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外统一中思考如何走出道德困境

以性善为基础，孟子通过“养的个人、社会、和精神纬度之间的相互关联，构建了“合内外”的道德体系。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姚新中从个人、社会、和精神三个纬度的内涵和扩展，研究传统儒家是如何理解道德的“内”与“外”、“德性”与“德行”的融合统一问题。

中国传统道德注重内心的德性培养和内在道德情感。 但同时也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履行道德义务和责任。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伦理的规范性，突出道德作为规则的外在约束力，使其作为法律要求的扩展，以规章制度的“硬”形式确保人们遵守道德规范。

“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各种道德标准的冲突使得我们在良心与行为统一的过程中遇到极大的挑战。当代社会生活有诸多弊端，而其中最大的是道德之‘内’与‘外’的分离。”姚新中表示，道德内在修养与道德外在要求被分割为互不相干的部分，道德良知的自主性与道德规范的强制性成为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分离在根本上损害了道德的纯洁和庄严。一方面，因为不在强调内在道德之“养”，道德生活失去活力，道德变成一套又一套的规范体系，与人们的道德情操、生活志趣毫无关联；另一方，则因为把外在规范作为道德评价的唯一标准而造就出道德虚伪的人格和生活。面对这样的道德困境，他认为，我们重温孟子以养为核心所建构的道德体系，可以感受到传统道德的魅力和活力，有助于我们克服种种道德弊端，同时也对我们思考如何走出目前道德困境，提供有益的帮助。

传统孝道承担部分社会保障功能

“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其受重视程度之高、影响社会之深、延续时间之久，为其他民族文化所罕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杨华阐释其原因说，首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社会，周而复始的生产劳作和社会生活，使得先民相信，年龄越长经验越丰富、道德越高尚。基于这种“经验理性”，形成了一种尊老的文化。其次，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度长期延续，家族、家庭各单位稳定而长久，主持家族、家庭事务的尊长自然也赋予权威也受到子孙尊敬。再次，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政府无法包办臣民的养老，附着于家族、家庭的孝道客观上成为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为历代朝廷大力提倡。

“围绕孝道，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礼仪规范和法律制度形成互为支撑的完整体系。对之加以揭示，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有助于当今孝文化的建设。”杨华表示，孝道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深入人心，孝行所以代代相沿，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仅仅得益于儒家的鼓吹和推杨，而是社会与国家两方面共同国用的结果。这包括家庭、宗教、乡里的礼约约束，国家律法诏令的强制惩戒，以及通过树碑立传、悬匾建坊、封赏旌表等方式实现的正面引导，从而构成一个“系统工程”。

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表示，中华民族传统的主流文化特点是在真实的“气机”世界里寻求解决人生与社会问题的方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识”与“慎终追远”的未来意识。

当今中国文化的文化自信力，在吴根友看来，首先应当建立在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有一个真切认识的基础上，在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里确认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真正优秀部分。其次，应当奠定在近、现代中国发展出来的现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最后，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在理论上要努避免晚明以来“西学中源”的老调，认真反省当代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的独立性问题。

欧洲的近现代科技文明发展速度快于当时的中国，他们在鼓励人们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上优于中国文化，因而在近、现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发展出了诸多优势。但从人类的整体生存、发展，尤其是幸福生活的诸方面看，现代西方文明未必就能给全人类带来真正的福祉。吴根友表示，我们不能盲目地歌颂现代西方文明，而是要深刻地意识到，现代西方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了诸多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机。而在反思现代西方文明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危机的时候，不仅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提供不同于欧美文化、阿拉伯文化的独特内容，而且当代中国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形式实现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化的实践模式，对于当今世界上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无疑可以提供新的实现现代转型的新经验。对于这两点，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当然，弘扬传统文化，确立民族文化自信，确立民族学术研究的自主性、独立性，绝对不是要拒绝学习外来文化。吴根友表示，恰恰是要认真吸收外来学术，特别是泛西方意义上的学术精神，认真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努力发掘中国文化中优秀的思想传统，对当代世界问题、人类问题的解决提出中国人的解决方案与思想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