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赓续·变革——清代学术与思想”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会议以“赓续·变革”为主旨，意在总结、继承、反思、涵化前辈学人的学术成果，并以新理论、新视角、新材料、新方法深入而又融通地推进清代学术与思想研究。
第一，以新视野拓展学术史研究对象。中国有礼义文明、礼乐文化、礼仪之邦等称呼，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轴。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新学兴起，以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受到重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表示，长期以来，学界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主要采取革命史或现代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这两种框架站在现代立场上，由今上溯，有其长处，但也有不足，不容易厘清和凸显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在近代演化的脉络和逻辑。他表示，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以礼为主轴，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看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变动、延续、连绵和裂变，将有新的创获。
经学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过程。清代是传统经学的鼎盛时代，经学也是清代学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经学不仅构成了清代的重要历史面向和思想流脉，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清代的科举制义。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陈居渊以“书写”为视角，围绕清代制义的经学属性、制义如何被经学书写、其经学生态以及经学史意义等进行了新的梳理与探讨。他认为，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可以从制义的经学属性溯源、经学书写的多途经学面向、清代经学生态等三方面作综合分析：制义是经学注疏外化的表现形式，经学则是制义最基本的属性。陈居渊表示，制义话语融于经学语境，淡化与消解了“代圣贤立言”的立场，由纯粹的文学性转变为经学创作，改变了以经作传，以传作注，以注作疏的学究式书写，凸显出经学嬗变过程中的自我创新和自我肯定，为传统经学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推动了经学的顺畅传播，是科举取士时代背景下经学研究的新形态，昭示了清代经学之所以鼎盛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循将“传奇”纳入学术史视野。他认为，晚明“学问”与传奇有紧密联系，从传奇中见到的“词章—典故”之学是晚明清初之际一种普遍的学问结构。在传奇之外的知识领域，这一学问结构也普遍存在，为各个阶层所共享，可以称之为“明型学问”。而“清型学问”则以经史考据为中心。就呈现形式而言，不同于“清型学问”以经史、小学为重心，“明型学问”更倾向于通过词章创作或评注来展现。张循表示，晚明清初“学问世界”里的“词章—典故”之学为以后的经史考证之学构筑了良好的基础，清初的考证学家无不是从这个“学问世界”里面成长起来的。
第二，为深入研究清代学术思想提供文献支持。清代士人（包括晚明及部分民国士人）喜好在其认真阅读过的书中撰写批校、题跋。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韦胤宗提出，从阅读与接受的角度梳理特定时间和地域中思想与文化的传衍状态，是思想文化史研究中较为重要的进路。其首要步骤是在数据库支持之下统计各类文献的留存状况，从而构建群体在一定时间内的阅读清单。他运用计量方法，统计清代的批校本，分析其基本数据，以了解清代士人阶层深度阅读史的大概状况。韦胤宗介绍，目前收书最全的中国古籍存藏目录《中国古籍总目》收书约18万种，其中批校本近1.5万部。通过分析《中国古籍总目》中所录各部类图书批校本之分布状况，可以从宏观层面上了解清代士人群体的阅读品位，进而为深入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与文化提供基本的文献支持。
会议研讨中，多位学者对清代重要学者做了深入、细密的个案研究。惠栋是清中叶考据学家之首领与代表人物，《周易述》系列是其学术代表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以《读惠栋〈周易述〉札记》为主题作报告。他介绍说，惠氏标榜汉学，以汉儒荀爽、虞翻之说为据，抛开王弼、韩康伯之注与唐人义疏，自为注而自疏之，开清儒十三经新疏之先河，具有革新图变的划时代意义。在漆永祥看来，惠栋将《周易》诠释为“赞化育”之书，并纳入儒家《礼》学系统与“中庸”思想以释《易》，力图恢复上古明堂之制与禘祀之礼，既“学思兼致”，亦“寓治国理政之策于经典训诂之中”。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谷继明说，宋明易学，特别是朱子学系的易学对惠栋有很大的影响。惠栋的诸多《易》学著述，或订正宋易，或钩稽故训，或发挥汉易师法。通行的学术史将之概括为“崇汉抑宋”。用钱穆的话说即：“今考惠学渊源与戴学不同者，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戚学民基于清代国史文苑传档案，讨论阮元在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中有关扬州诗人传记的纂辑工作。他认为，《钦定国史文苑传》中的四位扬州诗人的正传及四个附传与阮元有很大关系。这八位传记人物均是康熙十七年己未博学鸿词科的参加者。他们的传记均与阮元主编的《淮海英灵集》和《扬州诗事》密切相关。戚学民表示，阮元以扬州诗人而记扬州诗文，把清初扬州诗人群像写进了清史《文苑传》，实质性地提升了扬州诗人在全国的地位。
第三，在整理前人研究基础上继承创新。自20世纪初以来，章太炎、梁启超、钱穆、杨向奎、张舜徽、余英时等先生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开展了深入研究，撰著了一系列代表性学术著作，形成了一些影响广泛的学术判断，为当代学者的清代学术研究打下了深厚基础。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雷平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清代学术研究仍然处在这些学者的学术延长线上。因此，如何在研究整理他们学术研究著作的基础上继承、创新，发掘被遮蔽的学术表述和观念，寻找到学术史上的“失踪者”，构建新的学术话语和知识体系，是当代学者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帆梳理了清代学术史研究后介绍说，当前，学者在丰厚成果积累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学术史、思想史的反思，以及研究范式的归纳总结；注重个案研究，对专人、专书、专题的研究日益精微细密；注重学术史与思想史、思潮史、社会史、制度史的交叉融合。他举例阐释说，前人集中探讨过的问题，包括清代学术的由来、政治环境变化对清代学术的影响、考据学的发展阶段、考据学的派别问题等，今人都继续探讨，而且得出了更多更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仁志认为，对于清代学术与思想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学术视角，更应着眼于实践视角，也就是关注学术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对人们日常行为和伦理道德所发挥的切实影响。
（作者：明海英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