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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娟:“俗文学中的科举与民间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3年11月8日到10日,“俗文学中的科举与民间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此次研讨会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俗文学学会与武汉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共有来自澳大利亚、韩国、中国大陆以及港台地区的45位学者参加,提交论文45篇。主办方代表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陈连山教授致辞,希望通过俗文学的研究推动对于中国文学的认识,在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未来的新型文学理论;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以“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标举历史文化观照的现实意义,他用“给小孩洗澡”譬喻近现代以来我们对于科举和传统文化的态度——“把脏水和小孩一起都抛弃掉了”;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涂险峰教授介绍了武汉大学在俗文学与科举学研究领域的成果;来宾代表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崔溶澈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周建渝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赵晓寰教授应邀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学院教授陈文新主持。

此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是论题集中、鲜明,聚焦于俗文学中的科举与民间社会,进行文化学、社会学、科举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有突出的学术意义。俗文学具有丰富的文学特征与思想史价值,俗文学中反映的科举与民俗文化提供了体制内的文献所未有的内容,浸透着作家鲜活的个体体验;晚清以来学界对于科举的批判不绝于耳,但是科举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带来活力,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科举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待于重新评估。此论题既契合于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的特色,也注重学术性、历史性,兼具现实感。另一大亮点是与会代表身份宽泛,既有来自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所的学院派学者,也有来自基层的草根学者。江苏常熟古里镇白茆山歌协会会长邹养鹤先生长期在文化站工作,对白茆山歌、民间故事、民间宣卷有着较深的研究,草根学者的参与恰恰说明了俗文学的民间根基。此次研讨会中,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各大高校的学者与海外学者互动交流,港台学者视角独特、解读细腻,把中国俗文学研究融入到更广阔的世界文学疆域之中。老一代学者与新生代学者坐而论道,在分组讨论的分会场中,多由新生代学者担纲评议,呈现出开放的姿态与包容的气象。现将本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 对俗文学本质属性的理解与对民间社会的多维观照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赵晓寰教授在开幕致辞时便提出什么是俗文学?这是研究俗文学的最基本命题,也是关键性的学术问题。与会学者们关注了丰富的俗文学体式,对俗文学本质属性的理解极具开放性;俗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风尚习俗、道德情趣,与社会、历史、文化互相印证,形成对民间社会的多维观照。

俗文学之俗固然是形式的通俗化,与会学者集中关注宋元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戏曲和讲唱文学,其中着眼于白话短篇小说的有3篇论文,研究章回体小说的有16篇,进行戏曲研究的有9篇。然而俗文学最本质的属性在于“世俗性”,即思想观念、表现内涵、审美趣味的世俗化,只要满足这样的基本特征,诗、词、文、赋皆可兼容并包。【1】以通俗的白话写成的小说固然是俗文学的研究范畴,以文言写成的小说未必不是对世俗生活的展现,如唐宋文言小说中不乏“俗意识”,《聊斋志异》虽归属于文人笔记传统,但所载奇闻异事也有市井生活的生动展现,更有世俗价值观的反映。香港中文大学的周建渝教授的《聊斋志异>之救赎主题及其叙述建构》一文对《聂小倩》的人鬼爱情、《青凤》的人狐爱情进行新颖解读,认为狐妖鬼怪的设置显示出叙述人的道德立场是与当时社会的正统观念相呼应的。故事中人物间的互动关系呈现出救赎主题,这是中国式的救赎,是世俗社会中人们的自我救赎,而非西方文化中宗教与神学的救赎。通俗小说如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和清代的《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是俗文学经典中引人瞩目的研究对象,以往对于这些作品的研究往往重视其文人性、雅化的特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人化的小说对世俗生活有着深入的把握和理解,有助于我们了解民间生态以及为我们所忽视的文人的世俗生活。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儒林外史>视野下的科举功名》一文立足于对小说的细腻解读,结合对史料文献的阅读感受,认为吴敬梓小说中的侧面描写不一定与历史面貌完全吻合,但是提供了体制内的文献所未有之物,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科举制度的利弊,进而深入理解科举时代的民间社会。华中师范大学的谭邦和教授论及像《三国演义》这类俗文学作品,曾经在说书场中磨练然后写成,不拥有完全独立的著作权,文责难以自负,大众传媒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作品是限高的,官方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皆散发在现场;而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特别是暗夜孤独、青灯执笔中写成,生前未出版的作品,往往有深刻的社会人生之旨。他在《西门庆的人生策略与官商共生问题及当下关照》文中,通过分析西门庆的人生策略和行为逻辑,指出《金瓶梅》的表现重点是高层官僚与递呈劣商的权钱交易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烂像,描摹出网状轮式的市侩社会之立体复杂结构。文中从官商共生问题的角度,思考了《金瓶梅》所表现的明清社会经济发展未能促成社会变革的悲剧,进而指出作品当下阅读的意义。武汉大学国学院朱燕玲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文体各不同——正史、野史杂记、小说戏曲中的明武宗形象》,注意到历史人物在官方正史、民间野史以及俗文学作品中的差异,面向广大民众的欣赏特点而创作的俗文学作品,上层文人之作尚不失雅致,下层文人之作则粗俗浅近,往往对于历史人物形象加以突破;海南师范大学郭皓政的《从士本位到官本位——论明清小说中海瑞形象的历史错位》,也注意到民间想象对于历史人物造成的理解错位,对民间心理的考察是我们反思时代主流意识与世俗价值的切入点。

有学者纵深切入俗文学的内核,试图从发生学角度勾勒俗文学长期被正统文化排挤下的发展面貌。中国通俗小说历来地位不高,正统文人不予重视,有关记录少之又少,以至后人无法准确把握它的完整面貌。华中师范大学王齐洲的《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生》遵循发生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现存历史文献分析,追溯通俗小说滥觞于先秦“稗官”,适应着当时的文化环境和言论制度,瞽曚、俳优是其主要作者,其基本语言形态是民间的偶语、谤言、谣谚、赋诵,即所谓“连偶俗语”,供统治者调笑娱乐,了解民意民情。经过汉魏六朝的艰难成长,直到宋以后才形成一种成熟的文学文体。

俗文学流传与传播的民间性使得俗文学长期低位不高,现代的文学标准对俗文学的评价存在偏见,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连山教授在《从天雨粟、鬼夜哭到敬惜字纸——论古代神话传说和民间习俗中的汉字崇拜》中,从神话学的立场分析仓颉造字的古史传说,并通过敬惜字纸习俗的形成来阐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以及民众对于书面知识的崇拜。他借以反思五四启蒙的偏差,认为精英文化缺少对民间文化的尊重,以至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一直得不到正常发展。来自于江苏常熟古里镇文化站的邹养鹤先生也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他以常熟宝卷《总管宝卷》、《五仙宝卷》、《小王宝卷》为例,呈现出民间信仰的原生态,展现了民间俗文学的价值。

还有学者考证戏曲文物与民俗。韩国全北大学的郑元祉教授《宋代元宵舞队考》一文,对元宵舞队的表演名目及内容、表演形式,以及对后代傩戏与秧歌的影响和意义,考证全面而且深入,从节气表演作为切入点和线索,来探讨戏曲的产生背景及发展的主要脉络。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时代(1392-1910)小说的主题、结构、描写等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深刻影响,来自韩国的学者以比较研究呈现出和而不同的文学与文化景观。如高丽大学崔溶澈教授的《中韩梦幻小说的立身扬名过程研究》,考察的是朝鲜十七世纪先于《红楼梦》诞生的金万重的《九云梦》以及十九世纪《玉楼梦》、《玉仙梦》与中国明清时期《红楼梦》及续书在人物、结构、人生信仰方面的异同,呈现出朝鲜社会的不同心态和价值取向。韩国祥明大学的赵宽熙教授考察金时习的《金鳌新话》为最初的汉文小说,明显受到明代《剪灯新话》的影响,最初的韩文小说——许筠的《洪吉童传》是韩国近代小说的先驱作品受《水浒传》影响。他们为我们了解中韩文学、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二、 俗文学中的科举文化研究

以文学的眼光审视科举,有利于深入认识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丰富“科举学”的内容。许多俗文学作品直接描述科举活动,反映了科举时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各阶层流动情况,为人们了解当时的科举制度留下了珍贵的文学资料。

(一)对科举功名的辩证思考

对于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于时空的遮蔽,我们的认识难免局限。从史料文献上,我们能看到科举制度对于国家治理、学术发展、人才培养与选拔的影响,但国家整体管理层面是不大注意细节的,文学描写则呈现了科举制度满足读书人提升地位、改变命运的同时,每个个体在奋斗过程中的伤害,以及在社会中带来的负面影响。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提到《儒林外史>视野下的科举功名》一文的写作动机,来源于在主编《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期间广泛阅读明代史料文献形成的两个突出感受:一是明中叶以后,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不要让举人到偏远地区任职,举人因晋升无望往往贪腐成习,让进士到偏远地区任职更好、评价更高;二是翰林院为培养最高领导层所在地,不用下基层,这有利于培养官员的气度和气象,反之如果官员从基层逐渐晋升到上层,变质的机率比较大。科举选拔的人才,从整体上说,其素质是进士高于举人,举人高于秀才。明清时代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理论上的美好目的与实际生活相距甚远。《儒林外史》正浓缩了这种关于科举功名的人间悲喜剧:吴敬梓虽然科场不顺,但他对科举和八股文的看法是多元的:小说反映了民间社会对举人的迷信心理,这是科举为读书人向上层流动、参与国家管理的通道运行良好时的事实。但科举功名与人品、学问并不是成正比的,科举考试中的中与不中还有极大的偶然性。然而舍此之外,还没有更好的选拔人才的途径,取消八股考试别的内容,也会有流弊,甚至流弊更大,科举制度相对公平的竞争性仍无法抹杀。武汉大学鲁小俊副教授《儿女英雄传>的思想二题——以儒林外史>为参照》一文,反思以胡适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吴敬梓是从道德和制度层面否定功名,曹雪芹是从终极意义上否定功名,这是思想家的深度,《儿女英雄传》则贴近普遍社会心理,重视现实的功名成就与人生幸福,但对功名富贵的态度并非一味艳羡,对科举的缺陷也并非一无所知,这与作者的中庸原则、道德自律、子女教育与命运观有关。谢冰青的《从实用理性与道德报应看儿女英雄传>中的科举制度描写》也更加全面地理解文康对于科举的复杂态度和良苦用心。

对于民间社会和文人阶层的科举功名观,学者们摒弃先入为主的评判,结合历史学与科举学的实证精神来切入文本,更贴近于文本内涵,也能更全面地把握科举制度的利弊。

(二)对科举生态的还原

“以文化学、社会学、科举学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广阔视野,把科举学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研究,将科举学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综合考察文学创作生态,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必将获得又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2】此次的研讨会中,学者们的探研正反映了这种学术新动向。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文官考试制度,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尤其到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制度本身日益严格细密。在我们的通俗小说和戏曲中不乏对举考试各个环节,以及相关现象的展示,这种展现在真实程度上不能与史书的实录等量齐观,但这种文学观照不失直观和亲切。科举文化体系影响作家在何种状态下进行创作,他们的感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科举的现实,对我们如何理解文学与时代至关重要。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江俊伟在《科举生态与明清戏曲创作——以李渔及其传奇怜香伴>为例》中,勾勒了明清时期的戏曲作家在身份归属与社交脉络层面的生存样态。同样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李越也以吴伟业和沈受宏师徒为例探析清初曲家的科举生态。香港中文大学的洪涛在《英语世界的中国科举文化——略论明清小说英译本所折射的士林生态》中通过考察应举、落第、登科等科举相关词,从翻译学的角度进行文化比较,关注海外学者和翻译家如何呈现“科举文化”的独特面貌,角度新颖。

俗文学作品热切关注科举生态。江西师范大学李舜臣、欧阳江琳的《南戏中科举活动表演模式初探》全面考察了南戏中的科举活动,南戏对科举历程从备考、赴考、考试、及第四个阶段进行全景式展现;元杂剧虽经常涉及科举活动,但节奏明快,简化科举历程,或截取场面敷衍,在宋元戏曲中极为独特。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在明清科举研究中,乡试之前的童试以及生员的详细情况因史料缺乏而成为薄弱环节,不少年轻学者对此多有探究。武汉大学的高娇娇以《醒世姻缘传》对基层社会的初级科举考试的材料为依据来还原明末清初的生员制度。

由于古代重文轻武观念的影响,在明清俗文学作品中,武科举的情节与艺术地位不如文科举重要,但作为重要的科举现象不应忽视。学界对于武科举的探讨以往基本立足于历史文献,对政治、军事、社会等制度层面进行研究。暨南大学文学院杨骥在《明清戏曲中的“武科举”及其文学意蕴》中运用了不少文学材料印证分析了武科举戏曲艺术地位偏低的原因:一为崇文抑武观念,二为武科举中试者口碑不佳,并以具体作品侧面考察了明清时期武举和武举士人地位受到文举“排挤”的情况。

科举考试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是强有力的指挥棒,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很长,竞争异常激烈。俗文学中科举舞弊乱象纷呈,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评价。中央民族大学叶楚炎的《明清通俗小说中的科举舞弊》细致观察了通俗小说中科举舞弊的多种面向,并联系创作心理、小说文体特征与现实社会情状,根据参与者和实施者的不同,将小说中的舞弊分为三类,第一类舞弊更多与反面小人物塑造相关,通过粗浅的情感宣泄表现某种喜感;第二类舞弊与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的恩怨相连,在善恶终有报的快意后仍有科局中人的委屈与伤痛;第三类舞弊实施者多为正面人物,集中体现了情节效能,正面人物的命运因为舞弊而功德圆满。由此可见,舞弊并不是科举考试中永远的反角,这与小说作者的目的是获得科名以及通俗小说创作的个体化特质有关。

婚姻家庭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科举是家庭关系的催化剂。从家庭夫妻关系稳定的角度来说,科举的破坏作用大过建设作用。现存的元杂剧中婚姻家庭戏占有显著位置,悉尼大学的赵晓寰教授在《科举之于婚姻家庭关系的考察——以元杂剧墙头马上>、潇湘雨>和渔樵记>为中心》中,以三部杂剧里的夫妻离合和科举考试的关联,来考察传统社会中科举的社会化和制度化对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影响,试图揭示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文化生态和政治法律环境。

(三)对学校制度的制度史研究

学界论及科举制度时,往往以科举制度涵括了学校制度,而实际上二者是不能混同的。在本次研讨会中,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林岩副教授的《南宋的太学舍选与两优状元》是进行制度史研究的比独特的论文。在南宋时期科举入仕之前,尚有太学舍选一途,可以成为士人的进身之阶。南宋的太学舍选延续了北宋太学取士的制度,遵循相当严格的程序,在外舍、内舍、上舍各等级之间,太学生须通过私试、公试、上舍试等一系列考试,并结合平日在学的行艺考察成绩才能次第升等。上舍一般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中以内舍优校人,再中上舍试优等最受尊重,称为“两优状元”,能直接释褐授官。但因太学舍选之途极其艰难,南宋士人借以入仕的人数较少。在制度梳理外,论文还通过不少具体的实例,呈现了南宋太学舍选的各个重要环节,揭示出南宋学校取士中不太为人所知的现象。宋人的理想是以学校制度取代科举制度,在制度上实施学校考选法始于王安石变法时期,有宋时代,士人实际上是有两种入仕途径,一为科举登科,二为太学舍选,后者不太为人所知。这样的制度研究丰富了科举学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我们认识上的空白。

(四)对科举革废的影响评价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行均起到枢纽与调节作用。”【3】科举制度的激进改革带来的影响,是改革推进者始料未及的釜底抽薪般的结果。晚清的文学现象中深蕴着深刻的文化和时代因素,为反思科举革废的影响提供了参照和佐证。来自三峡大学的顾瑞雪在《晚清小说的兴盛与科举革废——以李伯元为考察个案》文中,透过晚清小说兴盛的文学现象去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本土性文化因素,以“小报之祖”李伯元为典型个案进行分析,揭示了文人在失去科举仕进机会后的前途渺茫和心理失落,在通商口岸以办报纸、写小说为事业和寄托,呈现游戏为文、油滑骂世倾向。在晚清这个科举制度落幕的时间节点,改革科举制度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废除科举之后,新的人才选拔制度无法短时间内建立,新旧文化之间的断裂便产生了。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与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正说明了一切现代都源于传统,离开了传统,所谓现代也就无法附丽。

三、科举文化对俗文学创作的影响

从科举文化进入俗文学,可以大大拓宽俗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作家的创作心态、文本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文风变易等等都与科举有着不解之缘。

(一)科举经历对文学创作与接受心态的影响

科举作为读书人实现个体价值、改变命运的的必经之路,修习举业的经历、科场考试的细节、幸与不幸的结果都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甚至成为文学创作中的情结。来自韩国国立韩巴大学的金惠经教授在《蒲松龄为何不肯放弃科举之探究》中,以其小说和诗词为依据,从社会政治情况、家庭环境和经济条件、出路理想来理解蒲松龄的矛盾与挣扎。广东嘉应学院汤克勤、丘森才的《秦淮河畔的“寓客”情怀——兼论儒林外史>中士与南京名胜的关系》,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呼应吴敬梓的科举经历与科举心态的变化,结合山水景物对应的士人形象,揭示出吴敬梓的漂泊情怀、礼乐情结和魏晋风度、隐逸思想。

科举失利或放弃举业的文人往往对通俗文学有文体上的自觉选择,完成某种心理补偿。作为有效的选拔人才制度,科举制度被高丽王朝(918-1392)所接受并加以实行,一直延续到朝鲜时代(918-1392),也对韩国古典汉语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韩国祥明大学的赵宽熙教授在《朝鲜时代“方外人”与初期小说的发展》中还揭示明清甚或朝鲜时代,由于科举竞争激烈以及弊端,出现了抱定拒绝应考的边缘文人,在中国即十六世纪后在江南大都市活跃过的所谓“山人”,朝鲜指“方外之士”,他们为安身立命多从事不被正统学术获文学领域认同的小说或戏曲等通俗文学创作,宣泄反社会体制的不满与怨愤,成为朝鲜初期小说的开拓者。韩国高丽大学的崔溶澈教授通过对朝鲜汉文梦幻小说与中国明清小说进行比较,在《中韩梦幻小说的立身扬名过程研究》中论及:朝鲜梦幻小说作者无论科仕显达或失意,他们对现实和人生仍是肯定立场,对构建儒教理想社会都是正面描述,而明清中国梦幻小说作者多科举失利的中层士人,小说中对科举考试持否定态度,思想和手笔也更加自由,这种差异值得关注。

长期以来,我们对晚清小说中的狭邪风月小说评价不高,这些小说面向社会中下层,把恩客和妓女的关系美化为才子佳人,显现着复杂的世俗感情面貌。广东工业大学乐云的《略论十九世纪中期狭邪小说与士人心态》中论及乱世文人的生存窘态、科场失意的现实困境导致士人心态变化,文中对小说中美人知遇的人生寄托、理想缺失的精神状态、悲愤意识以及纵欲享乐四种心态进行了生动展示。武汉大学文学院李越的《简论清初曲家的可居生态及其戏曲中的科举人物——以吴伟业和沈受宏师徒为例》中论及师徒二人都把科举带来的沉痛经历书写在戏曲中,曲中呈现浓厚的抒情笔触和历史意识。

另一方面,从俗文学作品接受与传播的角度来说,参加科举的士子们除了阅读儒家经典外,也会阅读、改编、题咏通俗小说,他们的接受折射出文人精神生活的侧面。毕竟,读书人的能力有高低,精力充沛者不会完全被举业所束缚。长江大学李根亮的《清代进士与红楼梦>》着眼于这样一群特殊的读者——清代进士,作为当时社会的最上层文人,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参差不齐,他们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时尚。

(二)科举书写中的人物

在俗文学的科举书写中,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共同交织成了文学中的科举现象。学者们以新的方法、从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些或经典、或被忽视的人物形象,进而理解文本的意义,形成多元的阐释空间。

香港岭南大学刘燕萍教授的《不遇、补偿与辟邪——论庆丰年五鬼闹钟馗>》关注钟馗信仰,在钟馗故事的发展脉络中该剧为五鬼闹判剧的正式搬演,在明《天中记》钟馗故事主要情节稳定之后,在最早的钟馗小说产生之前,处在非常关键的演进阶段。而且以往很少从怀才不遇至成神的角度探讨其形象品格,他在阳间无力反抗、在阴间却能战胜异类,反差中呈现出悲剧意蕴,“一气而亡”带来反高潮的遗憾,故而作为下第士人的形象引发知识分子的集体认同和民众的强烈共鸣。台湾吴凤科技大学的刘淑娟女士从女性“抗拒性阅读”的立场,主要以《老门生三世报恩》、《俞仲举题诗谢上皇》、《钝秀才一朝交泰》三篇故事为主,重新检视三言科举书写中的女性处境,并对照男性角色,力求精确理解作品中蕴含的父权思维。三言中客观描写出科举是以男性为主体,女性“缺席的功名盛宴”,她们在故事中多数是失语的,或者是承载着男性科举失落的包容渴望,甚或需要其发挥才智协助男性登科入仕,终究是科举制度中男性主体下的异化角色。悉尼大学的赵晓寰教授在《科举之于婚姻家庭关系的考察——以元杂剧墙头马上>、潇湘雨>和渔樵记>为中心》中揭示了身处科场外家庭中的女人,无论是对丈夫求取功名热衷与否,都不免承担“状元郎——负心汉”担忧,她们背负了更多的道德伦理和社会习俗的枷锁。

(三)科举情节的设置与文学模式的确立

由于俗文学作者的文人身份以及科举经历的影响,科举因素浸染于文学作品之中,甚至影响了叙事作品的情节设置。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张红波在《浅论科举因素对“三言”情节设置的影响》中,以科举与篇章联系的紧密程度将“三言”科举小说划分为完全围绕科举展开的篇章,科举因素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篇章,科举成为叙述话语中有机组成部分的篇章。并且从“故乡——京城:故事的空间维度”、“名落孙山与金榜题名:故事的叙述张力”、“报恩与负心:故事的道德维度”三方面考察了“三言”故事中科举对小说情节叙述的影响。

学术界以往关注较多的是科举对戏曲创作的影响,如元代科举中断与士人心态、南戏婚变与两宋科举关系、八股文与明清戏曲等论题上,不少学者开拓视角进行探研。学界以往较少留意戏曲舞台的科举表演,南戏中科举活动的表演更鲜有用心者,江西师范大学李舜臣、欧阳江琳的《南戏中科举活动表演模式初探》总结南戏中科举程式出目及表演模式为:备考阶段安排“读书讲学”出,同场群戏,脚色众备;赴考阶段安排“辞别亲人”、“科考行程”出,前者属唱工戏,生旦细曲演唱,后者为过场戏;考试阶段有“开科考试”出,亦同场群戏;及第阶段有“状元游街”出,场面大脚色多,包含生的曲唱、末的赋赞、净丑的科诨、乐队的吹打等表演,并延伸探讨科举文化对南戏演剧的影响。自王国维提出“科举废而杂剧兴”的看法后,元代戏曲与科举制度的关系通常被解读为一种反向的联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余来明在《科举视野下的元代戏曲》中,通过对元代“以曲取士”说重新予以辨析,认为元代戏曲兴盛虽非“以曲取士”的结果,但科举制度潜在影响着元代曲家的组织方式和生活经验;科举考试情境在元曲中的戏拟和随意很普遍,科举对元曲创作的影响不是在具体故事内容情节的安排上,而是满足文人对于人生价值的“科举想象”。无独有偶,兰州大学张同胜在《蒙元杂剧与科举制度关系考述》中也对于王国维先生的经典论断进行了反思,认为蒙元时期科举考试废停与恢复,固然对蒙元杂剧内容与科举心态上有影响,但并不是兴衰的主要原因或关键性因素。其兴盛主要与金院本的发展、蒙古宫廷习向的影响、教坊司优伶辈出、大都市奢靡娱乐风气盛行有关;其衰败则与北曲不谐南耳等因素相关,一定程度上使得对于科举与元曲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更加全面和细致了。悉尼大学的赵晓寰教授以元杂剧《墙头马上》、《潇湘雨》和《渔樵记》为中心,借助科举的视角和婚姻离合的相互作用,揭示科举是达成或打破婚姻恋爱关系中的平衡,构成戏剧冲突,从而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动因,其戏剧功能往往表现为有情人因科举而终成眷属,或一对离散夫妻因之而破镜重圆,抑或是一对儿女夫妻因科举而分离,最终在大团圆的结局安排下有重归于好。

(四)科场试文与相关文学体式在俗文学作品中的融会贯通

科举应试的压力与制式的规范,的确会限制文学的自由发挥和想象的空间,但以文取士、以考促学也造就和影响了文学风气。文人将日常科试文体训练的各种文法技巧融入到俗文学创作中,形成了科举时代特别的文学景观。

明清时代八股取士,八股文以文学的形式融会了经学的内容,是文学与经学的一种有机结合。当我们从文学的角度反思八股文体时,仍需承认八股文法之起承转合自有精妙之处,也需相当的文学修养。经过八股训练的文人在其他文体创作时难免触类旁通。中南民族大学的王同舟在《儿女英雄传>的八股气息之一(句法篇)》中观注到小说写法与八股文的深刻联系,考察了小说中程式化与非程式化的对偶类型以及运用范围。他以对八股文体的大量阅读为基础,对于小说中的八股气息有着翔实具体的分析把握。善用排偶句法是八股文文法中的基础技能,八股文法对于文风有影响但很难实证,很多学者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民间对联兴盛,对偶因素是古代文体的基础,武汉大学文学院罗积勇教授在《论对联技巧在其他文体中的孕育成熟过程》中梳理了先秦到明清时期,对联技巧在散文、骈文、诗、赋、八股等文体中孕育、发展、成熟的过程,真正使股对大行其道归功于明清八股制文,隔句对是八股文中最有特色的句式,股对成为段落、长对形成规模。广东海洋大学王小岩的《汤显祖落第原因与其制艺的关系》考察了汤显祖制艺的三个主要特点:借六朝文写八股文;吐纳性情,立意奇巧;杂用释道之学,虽然对明万历中后期的八股文写作中影响深远,但作为开风气之先者,还不能为万历前期主张文风平实的考官接受。从科场时代文风与个体文风的矛盾角度来探析汤显祖落第的原因,不乏真知灼见。华中师范大学的王炜以万历年间重要的八股选家黄汝亨为个案,梳理他的宗教经验、知识结构、八股文观念,透析万历年间八股文文体越界现象带来的八股文文风的改变,但这种越界的最终结果是强化而非摧毁官方的考试规范。原属不同领域的宗教经验与八股文文风,在她细致的思辨与论析下呈现微妙的映照和有意味的关联。

科试中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义,曾经对于维系当时之世道人心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贺州学院的杨宗红在《研精覃思、志在春秋——论冯梦龙的春秋学>》着眼于冯梦龙以理学家而兼文学家的双重身份,故而治《春秋》经也富有文学性,长久治《春秋》的经历与学养也影响到了他的小说编撰与创作。八股的重要特点是“代圣贤立言”,一是以圣人之意立言,即以儒家经典思想大义来阐释四书五经中的语句;一是以圣人的语气立言,模拟圣贤口吻来行文,这就与戏曲的“代言”叙事有相通之处,在平日的模拟之作中,八股文代言范围逐渐扩大,成为揣摩时文写作的演习场。在元明清时代的戏曲中,常常见到熟悉儒家经典的八股文人以儒家经典为素材来游戏为文。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方宪在《一个经典故事在文体中的迁移——从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到东郭记>》中不仅关注到不同文体的叙事差异和文类特征,还注意到曲家将《孟子》等重要儒家经典的内容作为戏曲创作素材,带有游戏为文的性质;巧妙的偷梁换柱、夸张放大、联结缀合,对经典的戏拟和解构还呼应着时代背景下的新思潮。

闭幕会上,来自韩国的金惠经女士坦言传统的科举形式虽已不再,变形的科举形式仍然存在于我们现代社会,对科举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有着现实深刻的意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明清小说研究》常务副主编徐永斌先生再次肯定了此次研讨会集中的主题与研讨的深入。陈文新教授也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感谢海内外与会的专家学者的诚挚投入。俗文学的专学研究与社会学、民俗学、科举学、文艺学等多维视角相结合,不仅在本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展现了丰硕成果,相信这种开放的研究今后必将有更多创见!此次研讨会中的论文不久将见于《中国俗文学辑刊》,以便方家交流探讨。

参考文献:

【1】 谭帆.俗文学辨.文学评论.2007(1).

【2】 江俊伟、徐薇.从文体类型和创作生态看明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学术增长点——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0(5).

【3】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来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科举制与中国社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