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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甘宏伟

2008年11月10日至14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武汉大学文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武汉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黄冈师范学院举行。来自内地和香港、台湾及日本、韩国、加拿大等海内外近80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共收到150余篇学术论文。与会学者围绕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这一主题,一方面继续对明代文学做传统的观照,另一方面展开了科举文化视野下的明代文学和科举文化研究,产生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

一、传统视野下的明代文学研究

多数学者以传统的视角,对明代文学做了多角度、多层面的观照,提出了一些颇有创见性的观点。

1、明代社会状况与文学及作家遭际与创作之互动的研究有学者从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社会风习对文坛风会、文学创作的影响上来考察明代文学。首都师大的左东岭立足诗史和诗学演变,以对文人生存方式的考察为切入点,认为,对元明之际玉山雅会的诗歌创作不能仅从文本的角度理解,因为这种方式非但是文学活动,也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它深深影响了当时的诗歌观念与创作风貌。杭州师大的饶龙隼认为,元末明初,江右雅正文学发扬光大,扩展为笼盖文坛的馆阁文学,导致了明初文坛格局的变动,原来呈地域群落分布的局面破除,构建出了新型的庙堂文学规制。浙江工商大学的聂付生认为,自万历时兴起的信佛社会风气促使多数浙江曲家向佛,把佛教作为表现对象,并以弘扬佛法为旨归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南开大学的陶慕宁认为,《挂枝儿》、《山歌》是明代收录民歌时调最全的专集,足以揭示万历以来民间时调歌曲的流变兴替轨迹,亦可反映文坛士林趋俗求真尚趣的审美诉求;辑者的眉批夹评,亦可藉以窥知晚明社会风气的迁转。北京语言大学的张德建认为,明代复古文学“道”论的出发点是感物说,这对努力追求生命意义的明代文人就失去了吸引力,文学复古便失去了存在基础,于是复古派后期便发生了向理学的转向。

也有学者探讨了具体作家的生存境遇及心态与其创作之间的互动。东南大学的徐子方认为,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和《神奇密谱》,分别编纂于生命顺畅之早期与坎壈蹭蹬之晚年,一为趋俗一为崇雅,一为张扬一为内敛,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审美追求和生命品格。台湾中正大学的翁燕珍以杨慎的《戎旅赋》和《无闷篇》为中心,考察了其戍滇早期生命挣扎的历程。

2、明代文学的文化与主题观照有学者以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事为切入点,探寻作品文本或形象的文化意蕴。哈尔滨师大的关四平即以《西游记》中几个由紧箍咒引发的关键情节为例,剖析了孙悟空曲折的心路历程、多层面的心理建构及复杂的文化心态。武汉大学的汤克勤以花果山和灵山为观照点,论析了《西游记》中花果山生成的文学因素和孙悟空离弃花果山的文化意蕴。

暨南大学的程国赋从出版文化的角度切入,认为,明代书坊在演义体定型与演变以及通俗小说回目趋向雅化、偶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使回目成为章回小说、话本小说的重要文体形式。北京语言大学的段江丽认为,中国文学中的“审父”意识并非是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才有的主题,其实,众多古代戏曲小说文本中已蕴涵着“审父”以及“丑父”、“诋父”、“渎父”等颇具“现代性”的思想意识。

有学者对作品文本的主题或意义做了论析。湖北大学的宋克夫认为,“三言”、“二拍”对合理情欲予以了充分肯定和热情歌颂,表现出对封建婚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反叛。同时,又从生命意识、宗教意识、人生价值出发,对放情纵欲进行了警诫。香港岭南大学的刘燕萍认为,《剪灯新话》中的人鬼恋,叙写了宫女、婢女、殇女的遗憾,并透过鬼灵力争的“祔葬”、“附身”和“转世”,使其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令亡魂得到安慰。集美大学的苏涵对袁宏道《徐文长传》的文学批评意义做了解析,认为,在对徐渭人生的记叙中,作者形象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

3、明代文学流派与群体研究关于文学流派研究,不少学者将对文学个案的考察与对文学演变及文学流派形成过程的探讨结合起来。复旦大学的黄仁生指出,自明末清初以来,凡追溯“嘉定派”的酝酿过程,均掩盖了徐学谟的环链作用,从而导致有些表述或不完全合于事实,或纯属臆想捏造。由此切入对嘉万之际文学演变的考察,探讨了一些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论题。郑州大学的李圣华认为,嘉定文派并非唐宋派的附庸,其上承归有光,下启钱谦益、汪琬、归庄、顾炎武,成为明清古文发展的重要桥梁。复旦大学的郑利华由“屠隆与影响笼盖明代中叶文坛的七子一派复古阵营形成难以分割的关联”这一判断入手,系统考察了屠隆的诗学观念、具体特征和内蕴,并透过这一个案的分析,揭示了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承传与变迁彼此交织的演化态势。湘潭大学的雷磊认为京城文坛继茶陵派、前七子派后尚有六朝派和初唐派,虽然初唐派仅流行十余年,但其理论和创作的经验教训是唐宋派、后七子派兴起的动因之一。河海大学的纪玲妹则对明末清初毗陵诗群的狂狷人格做了论析。

有学者对文学流派启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做了关注。中央民族大学的傅承洲认为,李贽针对晚明理学家和诗文复古派提出了做真人的哲学命题与作真文的文学命题,尤其是明确将二者联系起来,提出了文人为人为文的基本原则和底线。闽江学院的邹自振认为,明末的艾南英以其理论建树与创作实践为明代散文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成为桐城派散文的先声。

4、明代文学的叙事观照有学者从文学叙事的角度对作品文本进行了论析。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罗小东认为,“三言”、“二拍”倒叙、预叙的时间操作艺术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而且往往有民族的审美习惯、思维特征、价值观念等因素沉淀和影响于其中,其形式本身负载了丰富的内涵。台湾彰化师大的许丽芳藉由分析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韵文运用及彼此差异,并对照金本《水浒传》七十回本对多数韵文的删落等编写现象,探讨了韵文对于章回小说所具有的叙事功能,因此形成的多重叙事层次,以及增删改换等所呈现的文体意义。上海财经大学的李桂奎考察了明代话本小说中的“局骗”叙述形态,认为,明代话本小说在运用“局骗”等词汇为故事定性并展开故事叙述的同时,还特别善于择取“局骗”之“局”充当叙述的“关子”或“关目”,营造出种种扣人心弦的悬念空间,造成“新奇”型的审美效果。

有学者对明代文学中的性别叙事或性别意识做了探讨。南京师大的马珏玶从性别叙事的角度考察作品文本及其产生背景,指出,《花笺记》作为“愤世之作”,选择传统爱情题材,却拒绝传统叙事模式,通过对经典的借鉴和重构,让其笔下的“淑女”严格恪守闺范,凸显了作者批评贞节意识日趋宽松的社会风气,并意欲借女性德行重振世风的努力。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魏崇新认为,《金瓶梅》的叙述是基于欲望的叙述,且表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其对女性欲望的正视与描写构成了小说的重要内容,但却隐含着对女性欲望的歧视与贬低,流露出强烈的男权中心观念。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周艳以《六一天缘》为例,探讨了明代中篇传奇中诗才与女性主体能动性的关系,认为,诗词唱和显示了女性在爱情小说中地位的提升,不应把诗文小说的诗看成是静态的作品,而是看成一种突破既定性别规范的“创造性行动”。台湾岭东科技大学的李栩钰以《湘兰子集》为例,考察了明代才子传播秦淮佳人诗文逸事的方式、意图及其影响,认为,文人选集和大众读物交织成独特的文化气息,影响了“秦淮八艳”形象的建构。

有学者从宗教叙事的角度对作品文本进行观照。武汉大学的吴光正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宗教描写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用来表达创作意图的一种手段,对这种手段进行理论提纯完全有助于建构中国自己的叙事学理论。武汉大学的徐薇从佛道在若干焦点问题上的分歧入手,论析了明代小说中佛道之争的风貌、文化价值,及佛道之争的描写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开拓。

5、明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有学者在比较视角下对一些作家或作品做了探讨。香港中文大学的黎必信比较了毛氏父子《三国志演义》评点与金圣叹《水浒传》评点的批评方式及风格的差异,强调了毛氏父子的独创性贡献和《三国志演义》评点在小说理论史上的地位。日本宫崎大学的上原德子对不同版本的刘东山故事做了对比,指出,刘东山故事通过多种途径、多样方法不断流传,在各种“场所”受到欢迎并加以修改,再以各种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山东师大的石玲比较了袁宏道、袁枚的诗歌创作,认为袁枚诗歌的哲学意蕴更鲜明,七律很有特色,古体诗具有天才特征,创作成就高于袁宏道。武汉大学的戴红贤论析了钟惺的精神说与袁宏道的性灵说在个性和古今两个问题上存在的既合又悖的关系。江苏教育学院的冯保善比较了《乔合衫襟记》与高濂《玉簪记》的异同高下,探讨了凌濛初新编该剧的动机,及该剧散佚的若干原因。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校的刘玮考察了取材于唐传奇的明代戏曲创作目的的变异。广西大学的张维比较了明代广西贬谪文学在主题思想、审美情趣等方面与前代作品的不同,对明代贬谪文人心态的变化做了揭示。连云港师专的张永义认为,汤显祖与西班牙“黄金世纪”的戏剧大师卡尔德隆在身世遭际、创作思想、作品主题及代表作品的艺术表现、审美风格等方面颇多共通之处。

6、其他视角的观照香港中文大学的周建渝参照解构批评的视野,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致力于一种确定的文本意义建构的同时,却又消解了此一建构,从而提供了对文本进行开放式诠释的可能性。天津师大的盛志梅从文体角度论述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俗文学特质,认为,才子佳人小说的出现是一种文人参与商业出版业的产物,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面向市场消费的通俗小说,具有审美追求世俗化、情节程式化、人物形象气质市井化等特征。武汉大学的江俊伟则以辨体视角论析了历史演义在君相关系叙述中存在的两种取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鲁小俊以辨析影响与原著的“错位”为切入点,对“《三国演义》的影响”这一命题做了重新检视,认为,对原著的还原理解和对其消极影响的担忧,体现了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矛盾。上海财经大学的柳岳梅则对三国故事的通俗化传播做了思考,认为,现代传媒在大众视野中扩大经典的影响时,却是以远离原典、放弃文化思考为代价的。

有学者则对明代文学中的一些现象或事实做了考论。上海财经大学的许建平通过对比《临清州志》与小说文本相关内容,认为《金瓶梅》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其叙事核心空间也发生了由东平县向临清州的转移。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松浦智子以山西杨忠武祠的文物资料为线索,考论了“杨家将”故事的形成史,认为,杨家将传承过程中出现的“宗族性的指向”影响了杨家将故事的“世代累积型”发展、体系化的过程。东莞理工学院的余意对《江南春》词集版本做了考述,并提出,绵延几百年的“和《江南春》词现象”是江南士人有意识地对江南进行的集体想象,是江南美学意识的集体舒展。

二、科举文化视野下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研究

科举文化视野下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研究是此次研讨会的一个热点,与会学者主要从科举对士子人生与心态及明代文学的影响,八股文及其与明代文学的互动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1、关于科举与士子心态及文学创作这主要着眼于科举作为外在因素对作家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南京师大的陈书录探讨了科举考试对吴伟业的重大影响,认为,以崇祯辛未进士科为重要契机,吴伟业的文化心态与雅俗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发展线索——负恩愧悔的思想情感和沉郁苍凉的美学风格,在明清易代之际呈现出启蒙文学思想的亮色。台湾嘉义大学的徐志平考察了明遗民杜濬应举不第的曲折经历及其不第后性情人格的微妙变化,认为,杜濬两次应举不第,其好友却一一成进士,过大的反差,不免对其人格行事造成伤害,主要是性格的压抑及扭曲,并因自卑而表现为狂放、愤怒及哭泣等负面情绪。并举出科举无成对其诗歌造成的影响:一方面是为了疗愈伤痛而不断复述失败经验,创作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诗歌;另一方面是将其贫穷的困境扩大书写,创作了大量描述贫穷的诗歌。台湾中正大学的许东海由明代许讚仕宦前后所涉及的当代科举文化及其学术风貌,迄至他在仕宦场域所展现的士臣德行及其治道观照,对照其《华山赋》所铺陈的士人心灵及其文化风景,认为,《华山赋》为其“先德行而后词章”的具体文化缩影,并进而延展为“先德行而后理道”的文化显像及其当代史学见证。中央民族大学的黄鸣以《帝京景物略》为中心,审察了竟陵派散文的主要代表人物刘侗的情感空间,认为,为帝京景物作记,实际上是刘侗的经世之志在科举久不得志的情况下转化成为文学表达的冲动,更是一个敏锐的知识分子和文学家,在明帝国的斜阳中感受到的历史的独特记录。中央民族大学的曹立波探讨了明代科举对徐霞客游记成就的影响,认为徐霞客虽没有通过科举取士立身扬名,但却与科举有着难解之缘,其人其书都受到了明代科举的间接影响。并提出,《徐霞客游记》属于明代科举取士制度下的另类产物,考察这种变异不应排除科举的遗传因素。南京大学的段丽惠以侯方域、申涵光、徐枋及顾炎武、魏禧等为例论析了科第选择对明遗民身份认同的影响,认为,明遗民的身份最初由科第来定位,也靠对科第的否定、拒斥来强化确认,而科第作为国家制度和传统士人谋生及价值实现的桥梁,又最终摧毁了明遗民群体的存在。

在明代,科举考试是众多文士极其重要的人生经历,因此有不少作家倾注心力和笔墨,创作了很多科举题材的作品。有学者对这类作品做了关注。暨南大学的王进驹对冯惟敏的杂剧《梁状元不伏老》做了探讨,认为,这部作品跟其后具有“自况”性质的科举题材作品形成了鲜明对照,《不伏老》所写主人公虽然屡试南宫不第,却未表现出对科举之制和考官的愤懑、怨恨之情,也不因失败和年高而灰心气馁,对自己的才学和精神活力十分自负,对最终获取高第充满信心。同时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思想,结合对作者其他文体作品的分析,认为《不伏老》是冯惟敏在最后一次冲击进士考试前自我抒怀,自我激励,自我祝祷之作。

也有学者从宏观层面考察了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厦门大学的刘海峰侧重从总体上对科举文学与“科举学”进行考察,提出,科举文学是指因科举考试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和体裁及与科举相关的文学,它包含“科举之文”和以科举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进而以试帖诗与律赋、策论与古代散文、八股文、状元戏曲、才子佳人小说为例论述了科举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并认为,科举文学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海南师大的郭皓政以明初若干状元的诗文创作为切入点,对明代台阁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做了考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初政治与科举、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2、关于八股文及其与文学的互动八股文是此次会议上不少学者极为关注的论题。学者们通过严谨求实的考察辨析,力求对八股取士制度及八股文予以“同情之了解”,既非一味否定,也非一味肯定,而是深入到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其社会文化背景,发掘其历史作用及当代价值。

中南民族大学的王同舟针对前人及当代对于八股文的指责做了分析,认为,八股取士的方法有其不得不然的一面。国家以经义作为科举考试内容,以八股文作为经义的形式,是科举制度在高度竞争状态下追求公平性的产物。“八股”一方面包含行文的自然过程、逻辑顺序,一方面又是标准明确、操作性强的选拔标准。二者的结合具有合理性,但在高度竞争状态下必然会遭到扭曲。并指出,现代社会对八股文的过度指责,往往包含着逻辑的悖论:正因为我们固有文化中缺乏某些因素,如体系化的自然科学知识及发达的科学意识,经义、八股才被选择为科举的工具;因此,指责经义、八股对科学技术的压抑就显得不合理。华中师大的王炜以艾南英这一推动八股文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为中心,对明代八股文文风的流变及其因缘做了分析,提出,深入到艾南英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可以看到,八股文并非是一种僵化的文体,在其流动、变化过程中,创作主体、评论主体等基于对历史的理解所做的个人选择,与时代观念、社会思潮以及官方意志等多元、复杂甚至是矛盾的因素相互纠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八股文的发展、完善。

有学者以文学的视角观照八股文。首都师大的刘尊举从言辞、法度和意境三个层面考察明正德、嘉靖时期“以古文为时文”这一特定创作现象,认为:(1)即便是在十分严肃的创作态度下,八股文依然可以写得委婉曲折、妙趣横生,因此应该更加公允地评价八股文的艺术成就。(2)探讨八股文对明清文学的影响,断不可一味强调其对文人创作思维的束缚,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推陈出新、同中求异的创作行为,对文人谋篇布局的能力巨大的激发作用。(3)为了提升八股文的创作水平,士人们悉心钻研唐宋古文,积极探讨其创作法度,势必极大地促进古文文法理论的发展,而正嘉以后文章评点学的兴盛也决不是偶然现象。

有学者探讨了八股文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赵伯陶认为,八股文作为一种科举考试的文体,本不属于文学范畴,仅为考试而设,但明清两代的读书人若欲出仕,就必须钻研其技法。长期的耳濡目染,必然影响读书人的思维方式,撰文吟诗也无不有八股文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从而令这一考试文体与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影响了士人的心态。武汉大学的余来明具体考察了唐宋派与明中期的科举文风,提出:唐宋派的兴起,科举的作用比阳明心学更加显著。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都是公认的八股文大家,唐宋派的许多论文主张,都是在批评当时科举文风的基础上展开的。无论是“以古文为时文”的辩护,或是“时文境界,间或阑入”的批评,无不显示出唐宋派与科举之间的密切关系。唐宋派对前七子“文必秦汉”的主张作出反驳,而以唐宋古文为取法对象,也主要是从指导八股文写作的角度立论的,是在重塑科举文风背景下的策略性选择。其对欧阳修、曾巩文章的偏爱,也是矫正明中期科举文风的实际需要所致。扬州大学的黄强对明嘉靖、万历间人袁黄编撰的《游艺塾文规》和《游艺塾续文规》做了论析。认为,这两部带有八股文研究性质的大型评本,不仅具有科举学价值、文学史料价值、文章评点研究价值,还有其文学理论价值。提出,《文规》正续编在八股文盛行的时代,提倡“以古文为时文”,确实发扬了古文的优秀传统,将一部分士人的目光从“高头讲章”、“新科利器”中吸引到优秀的古文遗产中来,造就了一种以源远流长的古文为根柢的时文。不仅如此,《文规》正续编中,还有很多运用类似李渔“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的说法评点时文的例子,为研究八股文与戏曲这两种文体的交叉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材料。

也有学者对文学中反对八股取士的倾向做了论述。如浙江工业大学的万晴川对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科举制度这一论题做了考察。一方面认为,科举取士制对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可以说是科举制的副产品。另一方面提出,才子佳人小说作者所推崇的“才”主要是诗赋之才,因为作者都是在八股竞争中败北的人物,这就隐含了他们否定制举之才的态度,但最终才子仍是靠八股“金榜题名”,反映出作者对科举爱恨交加的心理,而才子佳人小说对“才”、“情”的推重,表现出反八股文取士的倾向。

3、关于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此次研讨会上,将于2009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开始推出的规模宏大、品种齐全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受到了与会专家的广泛关注。武汉大学是明清文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吴志达教授主编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子项目《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陈文新教授主编的我国首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是其标志性成果。其他著述,如《明清文学史》(明代卷主编吴志达,清代卷主编唐富龄)、《中国文言小说史》(吴志达著)、《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与旋律美》(唐富龄著)、《聊斋志异>纵横研究》(唐富龄著)、《明清散文流派论》(熊礼汇著)、《中国戏曲文化概论》(郑传寅著)、《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郑传寅著)、《近代诗学》(程亚林著)、《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刘良明著)、《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刘良明著)、《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陈文新著)、《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陈文新著)、《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陈文新著)、、《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陈文新等著)、《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陈文新著)、《明清词研究史:1368-2005》(陈水云著)、《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陈水云著)、《清代诗学》(陈水云等著)、《汤显祖及其他》(程芸著)、《八仙故事系统考论》(吴光正著)、《嘉靖前期诗坛研究》(余来明著)等也各有建树。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由著名学者陈文新担纲编撰,汇集了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厦门大学、华中师大、陕西师大、扬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海南师大等高校或科研院所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内容主要包括: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第一批推出17种,包括:《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策试律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辑校》、《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与会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曾有过辉煌历史的科举制度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有足资借鉴的意义。因此,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可以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存精,古为今用,可以让其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这套经过系统整理的、多达17卷近3000万字的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之需,对深入全面地研究科举文化以及在科举文化视野下进行文学研究都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