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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天人互害”在加速?郭齐勇教授接受专访
全球华人国学大典 凤凰网国学  

作者:普庆龄

不夸张地说,2020年,人类不得不集体面对一场空前的生存危机与文明危机。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已近半年,带给世界一种末世般的魔幻感。大疫之下,所有人都在焦灼中煎熬。从经济民生到国际关系,未来能否依循现有常识前进,显然还无法轻下结论。而疫情正在迫切拷问着每一个人:

现有的医疗手段、科技水平、制度秩序、道德理性,有没有能力保护人类平安度过这场大劫?

危机之下的各种冲突和撕裂,暴露出哪些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古今中外已有的精神资源,能不能为突如其来的灾难提供良方解药?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观照当下,疫情是不是加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未来世界将走向“天人合一”还是“天人互害”?从当务之急的应对措施,到更为长远的思想重建,国学能为现实提供哪些启示?2020年5月20日,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凤凰网、敦和基金会再度联袂,在线启动“致敬国学——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力邀海内外知名学者和各界精英,共同探讨特殊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挑战与现实价值。

近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唐翼明,香港中文大学国学中心主任邓立光,厦门筼筜书院院长王维生等专家在接受凤凰网专访时表示,这场全球性的大疫情,不仅在警告人类必须从历史教训、现实制度建设、群体生存秩序等角度作及时检讨,更要从人文责任与文明高度作全面反思。


郭齐勇:摈弃人类中心主义 四个方面应对现实危机

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数月里,古稀之年的郭齐勇先生和唐翼明先生,跟所有身处“风暴眼”中心的武汉人一样,日复一日地困居于家中,连下楼“放风”都成了风险极大的事。每天能做的,是从媒体窗口和社交平台上关注疫情变化。

“简单而言,我认为这是人类面临的大灾难,大危机,给中国的人文学也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郭齐勇在谈到深困疫情之中的最大感触时如是说。

唐翼明也认为,这场世纪疫情无疑是世界性的大灾难,现在还远不到终结的时候,全世界都还在与新冠病毒搏斗。“人类终将战胜病毒,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面对这场疫情,我觉得我们必须严肃反思,不仅中国人要反思,全人类都要反思。”

“面临疫情大灾大考,我们充满畏惧、惶恐与不安,但不可束手无策,任其嚣张跋扈。我们真的无助吗?”郭齐勇认为,人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应对现实危机:改革体制,防止撕裂,养育心性,天人合一。

具体来说,首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应参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重建与改革的顶层设计。检讨早期应对疫情的缺失,普遍出现识别和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不足,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精神与物质准备不足,一些干部的综合素质与专业化能力双不足等。改革应从短板开始,从公共卫生体系的合理建构开始改革。否则,疫情中付出的代价就白费了。

第二是防止撕裂。政府与社会应防止因经济、政治、社会利益分配不公,或因政治和文化立场等带来的族群、社群、人群、人与人关系的冲突与紧张。应防止各种事件,包括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与高度传染的病毒流行等造成的地域、人群之间的撕裂甚至仇恨。因为疫情,在有的地方,湖北省的人在中国,如同中国人在世界上一样,不免遇到某种程度的尴尬。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若干现实问题,包括对疫情反思的不同观念的对立与紧张,表明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不同社群、族群、地域、立场、利益的人之间,常常有被撕裂的危险。需要研究的是:如何防止人类、族群、社群的撕裂甚至仇恨,怎样建构族类的与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其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基础、最大公约数在哪里?如何协调?

第三、养育心性。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感性生命而非抽象的人,生活意义何在?疫情带来人们对人生观、生死观、忧乐观的省思,民众的生理与心理健康成为一个问题。应常葆“灾害”意识与“忧患”意识,把广义的“身体教育”“生命教育”纳入到大、中、小学教育体系,其中包括传染病的防控。

第四、天人合一。我们祖宗的智慧是坚持“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信念。郭齐勇表示,天人关系十分复杂,因对“天”的界定不同,“天人合一”所指的内涵有所不同。天人系统是广义的生态系统,包含人与终极性的天,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社会及他人,人的身体与精神世界、内在自我的关系等。中国古代思想家不把天、地、人、物看作是外在于自我的,也不把身心看作是二元的。他们对神性意义的至上天神保持敬畏,对自然神灵保持崇拜。人有人性,物有物性,人性物性中有神性。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论,古人心目中的天地自然万物是有神灵的自然,而今人心目中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人宰制的对象。

“高科技加上人的私欲,造成全球严重的生态危机,且愈演愈烈。‘人是目的’这个命题,其实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郭齐勇进一步解释道,人应珍视动植物乃至天地万物,他们都是目的。时代提供的条件,社会生活的发展对人与人性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享受着高(高科技)、大(大数据)、上(互联网)带来的各种便利,包括这次对疫情的防控作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要警惕高科技等对人、人性的肢解。科技发展应有限度,高科技应受到制约。现代科技人应加强修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回到传统文化精神的信念信仰,追求“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最高境界。

“总之,我们要敬畏天道,尊重生命,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郭齐勇说。


唐翼明:逆天是极大的罪恶 现在是人类停下来严肃反省之时


78岁的唐翼明先生,是著名魏晋文化史专家和书法家。从年前到疫情期间,长达半年无法与家人团聚,一个人独守于武汉家中。三月底他曾在朋友圈中感慨:“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这场世纪灾难低估了,包括我自己。现在看来,这场灾难才刚刚开头……不意吾垂老而见之矣,哀哉!”

今年的疫情,我们为什么要“严肃反思”?唐翼明介绍,中国古代流行过多次瘟疫,例如东汉后期,从“元初”(汉安帝刘祜的第二个年号)到汉末一百年之中就发生过十次大瘟疫。尤其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那一次,尤其惨烈,“建安七子”中有五个死于那场瘟疫。曹操的诗《蒿里行》中说:“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些瘟疫正史都会记载,一般在《五行志·灾异》中。中国古人认为,这些瘟疫都是上天的警告,应该引起注意,看看所作所为有没有违背天意的地方。唐翼明认为,古人的这种态度,不能简单理解为“迷信”,反而应该看成一种自我矫正的机制,是一个值得继承的传统。因为事实上,每次天灾,尤其像瘟疫这种天灾,为何产生,如何应对,造成灾害程度之大小,都有人的因素在起作用。

“所以,我宁可把这次世纪疫情看成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次严重警告!”

那么,疫情如果演变成一场人类大灾难,最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唐翼明的观点与郭齐勇不谋而合,他认为恰恰是“人”本身的问题最大。近几百年来,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两百多年,人类变得激进了,狂妄了,甚至傲慢了,人类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回顾这两百多年的历史,可以明显察觉,有两股特别的激进思潮:一股是科学技术方面的;另一股是社会革命方面的。

在科学技术方面,从文艺复兴诞生现代科学以后,人类的确取得了物质方面的长足进步,但显然缺乏必要的节制。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在基因改造、机器人制造、太空技术等方面,一味猛进,把社会道德、伦理、情感抛在一边。这一派的激进思想集中反应在“征服自然”的口号中。在社会革命方面,种种乌托邦思潮看起来崇高伟大,不仅觉得社会是可以像玩积木游戏似的改来换去,而且狂妄地认为人性也是可以改变的,人可以变成“超人”、“新人”。这一派的激进思想集中反应在“改造人性”的口号中。这两方面的激进思潮都起源于西方,而后逐渐影响了东方,包括中国,好像变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我觉得现在是人类停下来认真反省一下的时候了:人类究竟要什么?人类希望自己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里?这个时候,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古人的智慧是有益的。”

唐翼明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几乎各派都把“天人合一”看成是一种最高的终极理想。儒家讲“敬天”“顺天”“应天”“畏天命”“则天行化”;道家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阴阳家讲“天人感应”。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人很珍贵,在天地之中,人是最宝贵的,是可以“与天地参”的。但是,比起天地和大自然,人仍然是渺小的,人是在自然之中、之下,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所以,在中国古人看来,“逆天”是极大的罪恶,是万万不可、永远不可行的。

这一次蔓延全球的疫情,逼使我们回顾这几百年来人类走过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激进思潮对人类社会破坏性的影响:“征服自然”只会导致自然的反噬和报复,而且会一次比一次猛烈;“改造人性”只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和虚伪,而且会越来越扭曲,越来越虚伪。我们应该向东方的传统智慧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寻求帮助和矫正,敬畏大自然,效法大自然,与人类周围的环境融洽相处。在“天人合一”的道路上前进,才是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


邓立光:疫情带来人性“缺失”,需赋予国学教育重大使命


疫情之中,最让香港中文大学国学中心主任邓立光产生文化思考的是:在纷乱失序的情况中,大量染疫者死亡及各国的反应。

与郭齐勇、唐翼明观点一致,邓立光也直指疫情当下所暴露的人类本性问题。他指出:“这场横扫全世界的瘟疫较诸世界大战都更为可怕,因为它牵涉到每一个人的生命,没有种族国界,也没有安全的避难所,“敌人”无处不在,处处都可以感染,在人人自危,面对生死关头的当下,人性显露出动物本能,为了保命,什么道德、原则、法规都可以不顾,甚至拦截口罩,相互甩锅等。这个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局面彻底崩溃,而且不断出现极度丑陋的丢人格、丢国格的事情。”

看到疫情对于国与国关系的冲击,看到疫情之后人群因为观点、意见而撕裂,邓立光强调大力推动国学的必要性。“而且必须从幼儿园开始学习传统经典,这样我们文化的价值观才会深植孩子心中,而爱国家爱民族的感情才发芽滋长。”

“一场瘟疫,中华文化及其精神:儒家的“一体之仁”,道家的“上善若水”,佛家的“慈悲喜舍”,都在这次为全世界抗疫施以援手充分表现出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

邓立光说,“我们更需要明确的接续传统的尚德精神,作为我们文化复兴的成果之一,而接续传统就需要成系统的国学教育,这是今天我们赋予国学教育的重大使命。”


王维生:病毒是大自然的信使,如何从“天人互害”回归“天人互益”?


当然,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种目标理想,更是应对现实的理性态度。厦门筼筜书院山长王维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研究多年,他认为,病毒不仅是人类的公敌,更是大自然的信使。它提醒人类:“天道有常,人拂逆之,故乱象丛生。”因此,人类必须深刻反思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与需要,必须从“天人互害”和“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回归到“天人互益”和“共生发展”的道路上,永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人类的生存法则。“王维生引用了国学泰斗、筼筜书院名誉院长饶公宗颐的观点:要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追求“天人互益”的境界。饶公曾谈及,天人合一的理念古人早已提出。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类只有顺从大自然方能生存。而今不同了,在“人定胜天”的思想激励下,人类有了大型机械,发现并利用了新的能源,似乎有了“改天换地”的资本。不懂“天人互益”,就会导致“天人互害”。今天世界上的很多麻烦,就是“天人互害”;做的很多事情,就是“伤天害理”。

因此,深层反思此次疫情,王维生与郭齐勇、唐翼明持同样观点: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的矛盾造成的,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和“天人互害”的结果。人类真的需要那么多吗?人类需要走得那么快吗?人自以为是聪明的,在“天”看来可能是愚拙。当今世界物质至上,但人们遇到病毒时,才明白人最基本的需求是清洁的食物、饮水、空气和药品,而不是名牌奢侈品;当人类遇到病毒时,才明白人是平等的,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伟大,也不管你是王子首相还是平民百姓,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能让整个世界停摆。

“所以,人类不要妄自尊大,应借此疫情认真深刻反省。从‘天人互害’回归‘天人互益’,从‘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回归到人与自然‘共生发展’的哲学道路上,永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人类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机会。”王维生说。

他进一步指出,更严峻的问题是,疫情向全球蔓延的过程中,不同文明的撕裂也十分严重。抛开政治因素不谈,文化的不同造成各国应对疫情的措施和手段差异很大,而由文化不同造成的认知差异、价值观差异,让各种阴谋论盛行,相互指责攻讦阴谋阳谋,此起彼伏。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撕裂状况前所未有,令人担忧。因此,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不同的文化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不同文明都有其普世价值,这需要更多平等的深入的交流与互鉴,以增加共识与理解,最大幅度降低冲突与误解。

疫情之下,包括书院在内的传统文化传播机构能做什么呢?王维生说,疫情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力量,人们的活动方式和学习方式也正在发生极大改变,因此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也需要改变,比如,增加应用新媒体技术在传播与教学中的比例,创新教育传播方式;国学传播也要因应现实,走新走心,拥有现代诠释与转化的能力,让人们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战胜疫情的力量,提升精气神。


这个世界会好吗?2020年5月,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即将拉开帷幕,这场两年一度的大型文化公益盛典,由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凤凰网、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贵州心悠然酒业战略支持,主题为 “致敬国学,继承创新,文明互鉴,重建斯文”,希望在这个非常之年,汇聚文化思想精英,激活传统智慧资源,直面当下危机现实,探寻匡时济世之方,推动文明之间的正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