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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一位历史学家的辛亥烙印

新华网武汉10月3日电(记者 周甲禄 皮曙初)“这里曾经是林则徐禁烟运动的起点,洋务派后期巨擘张之洞实施‘新政’的所在,大革命时期的心脏、国民政府的所在地,继之又是土地革命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重点区,时下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试验区……”

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在给记者历数湖北近现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时,强调尤其不可忘记,二十世纪初叶,反清革命运动自这里风起云涌,发生了结束中国两千年专制帝制的新军暴动——辛亥首义。

年已七旬的冯天瑜教授至今仍然笔耕不辍,活跃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领域。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他60万字的新书《辛亥首义史》出版,不仅以务实的考据功夫,对武昌首义前后一系列史实进行重新考证和逐一梳理,而且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解,探讨了辛亥首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或然性。

“辛亥首义,是共和旗帜下第一次成功的城市起义,展现了近代城市文明突破专制帝制的强烈诉求。”冯天瑜说,正是自幼生活于首义之城武昌城内,使他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有了一种特殊情怀,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并促使他从一个生物学的学生,“半路出家”转而专攻文史。

小时候读小学、中学,每天都会经过一些特别的地方,蛇山脚下的“黄克强塑像”,蛇山头耸立的“奥略楼”,阅马场上的“红楼”(湖北军政府旧址)、“孙中山塑像”、“黄兴拜将台”……这些辛亥革命的遗址旧迹,在他心里打下了十分深刻的烙印。

他有时还会去武昌造船厂参观,那里竟是湖广总督署的旧址;去湖北省总工会,那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原来就是首义第一枪响起的工程八营营房;到首义路、起义门,武昌起义的士兵首先便夺占此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辛亥革命还是去古未远的历史事变,许多人与事似乎并不遥远,伸手便可触及。”冯天瑜说。

在他的记忆里,年幼时的邻居谢老太太,就曾在黎元洪府上帮佣。谢老太太曾经给他们讲过一些“都督府”的生活细节。

离他的家不远,有两幢不起眼的房屋,左边住着一位“李太太”,稍大以后,才知道她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早期理论家李汉俊的夫人;而右边的住户则是被邻居们称为“开国元勋”的耿伯钊,记忆中是一位身板笔挺、披黑色氅篷、执手杖、威风凛凛的军人。

冯天瑜说:“或许正是上述一切,使我形成对辛亥首义的特殊情怀,驱使自己致力史学工作,刻意研究这段壮烈而又曲折多致的历史。”

大约在1980年春天,冯天瑜结识了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贺觉非先生,并与贺老合作,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

贺觉非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辛亥首义的史料搜集整理,那时候,住在武汉三镇的首义参加者尚有七百人之众,贺老遍寻遍访,每当议及诸位辛亥老人的言行风采,他总是眉飞色舞、如数家珍。“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及60年代的采访记录,多写在纸质粗劣的本子及灰黑色香烟盒上。”

冯天瑜追迹贺觉非先生,注意访问当事人,与赵师梅、喻育之等辛亥老人有过当面的交流。赵师梅讲述了辛亥首义前制作十八星铁血旗的经过;喻育之回忆了1911年10月11日后学生兵守卫军政府的情形。

此后二十余年间,冯天瑜一直醉心于这种研习中,与辛亥志士后裔吴欢、吴德立、孙必达、黄伟民、熊辉、吴厚婉等交游,从中获取历史素材,领受历史的现场感。

在新著《辛亥首义史》里,冯天瑜说,辛亥首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历史事变,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造成的“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短时段的“首义”造因于中长时段的社会变革,而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辛亥革命百年到来之际,冯天瑜还与人合作,手绘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秋瑾、邹容、林觉民、黎元洪、吴兆麟、彭刘杨三烈士、蔡锷辛亥人物像,制作出十件辛亥革命人物瓷画,作为献给百年前为共和理想奋斗的辛亥首义志士的一份祭礼。

原载10月3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03/c_12211777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