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主持人刘海峰[*]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反思，在民族文化自觉的大背景下，中国学术界逐渐走出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科举的实态逐渐被还原。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虽然科举制度有其局限和弊端，但在古代社会，这一制度能够不按血统和身份，排除人情和关系的困扰，通过公平的考试竞争，根据一个人的才学来决定其参政权，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创造。在2008年11月于武汉大学举办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顾海良校长在讲话中对科举制多所肯定，冯天瑜先生的讲话多次提到“科举精神”，指出在吸取科举制度教训的同时，应积极发扬科举精神，将其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

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对科举制的评价总体来说已趋于冷静和客观，态度也变得理性而公正，但也不乏激烈的批判和嘲讽的声音，由此形成了如下情形：部分不研究科举的人对科举的认识，仍停留在过去受片面宣传灌输后形成的印象；研究科举的人往往发现科举制度其实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一无是处，有许多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现在主张为科举制平反或肯定科举制度的学者，多数都是在研究科举制之前对其充满了偏见，在研究科举制之后对其却有了某种敬意。

时至今日，研究者再也不能动辄以西化后的现代的标尺，去度量中国古代的历史。以现代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传统，以西方的标准衡量中国古代的事物，误读与偏见也就势所必然。如果像过去那样否定孔子连同对中国文化影响至关重大的儒学，否定科举及其选拔出来的百十万举人和进士，试问元典的精神和传统的精义究竟何在？或许只是留下“吃人”的历史。事实上，从隋唐到明清，中华民族历史上灿烂的文化成果，绝大部分都是进士等精英人物的贡献，否定科举制的选拔功能，势必与肯定韩柳欧苏等文化巨人产生明显的矛盾。当下我们总结、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科举文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正是基于传承文化、传承文明的考量，武汉大学出版社宏图擘画，筹划推出“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这一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其远见卓识令人感佩。该丛刊主编陈文新教授襄力举办“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选取科举文化作为明代文学的讨论主题之一，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和称许。科举文化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也广泛地影响了当时的大众文化。科举试文与唐代律诗的普及、宋代古文的发达、元代戏曲的繁荣、明代文论的兴盛和清代诗赋的流行有密切关联，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是唐以后小说戏曲长盛不衰的主题。一方面，深入研究科举文化，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了解；另一方面，科举文学作品为全面深入地了解科举制度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图景，有助于加深对科举的认识，科举文学研究必将推动“科举学”走向兴盛。

此次提交给“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丰富多彩，既有从宏观上研究科举文化、科举文学，也有从中观上研究明代文学流派与科举文风，还有从微观上研究某一文学家与科举的关系。在此我们择选其中三篇，从一个侧面反映科举文化与明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

（《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明清文学研究”专栏主持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