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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内涵 新方法——“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孔子圣迹图·太庙问礼》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的70余位专家学者,从文献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多维视角,就礼学文献、礼仪制度、礼学思想、礼法关系、礼乐文明的现实关怀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传统的礼学研究,多集中于“三礼”文献,杨华(武汉大学)认为,广义的礼学研究,应当包括更多礼义、礼仪、礼典、礼法等内容。此次会议设置了礼学文献研究、礼乐制度与古代国家治理、古代礼乐思想研究、礼仪实践与古代日常生活等多个主题。会议讨论分为礼学文献研究、礼仪制度研究、礼学思想研究三组,便凸显了跨学科、跨时段的特点。

礼学文献的经学注疏、训诂释义、文本流传等问题,仍是礼学研究的基本话题。有学者考证古礼所见服饰、仪式问题。有的则关注礼学史的人物、著述、注疏源流,进而讨论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丧祭之礼,一直是传统礼学的中心议题,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古人丧礼、丧服的变迁与文化特征。礼仪制度的研究,特别关注国家礼制,包括郊祀、明堂、祖庙、卤薄等,将历史学与经学史结合起来考察。

礼学思想的阐发,本来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内容之一,此次会议中也多有讨论。郭齐勇(武汉大学)《儒家礼乐文明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彭林(清华大学)《礼乐教化与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金秉骏(韩国首尔大学)《从权利概念看古代礼学》等,探讨了礼的起源、本质及其对中国文明与中国人文精神的影响。曹建墩(河南大学)《礼、宗教与中国早期文明的生成模式》、黄怀信(曲阜师大)《说“礼”:以诸〈礼〉为例》、贾晋华(香港理工大学)《义和仪在早期礼文化发展中的合一和分离》等,从宏观上论述了中华古礼的起源及其早期内涵。

△《仪礼章句》书影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很多学者特别关注儒家礼制与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教化的关系。赵克生(海南师大)《明清乡贤祠祀的演化逻辑》、张焕君(山西师大)《孔庙祭祀与乡村教化:以山西现存乡村孔庙及方志碑刻为中心》、王振忠(复旦大学)《太平天国以后徽州祭祀礼仪的重整:以抄本〈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为例》、杨华《酬世文献与中国传统礼制的下移》等,均以民间资料对此问题作了新阐述。

礼制不只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它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也产生了根本影响。吾妻重二(日本关西大学)《日本近世的儒教丧祭礼仪:〈家礼〉与日本》、佐藤トゥイウェン(日本关西大学)《越南“家训”文献所见传统伦理》等,便讨论了礼制在日本、越南等地的传播问题。

总之,本次会议讨论的议题,从时段上涵盖先秦至近世,在话题上涉及国家祭祀和民间礼仪,在地域上包括中国和域外,范围相当广泛。

此次礼学会议还体现出跨学科的研究特点,来自文献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多维视角,为相关研究注入了丰富内涵和研究活力。

不同学科的介入,提出了以往传统礼学研究不太关注的一些新问题。例如,吴丽娱(中国社科院)特别注意到老子、九宫贵神祭祀在唐代礼制中的出现,由之说明儒、道礼制的冲突和融合。曾磊(中国社科院)《秦汉社会礼仪中的用色考察:以丧礼和降礼为例》,主要从颜色与信仰的角度,探究了白色与丧葬、投降礼仪的关系。吴飞(北京大学)引入人类学和民俗学方法,讨论传统礼学中聚讼千年的“三年之丧”起源问题,检讨了近代以来对上古族群的研究,从而支持东夷葬俗论。水野卓(日本爱媛大学)《春秋时代的“乐”:从音乐与国家统治的关系出发》,从音乐的角度研究礼制。马小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以礼为核心的“混合法”体系借鉴》,引入了法律学中的“混合法”观念,用以分析古代礼法及其当代影响。礼图之学也受到重视,丁鼎(山东师大)《中国礼图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马延辉(清华大学)《论杨复〈仪礼图〉之学术价值》二文,既运用了经学研究方法,也反映出考古资料、影视技术为传统礼学带来的良性触动。

△上博楚简《民之父母》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新材料对于礼学研究的推动,也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对考古材料、出土文献的关注。郭旭东(安阳师院)《“方帝”卜辞与殷人祭帝之礼》、刘源(中国社科院)《从“赐贝”到“册命”:金文所见殷周文化制度的继承与变革》、贾海生(浙江大学)《赐服制度与设官分职》、西山尚志(山东大学)《上博楚简〈民之父母〉的儒道融合》、杨勇(湖南大学)《秦简祠祀律令及相关问题》、朱红林(吉林大学)《说“下酒”:〈周礼〉郑注的考古学研究之二》、来国龙(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马王堆丧服图考》、吕静(复旦大学)《两汉丧仪中的新元素:漆面罩及铜镜功用之考察》、施宇莉(复旦大学)《乐浪漆箧图像所见汉代礼俗》等文,都特别注意利用甲骨文、金文、简帛、漆器、铜镜等出土资料。

二是民间文献的运用。熊术之(北京出版社)《嘉靖初期陈凤梧的地方礼治:以山东、应天两地的公文碑史料为中心》,以及张焕君、王振忠、杨华等人的研究,则披露了与后代礼制相关的碑刻、抄本等民间文献。

三是域外文献的发掘,如吾妻重二文中采用了大量日本文献,佐藤トゥイウェン的研究则基本信赖越南的汉文资料。

正如老一辈礼学专家吕友仁(河南师范大学)在《观察礼学对大学文科教材影响的一个视角》中所指出的那样,完全用“封建性的糟粕”来给“三礼”文献和礼学研究定性,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时代。采用多种视角、多种材料,来全面、客观地研究传统礼学,进而将其转化为当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有益资源,是与会学者的一致呼声。

(作者:覃力维)

本文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12月29日11版;“光明国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