品，其做法虽然可能有一点故意求异的意味，但对于他来说，只有在面对无数代人所创造的经典时表现得别具一格，才有可能凸显自己思想的存在。而这样的观念在他那里是以“真诗”和“古人之真精神”的面貌得到张扬的。

中国思想、知识的传承与发展，从某个角度来说都是通过重新解释经典而形成的，也因此才会出现“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学术分野。钟惺在经、史、子、集各部所做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以评点的方式来体现的，如他的《诗经》评点、《三注钞》的选评、《诗归》的评选、《东坡文选》的选评，以及佛教著作《首楞严经如说》。可以说，离开了对于这些评点之作的研究，我们对于钟惺的认识将是极不完整的。钟惺学术思想的许多重要观念、议题和贡献都是在他编选与评点前人的著作时得到体现的，而真正意义上由他撰写的著作则只有《隐秀轩集》和《史怀》。

伪托著作与钟惺的文化世界

在对钟惺的著作进行整理和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那些历代被认为是伪托钟惺而撰写、编纂的著作，是一个颇费踌躇的问题。并且从数量上来看，那些署名钟惺而又极有可能并非出自钟惺之手的作品，要远远多于能够确知由钟惺撰写、编纂的著作。要对钟惺进行全面的讨论，这类存在极大伪托嫌疑的著作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伪托名人刻书，以获得高额的市场回报，是晚明蜂出的书坊追求利益的典型体现。然而，对于被伪托的那些文化明星，如袁宏道、李贽、汤显祖、钟惺等人来说，以他们的名义出版的这些著作，可以为我们理解那个时期的流行文化和大众阅读提供最好的样本。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晚明通俗阅读读物的出版才得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观。

就署名钟惺编选、评点的著作来看，又往往都是钟惺撰述作品的延展，以给读者造成“系列”阅读的期待：钟惺、谭元春评选了《诗归》，于是就有了署名钟惺评选的《明诗归》《名媛诗归》，甚至还扩及到文，有了由钟惺选评的《历代文归》《诸子文归》《唐宋十二大家文归》；钟惺撰写了《史怀》，对《左传》以至《晋书》的历代史书加以评论，于是就出现了《左传文定》《左传评苑》、钟评《史记》、钟评《汉书》、钟评《晋书》等一系列的著作；等等。也有许多署名钟惺评点的小说作品，如《夏商合传》《全汉志传》《大隋志传》《封神演义》等。小说作品作为一种流行通俗读物，在和文化明星进行叠加之后，势必会成为大众阅读的宠儿。与此同时，钟惺之名随着竟陵派的盛极一时，在晚明文坛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段时期内文学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内容与形态。甚至到了几百年以后，在“五四”新文化的余波中重被招魂，成为该时期文化建构谱系中具有新时代精神的“先人”。

(《社会科学报》2024年2月2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