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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顾瑞雪

内容摘要:

2011年9月24日至25日,“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位学者与会。此次会议的内容包括:域外、古代和近三十年来的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共收到论文近百篇。按照研究角度的不同,这些论文可分为历史的、文学的、教育的、社会的等几个方面。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辑受到与会人士的推重与关注。

关键词:

科举 文献整理与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2011年9月24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第一会议室隆重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位学者与会,其中有美国波莫那学院白亚仁(Allan H. Barr)教授,日本福冈教育大学鹤成久章教授,日本东北大学三浦秀一教授,日本琉球大学教育学部水上雅晴教授,韩国国立Hanbat大学中文系金惠经教授,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所丁克顺教授,新加坡国立图书馆馆长沈俊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学术顾问邓绍基先生,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张希清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世愉教授,厦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执行主席刘海峰教授,教育部考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研究员,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李弘祺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詹杭伦教授等。武汉大学副校长黄泰岩教授、主办单位代表刘海峰教授、来宾代表白亚仁、邓绍基、金惠经、李弘祺等分别致辞。开幕式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主编、文学院陈文新教授主持。

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包括:域外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近三十年来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大进展;唐前“选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唐宋辽金元明清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从提交的近百篇论文来看,四个方面的议题都有涉及。其中对于科举文献的考证、考辨的论文最多,充分体现了历史学在科举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与重要性。科举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是近十年来科举研究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如何在对科举的研究中实现借古鉴今、学以致用,则是教育界人士的一个共识。域外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已经渐渐提上日程,韩国与越南的科举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已然成为域外科举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此外科举与民俗、传说的结合,也使研讨会增加了新的侧面。下面就围绕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分而述之。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对科举的研究越来越多,对科举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明晰,科举得以从“封建的科举制度”或“丑恶的科举制度”的定性中摆脱出来。努力还原科举在历史上的原貌,探究它曾经发生作用的机制,成了研究者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的科举究竟起源于何时?它最初的形态是什么?黑龙江大学胡凡教授将科举的起源追溯到西汉前期,他在《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一文中说:“策问与对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确立于西汉前期。汉文帝时期两次诏举贤良是策试制度化的开始。汉武帝时期出现了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对策。西汉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它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厦门大学张亚群教授在《致贤用才,科举先声——葛洪的人才观与考试观辨析》中,重点考察了东晋时期葛洪的人才观与考试观,指出其在考试观念、考试方法和考试科目与内容上开了隋唐科举选士之先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金滢坤引入了唐代科举研究的新材料,其《国图藏敦煌“策府”研究》对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两件敦煌文书BD14491号和BD14650的缀合情况进行了简单概述,并对文书的写作时间和性质进行了考订,认为这些策文正反映了贞观年间唐太宗对选贤用能的重视,都是作者揣摩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而作的。

宋代是科举制度的渐趋成熟期。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张希清教授《南宋考论》、陕西师范大学李裕民教授《宋人登科年代考》和浙江大学何忠礼教授的《正误二十五则》等三篇考证的文章,彰显了历史学专家学者在进行科举研究过程中的史料辨正优势,对我们今后的研究中运用史料方面,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武汉大学张思齐教授的《和宋元明科举》一文考察了胡安国阐释《春秋》的思想动机,指出“直接地取法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来著书,这是胡安国采取的撰述策略。胡安国对宋元明时期的科举考试影响巨大,《春秋胡氏传》成了考试指南。”辽金的科举研究也有了进一步深入。吉林大学高福顺教授《辽朝科举考试生源述论》一文将辽朝科举考试生源的教育基地作为研究对象之一加以论述,厘清了辽朝科举考试生源的来源及其培养“基地”的实况,有利于我们对辽朝科举文化的深入认识。黑龙江大学薛瑞兆教授《金代科举制度考述》就金代科举的科目、考试、监检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为全面了解当时的科举制度提供了比较客观的依据。郭长海、姚虹云的《金代女真策论进士科举制度探析》以金代女真策论进士科为例,探究了这种考试的考试对象和考试内容的独特性,而且认为它具有完整的应试、选拔和录用制度,在中国古代民族教育史和科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类研究在丰实中国科举制度史的内涵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元代在科举制度史上并不十分值得称道,但武汉大学申万里教授《秋闱校艺——元代乡试的过程》,以详实的考证和充足的材料展示了元代乡试的整个过程,认为这种细密的规范和要求显示出元朝乡试制度的成熟与完善;并进一步指出“作为蒙古族统治的王朝,元朝乡试体现出‘优待国人’的特点,这是元朝乡试体现出的民族统治的特色”。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邱逸凡、李弘祺在《官学资料辨析——兼论元朝科举对官学的影响》中质疑《经世大典序录》的说法,通过对其官学资料的辨析,认为“《经世大典序录》的说法体现了南方士人的历史记忆,同时也是元文宗君臣继承、运用仁宗朝政治文化的产物”。江苏教育科学院的沈仁国教授《元代科次不详进士证补》,史料充分有力,对文献史料的勾辑颇有意义。

作为科举史上最为完备的时期,明清两代的科举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者们研究的重心与热点。首先是对基本制度的考察。汪维真、牛建强的《明清会试十八房制源流考》充分考证了明清会试十八房制的产生背景和制定依据,又结合图表分析,认为该制首次出现于明万历十四年,与明朝的人口总数和应举人数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相关。屈超立的《明朝科举制的发展与选官世袭制的彻底终结》追古溯源,认为明朝科举制发展到鼎盛,规定选官必由科举,非科举者毋得授官和扩大科举取士的数量,终于彻底结束了选官世袭制的残余,明朝因此而成为了远比宋朝更为完备的名实相符的以文官考试为基础的科举政治,为社会的稳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张献忠《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的去程朱化及其阳明心学的影响》以袁黄及其所纂举业用书为中心,考察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中对程朱理学的背离以及阳明心学对科举考试的影响,认为万历时期,程朱理学已经丧失了在科举考试中的独尊地位,举业指导思想出现了去程朱化和多元化的趋势,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中处处渗透着心学的思想就是阳明心学影响科举的一个典型反映。韩国韩巴大学金惠经教授的《李贽与科举》一文,从新颖的角度入手,考察了李贽为何不应进士考试的原因在于“李贽正是看透了这些科举的弊病(考试所检测的只不过是古典教养,而不能考察出为官的能力和品行),才毅然决定不把自己的人生时间浪费在这么虚假的游戏之中”;对于李贽肯定时文,文章则从更高的立论来看待这一现象,认为李贽对科举与文学有着清晰的认识,是“一位实事求是的真思想家”。郭培贵的《明代解元群体构成考略》和周勇的《所见弘治会元》成为明代科举士子群体研究的两篇代表性论文。郭文主要考察了解元群体的数量、各省直解元进士、庶吉士数量及在解元中所占比和若干省、直进士及解元分布的特点;周文则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所载史料为基础,仔细寻绎了弘治朝科举及会元的一些情况,通过个案性分析说明了弘治时期一些科举定制趋于完备成为提高科举质量的制度保障;会元作为会试的榜首,可以代表科举文风的走向和国家的科举水平,他们的仕宦之路也被打上了科举政治的较深印痕;文章实证性地体现了《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的学术价值。钱茂伟与谷敏两位学者都以天一阁藏登科录作为研究对象,对天一阁博物馆的收藏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认为“明代科举录,既有文物价值,又有相当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是研究明代历史人物与明代科举制度的第一手资料,可以大大提升明代科举研究的深度”。台湾成功大学侯美珍《日用应酬尺牍选集中的科举文献——以明末、为例》指出,“日用应酬尺牍乃为迎合多数购买者的需求,故所反映、代表的讯息非个别的,不但真实且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可与其它科举文献互证或弥补其不足”,给我们寻找科举文献以新的启示。邱进春的《试论地方志中科举资料的不足——以明清江西方志为例》,结合江西地方志中对进士人物记载的情况,并列出“三个版本《江西通志》所收洪武四年至嘉靖二年榜进士人数对比表”,指出运用方志时应该注意辨别材料的真实程度。

在明代科举的这些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的视角及其观点,他们分别是三浦秀一的《担任乡试考官的“进士教职”》、大野晃嗣的《明代会试考官初探——以为中心》和鹤成久章的《万历四十四年科场弊案始末考》。三篇文章都以充分的史料和严密的推论作为其风格和特点。三浦氏对嘉靖十三年以前作为进士出身的人士担任教官的价值观形成过程进行了一个纵向的考察;大野氏考察了《会试录》中同考官顺序的规则排序和阶层化的现象,列表显示自正统以来的明朝八代皇帝在位时会试教官一览、同年《会试录》上登载的程文作者及所附教官批评顺序表,指出中国传统官僚制度的“顺序”与科举的“公平性”同时并存的史实;鹤成氏对于万历四十四年科场弊案的考证,“是一桩最有代表性的明代科场舞弊案”,对我们了解明代的科场情况,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清代科举研究在制度考察方面,有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李世愉的《清代翻译科述略》,对清代专为八旗士子而设的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进行论述。潘务正的《清代召试制度考述》追溯了召试制度的肇始及其运作过程,指出它促进了清代江浙地区文化的发展,拓宽了士人的进身之途,对清代文学的发展亦有一定的影响,直堪媲美唐代的博学鸿词科考试。邹长清的《清代朝考的类别及新进士朝考的性质探讨》首先辨析了“朝考”的概念,然后指出其类别及变化,认为新进士朝考应属于科举考试的范畴。王晓勇的《清代武科举考试法规文献研究》以清代武科举考试法规文献——《钦定武场条例》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武科举考试的规程,深入研究清代武科举科举制度程式,考试科目设置和内容,科场防弊,学额分配,并对清代武科举文献的进一步深入发掘和整理工作提出展望。李兵《论清代科举制度发展的因革》对整个清代的科举制度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回顾。文献及版本方面,有鲁小俊、江俊伟的《的版本及价值述略》、张杰的《硃卷与的文献价值》、毛晓阳的《清代科举宾兴文献综论》,对科举相关文献有着相当的参考价值。翟国璋的《清代进士资料考辨》对所接触到的清代有关进士的资料(《清史稿》及方志等),进行考辨,予以纠正。台湾铭传大学吴惠巧教授的《台湾之科举中额及清廷的相关政策》通过考察台湾科举中额的情况进而探讨清廷对台湾士子的相关政策,得出结论说:“从台湾科举中额的确定可以看出,清廷为了笼络台湾士子,采取特殊的倾斜政策,这正是清廷推行科举的成功之处。正因为如此,科举制度在清前期发展到最高峰,其选拔人才的功能也发展到极致。”梁志平的《从看太平天国战争对科举考试的冲击》考辨了咸同年间的捐广学额制度,认为江南地区几乎所有州县都捐广了学额,这一方面缓解了清廷的财政危机,笼络了官员士绅人心,对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功不可没;然而,就科举而言,则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原有区域学额分配制度失范,江南地区正是这一典型代表区域。

美国波莫那学院白亚仁教授的《从看顺治丁酉顺天科场案》用《吴兴大事记》等鲜为人知的清初史料从几个侧面对顺治丁酉顺天科场案的背景、经过、后果及意义进行探讨,指出丁酉科场案并不是清廷“蓄意打压南方知识分子和世绅的行为”,而是“明末士风所酿成的恶果”,是顺治皇帝有意整治科场积弊的举措。日本琉球大学的水上雅晴在《顾炎武中科举说初探》中对顾炎武的科举说加以探讨,认为这不仅是科举方面的考辨而已;又将顾氏科举说基本内容分为四类,特点归纳于三个要点,认为其中贯串着顾氏浓烈的“正名”意识,因此主张不能将《日知录》卷十六和卷十七所收文章仅当作札记来看。甘宏伟的《“反科举”话语与历史的实际情景——以黄宗羲、顾炎武等对科举的言论为例》通过材料的分析,雄辩地得出结论:“今人以黄宗羲、顾炎武等谈科举的言论为‘反科举’、‘反八股取士’之话语张本,其实是对他们的言论做了有倾向性的选择乃至切割。论者将古人的某些说法从具体的文本语境中抽出,看似他们对科举制度、对八股取士的批评极其猛烈,大有欲废之而后快的气势,但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林介宇在《痛苦的断裂:明清鼎革之际的嘉定县科举事业》对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嘉定县的科举事业进行了追溯,回顾了它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整个过程,指出它与时代相浮沉的历史必然。

学术思想对清代科举的影响。冯建民在《乾嘉汉学对科举考试的渗透与影响论析》中认为占据清代学术主流地位的乾嘉汉学无论是对科举考试的科目调整、命题范围的变动,抑或是对于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科举考试的试题内容,还是对于科举考试的阅卷方式和取士标准,都有很深的渗透和影响。而且更为主要的是,乾嘉汉学与科举考试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从而有力的推动乾嘉汉学走向兴盛。此外三篇论及四书对科举影响的文章交相辉映,形成清代四书文研究的一个小小的热点。一篇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沈俊平的《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探析》,探究了朝廷所颁布的标准读物并没有真正发挥官方教科书的用途,反而是坊刻四书应举用书更多地满足士子的备考需求。安东强《编纂的立意及反响》一文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指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写作手法在《钦定四书文》中被奉为正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以载道”与“代圣贤立言”两种文论观念在国家政令上的合流;然而另一方面,大量出现的坊选闱墨更能反映不断变化的科场风气,而且卷帙较小,易于揣摩,反而取代《钦定四书文》成为“士子之矩矱”。这不仅违背了乾隆帝设制的本意,而且对四书文的流变与国家的选才用人均有深远的影响。山东大学朱修春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四书在清初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她在《清初学界对四书的批判性考辨举证》指出,“无论是姚际恒、陈确等人考辨《大学》、《中庸》非孔孟之书,还是毛奇龄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批判,其矛头都直接指向了作为宋明理学赖以存在的支柱——以四书为核心的经典文献系统。”“从各个角度对四书进行考辨,使得宋明理学赖以存在的经典文献系统呈崩溃之势。”

对科举废除前后晚清民初的关注主要聚焦在科举的废除与社会转型的探讨中。美国圣心大学柯任达(Thomas D. Curran)《精英流动与中国引入近代教育的首次尝试》中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和科举制度都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巨大阻碍”,“朝廷一旦选择了近代学校就别无选择,只能放弃科举制度。”沈登苗、牛翠萍《民国高等教育——评估废科举是否适时、成功的关键》认为科举的废除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而民国高等教育的成功恰可以反证废除科举的正确性与必要性。徐萍《从进士科举到文官考试——中国选官制度在民国时期的制度逻辑》一文指出,民国文官制度期望以考试实现两官分途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而考试选官维护社会稳定反而达到了目的。王日根在《光绪十九年(1893)广东乡试弊端表现与治理举措》论及科举废除前清廷曾经做过的挽回补救工作。日本东北大学水盛凉一的《科举正途官员与杂途官员——通过同乡会馆的建立看清末官僚社会的变革》则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对清末官僚的变革进行了分析与透视。顾瑞雪《论科举废止前后张之洞对国粹的保存与拯救》从晚清士人对传统儒学的态度出发,在与维新派和国粹派的比较中,凸现了洋务派改革家张之洞为救亡存种而做出的努力。杨齐福《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导致农村文化生态的平衡,而且也致使乡村士绅的劣质化,造成传统宗族制度的衰落。这使得乡村、乡村文化、乡村经济急剧衰落,城乡差别、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不断加大。

对于少数民族科举的关注,本次会议中只有黄明光教授的《广西壮族土官地区科举制度探议》一篇文章有所涉及。文章先对唐代至清末壮族举人、进士的人数、人名进行了考证,并对壮族土官族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原因作了分析,最后对壮族地区施行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作了探讨,在拓展科举研究的视野方面有一定的意义。

科举文学是此次会议的另一个重心。首先是律赋和八股文等科举文体受到关注。罗积勇、刘彦《唐代试律诗辑考》在参考《全唐诗》及其补遗、补编等书的基础上,将《文苑英华》卷一八○至卷一八九中未收的疑似唐代试律诗39首搜辑并考证,以确定其是否真为唐代试律诗。肖金云《从宋代科举诗赋看文欣同用独用》通过考察宋代科举赋作用韵情况,并结合宋人日常赋及《广韵》本身情况作为考证此结论的合理性。苏碧铨《从举子到考官:试论欧阳修的科举诗及其史料价值》论述了欧阳修从举子到考官的科举经历与其自道甘苦、分享他人成败以及记录考场活动等三类科举诗恰相对应;而其作为考官记录考场活动的科举诗,在展现北宋省试流程、补充印证宋代科举制度方面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孙书平《宋代试论述略》则试图结合教育心理学原理探讨宋代的“试论”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武汉大学陈水云教授在《王步青八股文批评述略》中,对王步青的八股文思想予以挖掘和展示,认为王步青的“时文与古文合一”论,关键在“其义理同”,即无论是时文还是古文,都是用以载道的,是用以表达义理的。王炜《从科举的视角考察张溥及其八股文选本》认为“张溥编定《国表》等八股文选本,既是有资于举业,也是试图弥合官方意识形态与民众利益需求之间的裂隙;同时也是张溥等明末文人社会交往的主要途径,又是明末文人表达学术观念、展现学术担当的重要方式。”余来明《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将科举背景下士人的心态及其文学创作联系起来,认为“科举制度与诗歌创作二者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元代前期科举制度废而不行对诗歌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并从四个方面对此观点进行了论述。薛泉《科举制度与明代诗文的式微》从三个方面对明代诗文式微的原因进行探究,认为明代科举制度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华《从探寻李昌祺晚年思想心态与诗歌风格的转变》考察了李昌褀晚年的思想心态,影响到他的诗歌突破台阁体的窠臼,形成了情感真挚深沉、语言明快质朴、用韵随意自由的独特风格,完成了从遵循主流到背离主流的蜕变。余来明、薛泉和李华的这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科举对于士人及其诗文创作的影响,而且几乎都认同科举对诗文创作的负面作用及影响,可谓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从邱昌员的《唐代文言小说的科举批判》,到汤克勤的《晚清科举的革废与士的转型——论晚清小说》,在小说题材中探究科举的影响及时代性问题,始终都是科举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中国艺术研究院叶楚炎《明代科举与通俗小说中的“冒籍”》一文,在对明清通俗小说中的“冒籍”现象进行考察后,指出这些小说作者往往并不将“冒籍”看做一种舞弊行为,而是将其视为小说人物考取科名的科场利器;由此小说作者也发掘出了“冒籍”在人物形象与小说情节方面的诸多功能,使之成为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元素。而且通过“冒籍”,也可以体察到小说作者对于科举的矛盾心理和隐秘需求。这与刘希伟《清代童试中的“异地借考”问题——兼论当今高考“借考”政策》恰巧形成不同锲入点的呼应。吴光正在《儒林外史>的叙事策略与情感基调——兼谈儒林外史>研究者对科举的误读》中,认为“二十世纪《儒林外史》研究史上许多经典结论实际上折射的是阅读小说的时代,而不是小说产生的时代,是以现代的思想观念现代的文艺观念去观照古代的文艺作品”,“是对《儒林外史》的误读”。并从对小说文本意蕴、情节结构、白话小说和对科举等四方面的误读进行了颠覆性阐释,试图从宗教叙事层面分析《儒林外史》的创作意图和士风描写,透过吴敬梓的艺术构思来反思现代视野的缺失。对《红楼梦》的关注在古典小说研究中永不缺席。香港浸会大学张惠《宝玉·八股·后四十回》和厦门大学宋巧燕《君子之泽斩,科举之力显——《红楼梦》中科举影响力探析》两篇文章,从科举的角度对小说情节结构的设置进行了合理诠释,认为宝玉中举是“宝玉形象的丰富和发展,提升了宝玉的价值和意义,续书此笔不是败笔,反是佳构”,令人信服。

探讨科举对文学的宏观影响,钱建状《科名崇拜、科名歧视与两宋文学的传播》一文可为代表。文章认为两宋时期以状元崇拜为代表的崇尚科名的社会心理对于正面促进文学的传播固然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有“科场决定文场”的弊端,造成了一些颇有才华的下层文人作品的凐没。张晓雪、胡凡的《科举魁星崇拜源流考论》、周腊生的《再揭状元驸马之谜》、王宏星的《漫谈宁波最后一位状元——章鋆》和郭海文的《科举制背景下的士妓关系》,从民间的角度审视科举给士人所造成的影响,饶有趣味而又不乏学理的思考。

从“科举学”的视角研究科举,以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为代表。其《科举文献中的考试须知:从到》一文,着重比较分析这两种不同时代的考试须知的异同并论述清代“考试须知”类的各种科举文献,明显地体现了广义科举学的内涵。范哗的《科举学文化视角——中国科举文化概念浅论》,从科举文化概念界定、科举起源辨析、科举文化内容梳理、科举文化特征分析四个方面入手,试图厘清科举文化的概念,挖掘科举文化内涵。冯用军的《千年科考惨淡隐退的“台前幕后”——基于文本社会学方法的叙事学研究》运用文本社会学方法对科举制进行终结性评论,“既是主要作为文学考试的科举革废历程的叙事学研究尝试,也是为走到‘十字路口’的高考、国考、汉考等国家级大规模考试的改革与发展寻求“破壁”之策的努力和探索”。林上洪的《“科举流动”争议中的标准和条件问题》对“科举流动”这样的“软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探讨,认为对科举流动条件的认识事实上影响了人们对科举流动功能的判断,“科举制度是否产生流动和流动率大小,是由预设的流动标准决定的”,其中教育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条件。

教育部考试中心胡平的《借鉴科举阅卷方法,控制主观题评分误差》,是研究科举制度古为今用最好的范例。文章以历史学硕士研究生考试科目《历史学基础》主观题的评分误差为例,说明借鉴科举时代形成的一套“文有定评”的阅卷方法来制定一个比较客观的量化的评价标准,逐渐替代阅卷评判者的主观意念,从而更有效地控制考试中主观题的评分误差,是切实可行的。姚远利《中国科举:利在社会、弊在国家》和唐翼明《怀念科举》两篇文章以随感的形式抒发了对于科举公平性的呼唤,也颇令人感怀。

综述类的研究主要有方宪的《近十年国内关于科举与文学的研究综述》、黎晓莲的《近百年以来八股文研究综述》和许友根的《唐代武举研究简述》三篇论文,分别从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时段对科举的历史和科举(尤其是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史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为我们下一步的科举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关于域外的科举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及越南在科举文献方面的整理与研究。韩国(高丽、李朝)是在中国境外实行科举时间最长、体制最完备的国家,用韩国国立Hanbat大学金惠经教授的话说,即是:“韩国的科举制与中国的没有什么两样。”从公元893年高丽时期开始接受,到公元1894甲午战后废除,科举制度在韩国沿续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对韩国的影响之深之远堪比中国。香港大学詹杭伦教授的《韩国(高丽、李朝)科举考试律赋举隅》对高丽朝和李朝科举考试中使用的律赋作了举例分析,并且附带论及李朝用于科举考试的六言赋体,指出高丽朝的科举律赋由于采用了对中国科举考试文体“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策略,因而其写作水平较高,可与中国唐末宋初的律赋相媲美。这篇论文揭示的资料与阐发的观点,既可供研究韩国科举与文学课题参考,也可供研究中国科举文体作对比分析。与此相互照应的是韩国延世大学许敬震、初佳男的《科体集——韩国科体集的种类与性格》和刘婧的《朝鲜科诗选集研究》两篇文章,都是以朝鲜时代进士试中的一个考试科目“科体诗”为例而展开论述。前者介绍了科体诗的体制、格式、内容以及它在韩国流行的背景和各种科体集的种类,如“东诗”、“东寅”等,作为文人们读书刊物得到了广泛的流通;后者则对朝鲜科举诗选本《近艺隽选》进行了初步整理,并对其编撰、传抄情况及收录诗文的特征加以初步分析。通过这些科诗选集可以发现,朝鲜后期的科诗文献不仅在总体数量上还有待重新发掘和统计,即便是每一部科诗文献的不同抄本(或版本)的发掘和校勘也尤为重要,这为韩国科举与文学之课题研究,乃至中国及越南的科体诗研究提供了又一参照。初佳男还展示了韩国科试古籍文献保存本《东诗》、《俪文》等,也使我们对韩国科诗的本来面貌有了更为切实的感性认识。

越南是科举制影响最大的东南亚国家之一,儒学对越南的教育及社会的影响直至今天仍然十分广泛。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所的丁克顺教授在《越南的儒教科举与儒学科举文献》一文中介绍了越南的儒教科举概况和越南所保存的关于儒学科举的文献,指出这是科举研究的一个宝藏,中越可以通力合作,发掘、整理并研究这些科举文献。另一位同是汉喃研究院的学者郑克孟以《进士题名碑及越南中代儒学科举制度之教育政策》为题,从保存于越南各文庙的进士题名碑上分析得出,越南接受中国儒学教育的过程已经经过较长且较为复杂的一段时间。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陈文的《越南黎朝进士科策文题目分析》指出:进士科作为越南黎朝科举取士的最主要科目,其制度已相当完善;黎朝进士科策文题目出题范围广泛,又多以儒家经典、中国历史及越南历史组合黎朝当时形势为问,既效仿中国进士科策文的出题形式和内容,也具有经世致用的时代特点。而这仍然揭示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通过科举在越南不断得以传播和普及的史实。

与会专家学者还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设想,如台湾清华大学李弘祺教授提出诸如“科举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家族利益与科举的关系问题”、“中国的考试制度对世界的影响问题”等当下科举研究成果中涉及尚少或还未涉及到的问题,都能够启发我们进一步拓展科举研究的思路。侯美珍建议可以编纂一个“科举文献索引”,这对我们的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与期待。

9月24日晚,《光明日报·国学版》和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以“文明进程的中国科举”为主题,邀请李弘祺(台湾)、陈文新、刘海峰、金惠经(韩)、丁克顺(越)、水上雅晴(日)等学者作专题访谈,探讨了科举制度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科举制度何以在中国产生等问题,为这次学术会议增加了一个新的亮点。

作为科举研究的学术重镇之一,武汉大学在科举文献与研究方面一直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009年,由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领衔主编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辑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共17种22卷,2700万字。《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经过系统整理的大型科举文献丛刊。其中,《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开创了一种新的交叉研究的学术范式,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科举文学编年,登科录、同年录、碑志、行状、序跋等稀见文献占全书二分之一左右;《游戏八股文集成》首次汇缉、整理了明清时期带游戏意味的八股作品,展现了传统文化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钦定四书文校注》是对四库全书中唯一的八股文总集的第一次精心整理,代表了目前学术界在八股文校注方面的水平;《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全面、系统地汇辑、整理了隋唐以降在常科之外的特科(制举)文献;《明代状元史料汇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搜集、整理了明代89位状元的相关史料;《20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是20世纪国内外科举研究成果的系统展示,兼具权威性和前沿性;《历代律赋校注》、《四书大全校注》、《唐代试律试策校注》、《正续编》、《七史选举志校注》等对一部分整理难度极大的科举文献加以标点、校注,嘉惠学林,功不可没;《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八股文总论八种》、《科举史料汇编》等精选精校有关翰林院建制、国子监管理、学政事务、国家考试文体、国家考试制度的文献,力求精审管用,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的诸多空白,在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堪称引人注目的建树。

此项事业方兴未艾。继第一辑之后,武汉大学拟于2013年推出以专题研究为主的第二辑,包括《唐代辞赋与科举》、《宋代科举与韵书》、《元代科举与文学》、《钦定四书文研究》、《明代会元别集考论》、《八股文批评史》、《明代文学与明代的科举文化生态》、《八股文选家与明清思想文化》、《游戏八股文研究》、《永乐间庶吉士诗文与明前期社会》、《书院、科举与文学——以清代为中心的考察》、《康熙己未特科与康熙文坛》、《儒林外史的现代误读》、《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社会与文学》等十余种学术专著。2013年正值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这将赋予《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二辑以特殊的意义。

邓绍基先生对《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以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领衔主编的大型丛书‘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影响甚大。而2013年将要推出的第二辑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将为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增加后劲。”刘海峰教授也说:它功在当今,利在后世,“为学术界科举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0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