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心概况
中心学者
学术动态
项目简介
学者文章
学术会议
人才培养
中心简报
人文论从
数字资源
媒体传真
 
  媒体传真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首页 > 媒体传真 > 正文
  媒体传真
【长江商报】冯天瑜:“半路出家”的史学大家

【开栏语】 什么是大家?《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指著名的专家。九省通衢的湖北人杰地灵,历史悠久,高校众多,名家汇聚,《大家》栏目今起向读者推出那些曾经逾越过专业峰巅而又受人尊敬的著名专家。

为什么要开这个栏目?除了仰慕,除了向往,还有感动。因为举凡勤奋、好学、严谨、执著、坚忍、善良、智慧、敬业……几乎我们这个民族所有的优秀品德,都会在他们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作为人生与事业的成功者,他们不仅展示了个体的大家风采,更在群体上塑造出一代大家卓越的风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我们民族品德的脊梁。

正是这些深切的感受,让我们与读者一起走近大家,聆听大家的故事,见证大家的风采。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聆听和见证,分享大家的人生智慧,借以充实我们自己的人生。

昨日下午,武汉大学人文馆北厅热闹非常,来自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的近百位专家、学者聚集在这里,为一位史学大家庆贺七十岁寿辰,这位寿星是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在去年我省评出的首届荆楚社科名家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位。

家学渊源:父亲师从王国维梁启超

冯天瑜教授的父亲冯永轩先生早年出生于黄安(今红安)一户半耕半读的农家,1923年考入武昌师范大学(武大前身),在文字学、训诂学方面得到过著名文字学家黄侃先生的指教。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冯永轩先生以同等学力考入,成为第一期学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他主攻历史考据学,毕业论文是“匈奴史”,由王国维先生亲自指导。

冯永轩毕业时,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亲笔题赠给他一幅条幅,该条幅长年悬挂在冯家堂屋内,在冯天瑜幼年时,这是他最早接触到的启蒙文字。

出生在这样一个治史之家,冯天瑜从小最感兴趣的却是文学,其次才是史学。他的母亲张秀宜解放前做小学教员,解放初到湖北图书馆工作,负责儿童阅览室,这给小时候的冯天瑜接触文学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从小学三年级起,冯天瑜每天都会到湖北图书馆阅读。在为湖北图书馆百年馆庆所撰的文章《精神家园》中,冯天瑜详细记录了自己从9岁到18岁期间泛舟书海、吸取精神食粮的经历。“从儿童阅览室的小人书看起,《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三个火枪手》等是我的最爱。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悲壮、秦琼卖马的无奈、岳飞枪挑小梁王的神勇,都使人摇情动魄;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最初的‘历史观念’大约由此获得。”冯天瑜感慨,这种得以饱读“闲书”的童年要感谢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教育,那时还没有沉重的课业负担,功课在校内自习时就可以做完。他自己对考分一向不大经意,母亲也没有因为考分高低而奖罚。因此每天放学归来,包括星期天,大都泡在阅览室里。

从六年级开始,冯天瑜成了湖北图书馆成人阅览室里的常客。从古典文学到外国文学,从游记到地理书,少年冯天瑜学问大进。当时湖北图书馆的老馆长方壮猷称赞他:“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

中年入行:学生物的成了史学家

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及幼年时的早期积累,本来冯天瑜子承父业进大学历史系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高中毕业前,父亲被划为“右派”,在当时高考“政治压倒一切”的环境下,他只得报考生物系。

虽然不是自己理想的专业,但大学时期生物系的课程对冯天瑜来说也非常轻松,他在涉猎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同时,依然继续攻读文史哲书籍并练习写作,大学4年间陆续发表了一些科普文章、散文和杂文。此时,冯永轩已被摘掉“右派”帽子。他见冯天瑜确实热爱文史,便连续几个寒暑假给他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人到中年的冯天瑜遇到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他选择了“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正式跨入治史之门,先后出版《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晚清经世实学》、《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封建”考论》等著作。

1996年,武汉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出任中心主任。

正因为深感治学机会来之不易,冯天瑜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研究上。他回忆:2004年到2005年间,他在地处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做“外国人研究员”时,是最早进入、最晚离开研究大楼的人。2005年8月,当他从该研究中心离开时,多位职员和研究人员一字排开,向他挥手送行致意。

一位朋友告诉他,在这个中心,每年接待各国的研究人员住所研究至少几十人,人来人去很平常,像这样列队为一个外国研究员列队送行的,还没有先例。他自我评价说:“我绝非‘外国人研究员’中水平最高的,加之日语不行,平日也很少与日本人交往,赢得日本人尊重,大概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勤奋地工作。”

奇才异趣:老“夫子”是个大球迷

作为一名醉心研究的学者,冯天瑜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典型的一丝不苟、非常严谨,甚至不苟言谈的“夫子”形象,似乎唯有明清文化、中华元典、近代术语等专深高奥的学术才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但在熟悉他的人眼里,他还有太多的奇才异趣。他的学生,华东师范大学传播系主任洪九来教授揭秘,冯天瑜实际上是个十足的足球发烧友,遇上重大的国际比赛或自己心仪的球队球星的赛事,常常不顾自己的年纪与疲劳,甚至半夜起床守着电视机,有着“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冲动。冯天瑜曾说自己对一些机械的数字如门牌号、电话号码等有“健忘症”,生活中经常会为此出些“洋相”,每次购物回家,夫人问其价格,他一概回答不上来。有次朋友来访,冯天瑜一下子竟然叫不出对方姓名,只好悄悄把夫人叫进其他房间,低声询问:“来客非常熟悉,到底姓甚名谁?”但对英超、德甲等大牌足球明星的上场号码,对一些关键赛事的比分,冯天瑜却记得准确无误,他自己也为此颇为自得。

由于少年时代看过很多的连环画,冯天瑜还有一手人物白描的“绝活”。他自己说,有一段时间,自己的课本、练习簿空白处都画满了中外英雄豪杰的画像,甚至“连解手纸都未能幸免”。这种随手画几笔的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有时候参加学术活动,他都会画下一批中外文化名人的速写。由于颇为生动传神,被画者常问,你是不是接受过美术专业训练?冯天瑜都会回答:“没有,是小时候在湖北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形成的信笔涂抹习惯。”

因为这个“本事”,冯天瑜还曾经给洪九来做过半天的“保姆”。洪九来在给恩师七十诞辰的纪念文章中回忆了这一往事。那是2002年初夏时节,冯天瑜在刚刚动过心脏大手术之后到上海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为尽弟子的照料之责,洪九来坚邀老师到家里休息。一天,洪九来时年5岁的儿子在家吵闹,冯天瑜主动提出为其画一幅素描。于是一老一少均衣着背心短打上阵,分立长桌两端,一个煞有介事地摆出姿态,一个全神贯注地挥汗作画。“也许是慑于先生那专注的神情与神奇的笔画,本来一刻也不能消停的儿子竟然也能规规矩矩地扮演着模特儿的角色。十多分钟的工夫,一幅栩栩如生的铅笔素描头像就完成了,当然引得小儿又是一阵欢呼雀跃。”洪九来说,多年以后,当他们一家人偶尔翻出这一幅珍贵的素描画像时,都会为此深深感动。

原载2011年4月11日《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