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秋云
一谈起“封建”，对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陆中国人来说，脑袋瓜里蹦出的印象绝对是：落后、愚昧、腐朽、顽固的代名词，是旧社会遗留下来而当今主流社会一直想打倒、清除的东西！在我们中小学阶段所受的教育中，凡与“封建”有关的，都是贬义的，避之唯恐不及，偶尔碰上了须踏上一万只脚使其翻不了身。时至今日，“封建迷信”、“封建脑袋”、“封建余孽”、“封建遗毒”、“封建把头”、“封建文人”、“封建官僚”、“封建衙门”、“封建糟粕”、“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等等，也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指称或讥讽落后、愚昧、不知变通、跟不上时代变化的人或事的常用词汇。上世纪70年代末，笔者虽有幸考上大学，且是在历史系读书，但对“封建”的含义仍是不甚了了。有时感觉它指的是远古的政治制度，如西周的分封制等；有时感觉其指的是当下的政治现象，如“封建余毒”、“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等；有时又感觉其指的是社会发展序列中必经的一个大的特定阶段，如“封建社会”，那可是一个在社会进化和发展序列上比“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还要“黑暗”的社会阶段发展阶段呀！至于这三者之间有无联系？或有多大的联系？则是混沌一片。不要说一般人不得其详，就是史学工作者也不一定能道得清楚。近来阅读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2006年2月第1版），惊喜地发现冯先生以“庖丁解牛”的大手笔，不仅把“封建”的古今意涵给了我们一个清晰而完整的交待，而且还描述了时代变迁和国家命运的颠簸给“封建”术语烙上的印记，使人产生了无法释怀的联想和思索。
要解析繁复如“封建”这样意涵覆盖极广、牵涉领域众多的重要概念，除了学者需具备非凡的勇气和广博的知识外，更重要的是须有科学的方法。冯先生在《“封建”考论》中虽没有明确的标示，但依笔者的理解来看，他是从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两个维度来解析“封建”这个名词在中国所具有的极其复杂的意涵及其变迁的。
从学术思想的维度，冯先生追溯和考证了“封建”一词中文的本义，并将其与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社会制度和封建观以及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及其术语feudalism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认为我国古籍中的“封建”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意涵：狭义的“封建”特指殷周政制，尤其是指西周的“封国土，建诸侯”之制；广义的“封建”，是指殷周以至明清列朝的种种分封与虚封之别，有“封而且建、封而不建、建而不封”诸形态。他认为汉字古典词“封建”在用法上固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但“列爵建藩”的基本含义却是一以贯之的。笔者以为这是确论，与先贤的多数论点并无二致。接着，冯先生又考察了清末民初一些先进国人如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如何借鉴日本的“封建”新名来诠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特定阶段。他认为这些先进人物的封建观，遵循了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其外延不仅指殷周政制，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政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他认为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时的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因此，他将清末民初“封建”概念的演化视为其作为近代史学术语在中国使用的第一阶段。在冯先生的眼中，这无疑是“封建”名实相符、意涵正确的阶段。
从意识形态的维度，冯先生为我们构稽了一幅“封建”概念意涵变迁的图景，即他所称的“封建”演化为近代学术语后在中国使用的第二至第五阶段的概况。他认为：“封建”一词的含义从一古史概念，演变为“前近代”的同义语，成为与近代文明相对立的陈腐、落后、反动的制度及思想的代名词，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人陈独秀开始的。他考证了“五四”时期陈氏从日本移植“封建=前近代=落后、反动”的公式，视“反封建”是进入“文明时代”（即近代社会）的必由之路的观点。但冯先生认为陈氏的观点只是激进主义革命狂飚的开始，真正对近现代国人封建观发生大作用的，是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理论与语汇，而其核心观念则由列宁在1912年7月刊发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对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评论。他认为此后斯大林的封建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五种社会形态说关于封建社会的诠释，均脱胎于列宁的观点；大革命前后（1922~1928）中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表述频现于瞿秋白等中共理论家的著述和中共政治文件之中，毛泽东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关“古代的封建社会”的名论，也都能见到列宁影响的印记。冯先生创发了“泛封建化”这个概念来指称陈独秀及后来诸多革命政治家、思想家和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封建观。他认为此后国内社会生活中所用“封建”的“经典定义”，已名实不符，甚至走向了名实相悖的境地。他用了大量篇幅考稽史实，既有细部图景特写，又有宏观总揽，使人阅后不得不深为叹服。
与当代流行的解构主义者不同，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历史学家，冯先生并不以学术思想之“封建”解构意识形态之“封建”为旨趣。他的目的是建构。他在书中对我国自秦至清两千多年的社会特征进行了宏观的概括和深刻的提炼，认为这是由宗法制、地主制和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制度。他创造性地将其命名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重大命题，其研究意义不仅越出了史学本身，涉及到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而且还关涉到我国理论界和思想界的历史建构问题。由此可见，冯先生的《“封建”考论》并不是一时意气之下的兴来之笔，而是经历了久长深思之后的沤心之作。当然，冯先生对自秦至清社会发展阶段的概括和命名是否得当，学术界当可仁智互见，但《“封建”考论》所体现出的气度和精神却足以令人感佩万千了。
笔者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能力评估《“封建”考论》面世后在史学界会产生何种反响。笔者感兴趣的是：正如冯先生在该书的“题记”中如言，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前辈学者大多饱读诗书，自然明白“封建”古义，同时这些学者也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庄园的含义也了然于胸，那么，为什么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大革命以后（1922~1928）他们都愿意服膺泛化的“封建”概念而不顾其原本的学术旨趣？为什么泛化了的“封建”概念被以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领袖、政治思想家和激进的学者用作整合民众思想和意志的意识形态，在铲除旧社会、建设新中国方面竟然具有那么大的动员力和号召力？“封建”概念的泛化同儒家“意识形态”在近代的崩溃和西方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实践有没有关系？这些，冯先生的《“封建”考论》中尚未来得及仔细展开，或许这些论题亦已超出了历史学家的工作范围了！笔者希望《“封建”论考》的面世，不仅仅只是史学重要概念的返本归元，而是期待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们都能参与到讨论中来，以解开这个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非常重要的思想谜团。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副系主任 载于《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