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汇报记者 李念
70周岁前17天，山东曲阜，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郭齐勇荣膺“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此前共有杜维明、安乐哲、陈来等9人获此殊荣。郭齐勇获奖感言说了两个意思，儒学是生命的学问，将活到老学到老；继续培养后学，扶持民间儒学。
八天后的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记者随郭齐勇教授爬上珞珈山上的武大国学院，他的膝盖暑期刚被警告严重受损，可是依然一步一步缓慢地在绿树掩映下拾级而上，一格又一格，将50级留在身后，如同他近40年的治学之路，笃实稳健，而持续勤奋后方看得好风景。进入山腰间的国学院办公室，他问同事的第一句话就是：上午樱顶的孔子祭奠仪式如何？办公室的墙上，前辈、美学大师刘纪纲狂放的书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挂匾凝望，似乎在向记者透露这位国学院掌门人的认同与实践之路。
温情给予的底线
特殊岁月的认同寻求
黑格尔曾说：“人不能脱离他的时代，正如不能脱离他的皮肤一样。”迷茫中寻求认同，伴随着郭齐勇的少年和青年，甚至蛰伏到他的学术研究。而这特殊年代给予他的折磨，一旦被超越就成了不可或缺的财富。
少年世界观遭受冲击
寻求身份“认同”中的人性复苏
2017年4月18日，郭齐勇和二哥、北师大教授郭齐家一同出席岳麓书院讲坛，兄弟会讲《中国式家庭教育：从传统走向未来》。谈到家庭给予的影响，郭齐家教授总结道，“应该说，我祖父、父亲不是精英，而是生活化的民间下层儒商。他们都遵守儒家的思想道德，诚实不欺，公平守信，还热心公益，乐施不倦，他们总是以仁义忠信来教育我们。”
循着这场演讲，记者和郭齐勇教授一同驰回武昌城边的成长岁月。
“因为我比大、二、三哥小一截，并没有机会得到祖父的蒙读训练，但是‘三百千千’常在母亲口中念叨，‘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等随口而出，自小便得耳濡目染。” 毕业于武昌高级商业学堂的祖父曾任湖北美专总务科科长，迫于生计转为木板寿材和粮食生意。解放后，担任过武昌区政协委员的祖父不仅在街道办夜校，还在家里亲自敦促孙辈们每天写大字、小字，做十几道数学题，背诵古诗文和新诗文，“俨然一个民间私塾”。这个耕读之家，辈份按照《大学》中的“正修齐治平”排列。
然而，因为经商的父亲曾做过资方代理人，1960年代郭家被划为“黑五类”。“由于有七位子女，我印象中都是父母在贫寒中如何节衣缩食，缝缝补补，孝敬老人又抚育我们。”
“1965年我正在读高二，非常苦闷，和老师说想去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省重点武汉十四中的校长阻止了这位品学兼优学生的冲动。1967年元旦，因出身而被屡屡排斥在红卫兵之外的郭齐勇，和其他三位同样处境的同学，扒火车去了乌鲁木齐，由于那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再招人，被迫又返回武汉。
回忆起那段“被抛”岁月的处境，在1996年的回忆文章中，郭齐勇用《永久的悔》来自我反省，他严厉地自我剖析：“十分可悲的是，我个人在这种局势下陷入严重的精神自戕、肉体自虐的境况中，陷入了偿还原罪的苦闷和折磨中。”带着这种等外公民的救赎之心，他曾按照班里红卫兵的勒令信，让家里祖父母、父母集合起来，高喊“老子反动儿混蛋”等十几条口号。“这些跪着造反、扭曲人性的心态和行为，虽然发生在非常岁月中，自己尚不足20岁，然至今我仍不能原谅自己。”
尽管急迫地追寻“认同感”，但是，“应该说，童年时所受的仁义礼智信的耳濡目染和家庭的温情，还是让我们保留了做人的底线，并没有走远。”已届古稀，郭齐勇平淡叙述中省去了诸多波澜壮阔的心路。寻求“认同”之路在此后的2年下乡，8年工厂做工中继续，“我感受到最多的还是一种温情。”这种亲人和人际中的温情，如同童年成长中埋下的善的基因一般，为他日后投入新儒家和哲学研究也植下了“灵根”。
谈到十年社会最底层的生活，郭齐勇冠以“人性的复苏”。
1968年11月，班长郭齐勇和班委带队来到湖北天门县若干公社安营扎寨。当知青们按照斗争“地富反坏右”的精神做批斗时，农民们会善意地说，“他们都是地主的二代、三代了。”1969年早春皂市白湖围垦时，“五类分子”跳入刺骨的水中作业，农民们总想办法让他们早点上来。看到知青们猛干时，他们也会揶揄：别把一辈子的饭一口吃完了。“民间生活把我们内在的四端之心启导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接受的是无言的再教育，是实际的人生，是良心的复苏。”郭齐勇回忆中告诫自己，做“独立不苟的平民知识分子”，不要脱离中国文化的乡土之根。
八年工厂做工
学马列好感于哲学，发论文在武大学报
如果说，两年的农村生活让人性得到复苏，那么，八年的工厂时光，郭齐勇等人则是幸运地得以补充了荒废的学习。
1970年7月，郭齐勇被招入地处应城的新成立的湖北省化工厂，和他一起的有周边四个县的800名知青。他参加了厂里的工人理论队。“我们很幸运，一批五七干校的成员在工厂主事，其中宣传科长是武大政治系毕业、《江汉论坛》主编荣开明，而世界史专家吴于廑的公子也在工厂。”在武汉十四中就一直是学生文艺期刊主编的郭齐勇，在天门乡下的茅屋油灯下，翻阅《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哲学书，他完全不懂，1972年在新华书店购得一本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编著的《欧洲哲学史简编》，他如获至宝，并逐步爱上了哲学和追问。他与同事合写的一篇评《水浒》的文章，在修改后竟然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这更鼓励了他的学习热情。他又响应号召认真研读六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1至4卷，由此延伸阅读了侯外庐、任继愈、王夫之等的作品。
在恢复高考时，已是电气车间班长、三级工（每月工资有40多元）的郭齐勇一心想报考武大中文系，相比哲学，他的笔头更亲近文学，曾写诗歌和杂文而获奖。那是个人人皆文艺青年的时代，凡是能看到的俄苏文学作品和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的作品，都成为知青们踊跃传阅的读本。“我反复读了鲁迅很多书，尤其受他杂文的影响。”1978年3月，他报考武大，被分到哲学系。
从此，他在哲学系这个“小门”里继续寻找着学术的“认同”。
萧萐父引领入学术
独辟蹊径到使命自成
在每一篇记者能读到的哲学史家萧萐父先生（1924-2008）的追忆文章中，郭齐勇都有类似的叙述：“没有恩师，就没有武汉大学的中国哲学学科，也没有我。”他将业师对自己30年的无言之教概括为三点：一是人格成长，“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取真知启后人”，与利禄之徒划清界限，二是学习能力，八十余岁依然保持学术的朝气、敏锐和激情，对学生关心培养无加；三是才情万丈，喝酒赋诗书法无一不精，满腹人文修养与质素。
1982年2月至1984年12月，郭齐勇成为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位教授的入室弟子。本科时，萧萐父常把自己的文章、会议论文交给郭齐勇学习，一篇有关王夫之的习作，经萧萐父指导后改为三层结构，在1983年的《中国哲学》第10辑发表。后来颇有难度的《尚书引义》读书笔记又在指导下提交全国王夫之讨论会，于1984年正式发表。就在点点滴滴的手把手垂教下，郭齐勇的学术能力快速成长。
“熊十力”气场赶走了司马迁选题
武大哲学系成了新儒家研究重镇
还在本科生旁听研究生课程时，郭齐勇听到萧萐父提及熊十力的《体用论》，当天，他即在图书馆翻阅，不禁完全被吸引了。在准备硕士毕业论文的1984年年初，郭齐勇鼓足勇气和三位导师提出，不做司马迁选题，改为“熊十力思想研究”。这在当时是非常之举，一则很少有人研究熊十力，二则新儒家还是一个并未完全解禁的禁区。
萧萐父先生完全支持。
他开出一串北京的前辈学者的名单给勇气不凡的郭齐勇。于是，1984年4月1日，郭齐勇来到北京木樨地，91岁的梁漱溟先生热情接待了这位后学，梁老对熊十力先生的轶事如数家珍，晚年著文《纪念熊十力先生》时，一定要评说一下熊先生理论上的不足，否则对不起学术事业。此后，郭齐勇六访梁府，感受到其巨大的人格感召力，梁为郭齐勇自费出版的硕士论文著作《熊十力及其哲学》题笺。
最初的硕士论文还受极左思潮禁锢，停留在熊十力的辩证法领域，随着受到熊先生道德人格的熏陶，逐步扩展为全面的研究。1987年随萧公读博后，郭齐勇继续以“熊十力研究”为博士题目，不仅导师萧萐父，校外评审或答辩专家的周辅成、任继愈、冯契、石峻、朱伯崑、吴林伯都给予了悉心的指点。有幸的是，博士论文1990年通过后，又改名为《熊十力思想研究》于1993年6月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之一。1995年，该书获得原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从1990年开始，萧萐父先生亲自主持了《熊十力全集》的搜集、整理、编校工作，郭齐勇自是主力军。凡五百万字九卷十册，用了十二年时间在2001年终于出版。
在萧萐父先生开阔的胸襟下，武大哲学系成了研究新儒家的重镇，有郭齐勇研究熊十力，李维武研究徐复观，田文军研究冯友兰。
当记者询问，此后的熊十力研究是否还会有学术潜力时，郭齐勇非常肯定，“只要有新资料在发现，就有研究天地。”提及史料的考据和挖掘，郭齐勇由衷感谢萧萐父先生的指点，当年，他和深圳大学景海峰在导师的支持下来到上海，熊十力先生1954年10月起定居上海直到1968年5月23日去世，重要的《原儒》（下卷）《体用论》《乾坤衍》等都是在沪期间写成并出版。
“我们赶到时，淮海路的寓所已经收回，物件堆放在长宁区房管所，旧藤椅、旧皮箱和生前手稿书籍都堆在一个角落里。”然而，这次访问故居的收获是极大的。郭齐勇和景海峰两人不辞辛劳地整理旧物，至少有三大发现。第一，发现了一封1954年通过郭沫若给中央的信的原稿，信中提出了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看法，其中包括让梁漱溟去主持恢复后的勉仁书院，同时也提出“马克思主义宜中国化”的主张。其二，找到了在西南联大时下发的教授聘任书，平息了此前的猜疑。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找到了誊抄整理好的完成于1963年的《存斋随笔》，解释佛教十二缘生的札记，“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本书。”这些发现也奠定了两位年轻学子熊十力研究的地位。而更受感染的是他们从家人口中得到的一些晚年描述，在熊先生居室里，挂着三幅大字写的君师帖。孔子居中，阳明居右，船山居左。被遭抄家时，他跌跌撞撞走出门外，喃喃自语：“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熊先生有道的飘逸，禅的机趣外，更多的是儒的真性。”郭齐勇在2011年再版的《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序里这么评价。在他的内心，正是由熊十力的研究而深受其原创思想、光辉人格感召，逐步加深了对儒家哲学的“认同”。
遍访名师聆听真传
参与开放的海外学术交流
而因为研究熊十力，郭齐勇得以遍访学界前辈，此后学术眼界大为开阔。1985年、1988年、1995年是他学术史上特别重要的年头。
1985年春，郭齐勇出席了汤一介先生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化讲习班。“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亲耳聆听了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周一良、侯仁之、金克木、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李泽厚、庞朴、吴晓玲、孙长江、丁守和及来自海外的魏斐德、杜维明、陈鼓应、成中英、邹谠等先生的演讲，可谓一睹名家风采，大开研究视域。
是年12月，湖北黄冈举办了盛大的“熊十力诞辰百年国际学术会议”，郭齐勇协助导师接待了海外名家。1988年冬，在香港法住文化书院举办“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师生同获邀请，“我们和台湾鹅湖派中壮年学者林安梧、李明辉有了良性互动，此后的1991年，我还代导师接待了同做熊十力研究的林安梧教授访问武大。”
1995年夏，师徒又受邀一同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举办的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方克立、汤一介同时前往，这是萧萐父先生第三次访美学术交流。武大中国哲学学科的对外开放，也因萧公成了典范。
1999年郭齐勇得缘和历史系合办了“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知名的国际汉学家瓦格纳、史景迁、蒲柏瑞、艾兰、杜维明、池田知久、工藤元男等均到场。已经转向先秦经典导读与研习的郭齐勇备受导师虚己容物、开放创新之风的感染。
回到源头的先秦哲学
《中国哲学史》的创新及学术版十卷本的担当
参与1999年“郭店楚简国际研讨会”，已是郭齐勇学术的一个延伸点。浸润在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先生研究十多年后，他对马一浮、梁漱溟、钱穆、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均有自己的解读。越是深入解读这些存在差异又有共同问题意识的大家，他越迫切感受到先秦儒学的重要。1990年初，应庞朴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志丛书”之邀，他写了《诸子学志》一书，为此打下了基础。
在讲解中国哲学史20年后，郭齐勇萌发了自己撰写“中国哲学史”的念头，与其说这是一份学术的进取，更贴切地说，是他自己对中国哲学发自内心的认同，和认同背后的一份梳理责任，如他所说的“守先待后”，在目不暇接的现代化后，守住民族精神的根本，守住老一辈学问家和哲学家的气节良知，守住先圣先贤的绝学，在守中争取有创获，以待来贤。这样的念头已融在《熊十力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本书其实也是谈中国哲学的书，其中包含了我对儒道释，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与现代哲学的理解和分析。”
2006年10月，57万字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作为“十·五”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范教材出版。该书出版后，销量极好，历年印近七万册。南京大学的李承贵教授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2007年5月的《哲学研究》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有四个有机结合：哲学问题与作者理论，中国意味与西方方法，因事设论与学术创新，旧经验与新成果。
自20世纪以降，撰写中国哲学史者不乏大家和名家，前有胡适、冯友兰，解放后又有任继愈、冯契、萧萐父等，同辈中也有复旦张汝伦等集体编著的两册《中国哲学史》。当记者询问与先贤时贤的差别时，郭齐勇认为前辈的著书中，侧重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这个思想至今还很有意义，但他们并没有凸显经学的学术史意义；萧萐父、冯契非常注意哲学史发展的圆圈，有始有终地逻辑推进。“而我侧重在用中国哲学的问题、特色、方法的样态恢复中国哲学本来面目。”中国哲学是富有精神生命和天人合一智慧的学问，同时也是实践的哲学。郭齐勇将中国哲学精神归纳为七点：存有连续与生机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
金岳霖曾区别自己的知识论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区别时，曾说：中国哲学里有人，而我的哲学里没有人，只有知识。
中国哲学家本身就是其哲学的一部分，所以，在《中国哲学史》出版一年后，凭着这种激情和哲学实践的使命，郭齐勇组织同仁承接了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项目，编撰10卷本的大型《中国哲学史》（学术版）。先期约稿的叶秀山《西方哲学史》和赖永海的《中国佛教史》均在五年计划内面世。“我们磨了十一年，到年底会交稿，这不同于社科基金项目，没有资金保障，但著作仍需要爬梳史料、有新见解，慢工出细活，尤其要有牺牲精神。”郭齐勇介绍，自己撰写第一卷先秦哲学，吴根友、丁四新、丁为祥等各主持一卷。作为主编，他尤其费心策划了两卷在断代史中无法体现的《古代科技哲学卷》《少数民族哲学卷》。“我聘请了特殊人才吾淳、萧洪恩参与。”
这部600万字的学术集册许是郭齐勇晚年的学术重头戏。自1984年底留校算起30余年，由新儒家熊十力研究入手而认同，继而投入中国哲学的源头先秦诸子的深耕，若干本熊十力研究的专著、力作《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个人撰写及集体项目的学术版十卷本耕耘，其中有守成有创获，可谓守先待后。
儒家伦理的辩论
亲亲相隐十年争论廓清源头
2015年1月17日，郭齐勇在贵阳孔学堂做演讲，题目是《“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伦理与法理之反思》。他娴熟的引经据典、缜密推理、中西比较让听者大为触动。而这份娴熟，不仅来自他的学术功底，更来自长达十年的学术公案的争鸣。
2002年前后，刘清平教授发表数文批评儒家血亲伦理是导致徇情枉法和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的温床，《长江日报》上“儒家是腐败的根源”的标题触目惊心，文章直指儒家将家庭私情凌驾到社会公德之上了。郭齐勇首先回应，亲人间检举告发有违伦常，损伤维系家庭和社群伦理的基本纽带。尔后，杨泽波、龚建平等加盟论战，对方则有穆南柯、黄裕生等助阵展开论战。2004年，郭齐勇汇编了论战文章及海内外学者的论文集《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相隐”为中心》。2006年，邓晓芒就此问题重新讨论，胡治洪、丁为祥、陈乔见等继续回应，双方就“亲亲相隐”、《游叙弗伦篇》解读、中西方容隐制度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评价继续展开讨论。2010年、2011年，双方分别收录辩论论文集出版。
就在2011年8月，中国人大网《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六十八条增加一条，“……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有关“亲亲相隐”的人大议案被纳入法律条文了，郭齐勇为自己为法理做出的学理依据感到欣慰。
面对这场长达十年的笔墨仗，有人直呼浪费学术资源。面对记者，郭齐勇不以为然，他富有逻辑而平直地阐述了自己的理由。首先是文本的误读澄清，让学人了解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观点的正确解读。其次是中外法制史考察，自古以来就是重视亲亲互隐的。第三则是在现代法律和伦理中的意义。郭齐勇尤其提到中外古人智慧的相通，从生命的源头而言，家庭就是赋予我们亲情滋润之地。如同孔子委婉地提倡“父子互隐”，同一时代的苏格拉底也劝谏游叙弗伦不要去告发误把奴隶打死的父亲。而孟子提出了更现实的解决方案，不告父亲，自己辞官。“把亲亲相隐看成儒家主张腐败的铁证，不仅在理论上犯了范畴错置的谬误，在实践上也减轻了当今体制与贪污犯的责任，把帐都算到儒家、传统文化身上了，由古人代过。”
在2015年的演讲中，郭齐勇并不否认当今社会法制的重要性，“但防腐败的同时，还要保护人情，没有真情实感的公共理性和法治建设会迅速被工具化或者虚化。”
这则公案背后是郭齐勇和同道们对儒家伦理在当代社会可资参考的理论勇气和挖掘深度，也是儒家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创造性转化的生动例子。郭齐勇通过这些学理论辩和人大议案的推进，也看到了认同的扩大和力量——“ 儒家不仅有一个知识系统、一个价值系统，更是一个信仰系统。”
播撒“读书种子”
国学院垂范全国，山长批评乱相
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只需做个学问家；作为价值体系，则需内心认同后的实践；作为信仰体系，则在前两者基础上，需要灵根再植的系统培育。为此，新世纪后，郭齐勇培育精英、扶持民间儒学双箭齐发。他当起了国学院院长和经心书院荣誉山长。
2001年，在武大人文学院院长任上的郭齐勇以卓越的管理才能率先创办国学实验班，以续张之洞1890年开创的两湖书院的国学文脉。这是大陆高校首家国学本科试验班，2005年起，挂靠中文系招收硕士生，2007年，挂靠哲学系设立首个国学博士点和硕士点，2010年6月25日，武汉大学国学院正式挂牌。郭齐勇将院训定位于取自《论语·述而》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国学院办公室戴芳介绍，国学院采取小班教学，每次在20人内，至今培养了234名本科生，50名硕士生，17名博士生。仅2010级本科毕业生中，六位被海外名校录取，四名被国内名校录取，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争相报道。在挂牌几天后的北大儒学院成立仪式上，郭齐勇强调了“国学研究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需要”。两年半后，全国首届国学院院长会议在人大召开，郭齐勇肯定了20余家高校国学研究院（所）或国学院的成立，但也指出了学科正名的现实压力。
面对记者，郭齐勇老话重提。“我并不想扩大招生和规模，一方面，国学宜静心潜读，另一方面，没有获得‘户口’，即便招生容易，找工作也受到限制。”他笑了笑说，国学院的学生不多，就是如马一浮先生所说的培养“读书种子”吧。
尽管有着现实的暂时羁绊，但在成立之初的愿望依然得到了实现。首先是对“国学热”浪潮的严肃的教育回应；其次是对大学文科教育模式的反思和超越，苏联教学的“概论加通史”和西方现代分科制将文史哲分割，都存在一定弊端，希望探索出一套新的模式。第三，是对复合型人才社会需求的认识。学生不仅要熟读小学、经学，还要掌握两门外语。
除了“读书种子”的培养，郭齐勇更是认识到民间儒学的重要性。向来批评“国学虚热”的他却主张重建祠堂、恢复书院。在2015年同济大学召开的全国书院首届会议上，郭齐勇提出了规范性的指导，比如书院必须有学规，规制等等。“凡是有利于正讲国学，我都予以学术上的适当支持，但是坚决杜绝打着国学的旗子敛财、误人子弟的事情。”
“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郭齐勇提出另一种认同，“儒家或儒学，特别是民间的儒家或儒学，在文化身份的认同、维系世道人心，乃至社会制度层面的改革等方面，都大有用武之地。”
在写稿的国庆假间，郭齐勇静悄悄地度过了七十岁生日，唯有弟子们的赋诗微信祝贺。
“我并不想申请资深教授，如果不是国家级名师可以工作到70岁，我早就退休。官员不搞终身制，学术就可以了吗？”面对记者，郭齐勇坦言。他曾在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获奖会上说了一句，“不要晚节不保”，引得众人哗然。“我就是指这个。”时钟倒拨回2004年，身为哲学学院院长的郭齐勇派人将一份“资深教授”表格送至萧萐父先生处，被先生勒令取回，并言尊重已经评上的教授们，自己身体不好，何苦心累而自取其辱呢？
这一点上，郭齐勇与恩师萧萐父心气相通，早已看淡名利。
“儒家是生命的学问，也是学问的生命，像儒家那样生活”，获奖感言从郭齐勇心底流出，更是“深度认同”后的知行合一了。
（采访于9月28日，定稿于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