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家相聚在线上和线下，祝贺一部著作的出版，纪念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很会画画，画的人物素描出神入化。冯先生眼睛很亮，有穿透事物和人心的能力。顺着冯先生的目光，我想，有关冯先生的素描必然会传递出两个字——传说。一个被记住的人一定是有传说的。

历史学家有两种不同的研究风格。一种是实证主义的风格，是在给定的范围里，孜孜不倦地进行知识生产，包括同质化的再生产；一种是将过去的经验空间和对未来的瞻望结合起来进行以“问题史”为导向的实证研究，1929年《年鉴》杂志创刊之际即已揭橥了这一宗旨。冯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明清文化史散论》到遗著《周制与秦制》，一以贯之地体现了“问题史”研究的特质。

历史有如恒河沙数，真的历史呈现为没有时限的思想。“社会形态论”曾是当代影响最大的研究范式，80年代后成为死语。为什么历史研究常常是一种外在的同类现象的堆砌，而无法反映事物的内在逻辑？冯先生的力作《“封建”考论》旧话重提，是了解历史和历史书写的必读之物。感恩冯先生，生病期间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为“学衡尔雅文库”撰写了《封建》一书。

“读万卷书”可以成为史家，但是，“行万里路”是史家更为重要的品格。如果对自己所置身的时空完全无感，很难想像能够从事个性化的研究。本世纪初，冯先生在日本爱知大学任教期间，我们经常在图书馆碰面，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悄悄关心揭开日本近代序幕的《“千岁丸”上海行》。而当我还在摸索概念史研究的路径时，先生就已写出了倡导历史语义研究的《新语探源》。

2022年6月8日，趁着“封控”的间隙，我到冯先生家拜访。室外烈日高照，室内先生谈兴甚浓，他给我展示了正在撰写的《周制与秦制》。我很吃惊，满身病痛的先生还在研究，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冯先生“很在意”这本书，那么先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接续绵绵不断的连续，更在于对过往经验的断裂——不可接续的断裂的反思，19世纪以来中国知识人正是站在断裂处瞻望中国的未来的。走出周制与秦制的怪圈，这或许是冯先生的意志所在。

听说下午有冯先生雕塑揭幕仪式。一座雕塑是留住传说的记忆之场，从此人文荟萃的武汉大学又多了一处打卡点。

根据2024年3月23日“制度文化史学术研讨会暨冯天瑜教授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