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安

改革开放后，随着大批内地人口涌入广东沿海，以前相对落后的广东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这一现象再次证明，某一地区经济的超常发展一般都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明清湖北便处在人口急剧变动时期，从而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张建民教授的《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便向我们展示了明清时期湖北以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为主线的壮丽画卷。

一口气读完《湖北通史·明清卷》（从朱元璋开国迄于鸦片战争），觉得是一部颇有特色的湖北地方史研究专著。

首先，作者紧扣明清湖北历史的发展主脉进行叙述和探讨，将明清湖北人口的变动与经济的发展放在首位，形成该书在内容上的最主要特色。

众所周知，“湖北”行政区划的形成，是在明清两代完成的。明代建立了湖广行省，辖区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至清则将湖北、湖南分治，最终形成了与今天版图相吻合的湖北省，从而产生了影响至今的“湖北文化”。明清两代的湖北历时约500年，辖区近20万平方公里，在如此漫长的时期和广阔的地区，出现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不计其数，怎样取舍便成为区分史学工作者史识高下的重要标准。作者以明清湖北文化的主要特征为该书的中心内容，基本上做到了详略得当。如果说中国社会的早期尚能在文化和思想上保持各地的特征的话，那么“大一统”形成后，各地文化上的特征便不再彰显，代之而起的是经济上的特征－－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差异。这一现象影响到明清时期“湖北文化”特征的形成：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以浪漫、灵秀的文化样式和艺术风格为其特征的话，那么明清时期产生的“湖北文化”则是以农业及小商品经济的鼎盛为其特征的。是时，湖北地区成为长江流域经济由下游向上游扩展的重要承传地区，并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换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的“湖北文化”。宋元以来，中国农业及小手工商业文明的中心在长江下游地区，民间流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和“苏湖（州）熟，天下足”的谣谚。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继续发展，导致人口的持续上升，人均土地面积减少，加之地税和丁税相对增加，使当地的人口容量达到饱和，向手工商业领域膨胀，形成了密集的专业市镇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体系。与此同时，长江下游地区人口“饱和－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出路，便是向长江中游移民，出现了“江西填湖广”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运动，而其导火索则常常是战乱和灾荒。《湖北通史·明清卷》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这一历史现象，指出“明清时期是湖北人口急剧变动的时代”，“作为四方流民、移民集聚的中心地区之一，湖北接受了大量的外省人口落居”，并以大量的方志及家谱史料，证明湖北地区的人口不少都是来自江西、安徽和江浙等地。在下游人口向中游迁移的同时，湖北地区的土著居民有不少人口又迁移到长江上游，出现了“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作者特别指出：“明代中后期湖北土著人口的流移，与大量外地流民、移民的落居不无关系。不少地方都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土著成为落居客民剥削的对象，以至于土著失去产业，或沦为佃户，也有因此而转徙的。”并用“江左右黠商贾往往朋呼党聚，杂编甿与处而夺之业”等记载加以论证。该书还用四川巡抚张德地的“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的奏折，证明湖广人口之向四川移居的事实。作者对这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予以特别的关注，精辟地指出：“人口流动的过程和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的增长、分布与构成，也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主要领域。”诚如斯言，明清时期以湖北为纽带的人口大迁徙，不仅促进了湖北地区的经济增长，也促进了整个长江流域的社会发展。长江下游的移民带来了资本和生产技术，特别是商品经济观念，对湖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外来移民带来了大量的劳力和先进的生产经验及技术，促进了湖北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该书指出：“平原湖区的围湖造田、与水争田和山区开荒垦殖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现象，即外来流民、移民是垦殖活动的主体。”正是各地流民、移民的到来，才使大面积的山地、湖沼低地变成了耕地，“无论是平原湖区低地的垦殖，还是周边山区丘陵山地的开发，其规模和速度都是空前的，耕地面积大幅度扩展”。该书特别对江汉平原的垸田开垦和鄂西山区的土地开发作了深入详尽的论述，并指出正是这一垦殖和开发，促进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建立了完善的防洪体系：“明清时期是湖北境内水利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就堤防而言，江汉堤防自明代始全面系统化。同时，由于垸田的空前扩张，支河堤防、圩垸堤防纵横交错，蜿蜒曲折。在别无他途的情况下，堤防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以防汛、岁修、大修为核心的修防制度也逐渐健全、完善起来。就灌溉而言，陂塘堰坝类小型灌溉设施发展很大，新的陂塘堰坝的兴建成绩斐然。与堤防一样，陂塘堰坝类设施的维护受到重视，制定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予以保证。”这一活动的结果是造成了湖北粮食生产的空前增长。第二，外来移民还带来了资本和商品经济观念。据该书讲，明清湖北土著居民“不习经商”，商贾甚或工匠，多为四方客民。并用黄梅等县志材料说明“民俗力农，不事商贾游侠……其工匠无土著，率四方来者，取相通而食，凡开张百货；通盐利者，又皆三吴、徽、歙之人”。这些外来商人“对于湖北商业的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他们资本雄厚，在许多行业中居主导地位”。与外地商人相比，本省商人力量显得相对薄弱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来商人的刺激，本省商人力量不断增强，到清中期，形成了几个有影响的商帮，如咸宁帮、黄州帮、荆襄帮、武昌帮、东湖帮等等。“总之，明清时期，湖北商人力量发展较快，坐商，行商均有”。

正是明清时期这两次大的人口迁移运动，使得湖北地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形成了以农业和小手工商品经济的鼎盛为特征的“湖北文化”。明清湖北文化的首要特征便是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作者通过对“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流行甚广的民谚的辨析，指出“这一谚语尽管不无夸张，却包含有丰富的经济史内涵，其产生、流传当与两湖地区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发展及粮食运销密切相关”。明中叶，江浙民间甚至有“吴以楚食为天”之说，不少太湖、洞庭商人活动在荆、襄及衡、湘一带，以贩运粮食东下为业。到了清康雍乾时期，“几乎是谈米粮者言必及湖广，湖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粮仓”。康熙皇帝甚至说道：“‘湖广熟，天下足’，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最早见于南宋陆游《渭南文集》中的“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湖广熟、天下足”及“鱼粟之利遍天下”的美誉，证明了湖北、湖南等长江中游地区已取代了长江下游而成为当时粮食生产和供应的主要地区，“中部崛起”使湖北在当时占据了重要地位，促进了“湖北文化”的正式形成。明清湖北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便是手工商业的迅速崛起。作者明确提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手工业而言，发展最为显著的是棉纺织业。约至清中期，“湖北境内几至于无地不纺织，而且形成了一批大小不等的棉布生产中心，创出一些较为有名的棉布品牌”。宜城、江陵、云梦、安陆、监利、随州、汉阳、孝感、应城、蕲水等地所产棉布，进入市场的比例相当大，产品行销范围相当广，远达滇、黔、秦、蜀、晋、豫、皖、苏、粤等十数省。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地区间经济联系加强，湖北地区商品流通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长江、汉水沿岸形成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大小规模不等的市镇。作者向我们描摹了湖北当时产生的大批手工商业市镇。这些市镇按规模大小，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特大型市镇汉口，到清中叶，汉口已发展成为全国性大市镇，号称“天下四聚”之一；二是大型市镇沙市、宜昌，它们在长江流域及华中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三是大批在湖北不同地域有较大影响的集镇，如仙桃、老河口、樊城、阳逻、岳家口等，它们是联结城乡的纽带，是大市镇繁荣的基础；四是为数众多的名为“场”的小集市，它们是农村消费者交易产品的主要场所。以汉口为龙头的遍布全湖北的手工商业市镇，形成了商品流通网络，从而促进了湖北在全国商业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作者并未陶醉在明清时期湖北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上面，而是对这种发展所付出的生态代价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指出，由于明清时期“人口急剧膨胀所造成的巨大生存压力，转化成为农业垦殖扩张的强大推动力量，掀起了一次持续的农业垦殖浪潮”，出现盲目、过度及粗放开垦的倾向，给湖北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深远影响。作者归纳了四种现象：一是毁林开荒造成森林资源的破坏。至清中叶以后，有关方志中每见有“老林无多”，“山渐为童”，“刀耕火耨之后，萌蘖尽矣”，“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之类的记载。二是垦殖扩张对生物资源产生了负面影响。明清时，湖北的很多山区有熊、豕、鹿、麂、豺、狼、虎、豹诸兽，水中则有双鳞石鲫，重蜃诸色之鱼，此外还有竹鸡、白雉鸡、野鸡、锦鸡、上缩鸡、土香鸡等禽鸟，“待森林大面积被毁之后，许多动物失去了藏身之所；加之大量捕猎，致使部分动物减少乃至绝迹”。三是水土流失严重。“森林的过度消耗，……致使降雨大量形成地表径流而很快流失，且形成对土壤的冲击侵蚀；严重的洪水泛滥，水土流失，而雨后又很快出现缺水、溪河干枯现象。经过明清时期大规模的垦殖扩张之后，湖北山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上述问题。”四是围湖造田致使平原湖区水土关系失衡。“其直接后果之一便是河湖水面积的萎缩”和河湖的堙塞，使洪水调蓄功能遭到破坏，灌溉效益随之丧失，以致遇洪水无地蓄泄，遭干旱无水灌溉，水旱灾害因而增多、加重，航运、水产等方面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表现出作者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所倾注的人文关怀。

《湖北通史·明清卷》不仅紧扣当时湖北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的时代主脉，同时也注意到明清湖北历史上的各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及现象，凸现了明清湖北历史上所出现的宗藩、矿监税使、鄂西北流民、李自成部在湖北的活动、公安竟陵派文学等历史现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明清湖北的历史面貌。

其次，该著在研究态度及方法上，也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一是重实证，注重发掘史料，用史实说话。对于流行甚广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观点，作者在肯定它的客观事实的同时，也用大量史实说明，造成这一谚语流行全国的原因，还与湖广地区的“粮食运销密切相关”。通过与江浙地区农业生产水平的比较，作者指出，湖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并不一定比江浙高，但“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即使生产水平并非领先，仍有可能出现有剩余粮食运销外地的情况，因此，明代流传‘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所强调的并不在于湖广的粮食生产水平，而是粮食相对生产量、运销外地的数量问题。而且，谚语产生之初，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强调湖广粮食生产存在着较大潜力的意义”。这一观点就是立足于作者搜集的大量史料基础之上，它既强调了湖北粮食产量的丰富，也指明湖北粮食市场的聚散中转地位，比起单纯强调湖广粮食产量之丰富，更切合实际些。由于立足于史料，因此作者敢于纠正前人不正确的观点。如书中曾用《资中县志》等史料，证明魏源所谓“湖广填四川”之人口运动起于清代的说法并不确切，因为这些史料记载称“明洪武时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二是重数据。作者在行文中用了很多数据和表格，以力图使研究做到量化和精确。在研究“江西填湖广”的移民问题时，作者对《黄安乡土志·氏族》所录的48个族姓作了数量分析，指出在言明族姓原籍的42个族姓中，31个来自江西，占74％；在明确记载落户时间的41个族姓中，有29个族姓是元末明初迁来的，占70％。本书使用了大量的表格，有的是转自他书，如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等；有的是转自杂志，如《中国农史》等；更多的则是作者自己根据史料制作的表格，如表5-1“明代湖北河泊所一览表”，是作者根据《明实录》、《明会典》、《湖广图经志书》以及各种方志制作的，再如表5-11“清代湖区部分州县水灾统计表”，则是作者根据有关州县方志“祥异部”统计出来的。表格是史料的“集装箱”，既能说明问题，又不致横生枝节。本书大量使用表格，表明作者将计量史学的方法引入本书，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求实的治学倾向和凝练的文风。

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曾将作品分为作、述、编三种，作是有创见的著作，述是以作者的理解为基础综述他人的观点，编是将他人的著作加以汇集或改变形式。本书显然是属于“作”的一类。作者长期致力于明清长江流域特别是湖北省的农田水利、生态环境和流民问题的研究，出版了《明清长江流域农田水利研究》、《灾害历史学》等专著，发表了《秦巴山区的流民与资源开发》等一系列论文，而本书的主要内容正是其长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因此所述所论都是作者的研究心得，这使得《湖北通史·明清卷》成为货真价实的专家之学，而非“述而不作”之书或抄纂之作。这正是该著在学术上的最大特色。

该书在着力保持内容特色的同时，不免有点顾此失彼，如作为“太岳太和山”的武当山，其道观建设及道教发展，是明代政府极为重视和大力推动的事业，也是明清湖北历史上值得一书的历史显象，该书缺而不论，似当作一补充为佳。

（原刊《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