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明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多维视域中的明代文学”于8月16—17日在武汉大学举行。论坛旨在为青年学者提供相互启发、相互砥砺的平台。新世纪以来，优秀学者不断涌现，关于明代诗文研究的论著大量出版，国家关注、支持力度持续提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文新感慨，明代诗文研究可以说是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有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

新视角为序文研究注入新活力

近年来，明代文学各文体研究均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21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及书籍史、社会史理论的介入，为序文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钤山堂集序》将文学史视域中的“批评”与文化史视域中的“秩序”深度结合，使序体的“序（叙）说”义和“秩序”义构成平衡。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叶晔看来，这是严嵩的文集相较其他明人别集更具组织力、黏合力的体现。他表示，作者严嵩的政治生涯在正德至嘉靖后期，这段时间是明代出版业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严嵩对出版资源的充分调用及由此形成的各种新的书籍特点，在《钤山堂集》的刊印与批评中留下了诸多痕迹。这让该组序文在出版文化史层面具有独特的意义。

序文是文学史、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文献，透过序文读者可以了解作品的内容与特征，也可以借此察知作者的态度或主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刘尊举通过对《钤山堂集序》的细致剖析，解读了作者唐顺之是如何在各种限制和顾虑下完成令人棘手的评价的。他表示，《钤山堂集》是严嵩的诗集，为权相严嵩的诗集作序，对唐顺之来说是一大难题：颂不可、贬抑不可、敷衍亦不可。如何做到既符合序体规范、不回避诗人与诗作，又同时避免给人谄谀与讥刺之嫌？对此，唐顺之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话题。于是，他结合“知人论世”这个古老的诗学命题，采用叙述而非评价的方式，由诗而知其人、知其世，进而圆满解决了该难题。

近年来，四六启文体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一些名家的四六启以其出色的语言技巧、精巧的用典、委婉曲致的情感表达等特质获得较高评价。《鷽鸠小启》是现存唯一一部保留了四六启原初书写形态的明代四六别集，三百余篇启文共同呈现出万历年间，以著者连继芳为中心，以同年、同乡、同僚、同社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庞杂而鲜活的士人交际网络。华侨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苗民表示，连继芳的启文书写，从书写形态、篇章结构到平仄规范都呈现出鲜明的程式化书写策略：力求实现“有距离的亲密感”。在他看来，这种书写策略自宋代以后便逐渐被四六启书写者普遍遵守，并从根本上确立了四六启介于公牍与私书之间的特殊功能定位。

与清代诗学思潮形成紧密关联和互动

明代诗歌总体上是相当繁荣的，无论诗人还是诗作，其数量都超过前代。清人编撰明诗总集，源于明清易代之后遗民文人保存明代文献、“以诗存史”的行动。清人编撰的诗歌总集，卷帙浩繁、种类繁多。既有大型的通代、断代总集，又有小型的地方总集、家族总集、流派总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程表示，明诗总集的编撰是清代诗学的重要组成，在编撰宗旨、诗学观念、批评方法等多方面显示出清代诗学的典型时代特征和历史演进面貌，与清代诗学思潮形成了紧密的关联与互动。其中，明代诗学中的复古与性灵之争，延续至清代，依然是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明人论诗颇富地域意识。地方作为空间场域，不仅是经由时代变迁而形成的自然形态，同时孕育出浓厚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古代诸多文人基于地方叙述的表达中，时时可见“人杰地灵”“钟灵毓秀”的言说。由此而发展出来与文化书写有关的“江山之助”等观念，也成为中国文化中自然与人文互为成就的经典之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来明以明代江西诗学知识建构为观察面，重绘明代地方诗学知识图谱、诗学知识建构的地方景观，通过对地方诗学知识建构与明代诗学一般进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试图突破诗学史叙述中建立的主流与逆流、中心与边缘等结构思路和框架，丰富对明代诗学史的建构和理解。

诗歌接受史一般包括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等维度，后世的步韵、追和属于影响史的考察范畴。明代文人中，苏轼的诗歌在其生前身后唱和者颇多。目前学界对苏轼诗歌接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的评点与注释、诗集的编刻与传播、诗学的接受与影响等角度，对其诗歌追和缺乏系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汤志波注意到，明清时出现至少百余首“用东坡清虚堂韵”“次东坡清虚堂诗”为题的诗歌，它们都步韵“天风淅淅飞玉沙”，并引起多次规模不同的集体唱和。步清虚堂韵兴盛的深层原因，在汤志波看来，是对苏轼品格文章的追慕，围绕《清虚堂诗》的法书与文学形成了一个持续追慕唱和的文化小传统，是宋诗在明清“经典化”的极好案例。他认为，不同时代、不同作者追和苏轼诗歌的篇目如何选择，怎样进一步形成或大或小的同题唱和，唱和流行后如何影响当时的文坛走向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