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茶叶与茶商——近代中国与世界” 多学科工作坊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隆重举行。该工作坊由我中心周荣教授牵头召集，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文科青年教师学社、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图书馆等单位联合举办。中心杨国安、洪均两位教授参与了组织工作，陈锋、张建民、李少军三位教授作为点评专家应邀出席。此次工作坊亦是本中心“地方宗教文献与明清佛教世俗化研究”、“明清以来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等重大项目的学术活动之一。

来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山西大学、安徽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相关领域研究者及《武汉大学学报》《湖北大学学报》《江汉论坛》《湖北社会科学》编辑人员共二十余人参加了本次工作坊。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滨下武志先生也专程来参加本次工作坊的活动。

清华大学历史系仲伟民教授为工作坊引言。仲伟民教授认为茶叶是近三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相关联的最重要的商品，英国用鸦片敲开中国市场，其背后也有茶叶的因素。通过茶叶，可以看到近代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也能看到近代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茶叶这个商品切入来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到一般性研究所看不到的一些问题。

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吕文利研究员作了题为《清代蒙古入藏熬茶：一种信仰的表达》的报告。指出，由于游牧经济的离散性、分裂性，以熬茶为礼仪形式的藏传佛教信仰成为整合蒙、藏边疆地区的重要手段。清代蒙古诸部都积极入藏熬茶，乾隆初年，在清朝允许下，准噶尔得以三次入藏熬茶。在这个过程中，熬茶布施既是宗教仪轨，也是联合和认同的政治举措。论文还指出，西藏因为其依赖型经济以及相关的利益考量，藏王和达赖喇嘛对蒙古入藏熬茶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清朝在强大的经济统治力下，完成了政治上的统合。在此过程中，清朝的藩部体系逐渐形成。

山西大学魏晓锴副教授作了题为《清代民国山西茶叶商人研究——以办茶规程为中心》的报告。安徽师范大学康健副教授作了题为《晚清祁门红茶贸易初探——以新见文书档案为中心》的报告。湖北大学李灵玢副教授作了题为《清代鄂南茶区绅商考索》的报告。这组论文大量利用地方志、族谱、办茶规程、文书档案、契约、竹枝词等新发现的地方、民间文献资料，立足各自区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茶叶、绅商、习俗、信仰等要素在地方交互作用和推动社会变迁的具体情形。

西南民族大学卢征良副教授作了题为《近代藏区茶叶市场的发展及其特点研究》的报告。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刁莉副教授作了题为《近代中俄的陆路贸易与关税研究》的报告。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文学院宋时磊作了题为《近代华茶出口检验风波的官商之争》的报告。这组论文依托翔实的史料，并借鉴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围绕近代茶叶与边贸，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博弈以及近代化以来中国经济转型等问题作了理性的思考。

滨下武志先生对参会的论文都一一作了点评，他认为每一篇论文都很有新意，并且能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之后滨下先生做了一个简短的学术报告，介绍了海关报告中关于中外茶叶贸易的一些内容。滨下武志先生提醒与会学者，在研究某一地区的茶叶时，一定要注意该地区其他的重要商品，研究某种商品时，切忌夸大该商品的意义。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时，要关注自然环境的变迁，如将气象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联系在一起。

本中心的陈锋、李少军、周荣、杨国安等老师都作了发言和评议。陈锋教授认为现今茶的研究成果多，但研究十分深入的成果相对有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史料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是茶研究涉及问题多，十分复杂。他特别强调要注意研究的严谨性，如档案的定名问题，要严谨规范，对于前人错误的档案定名在引用时要适当地予以改正。李少军教授肯定了参会论文角度新颖、研究扎实，同时也指出了论文中的不足之处。周荣教授强调了茶叶在连结中原与少数民族、中国与世界中的作用，指出在注重茶叶贸易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茶叶与宗教信仰，特别是佛教信仰的关系。杨国安教授提出要以整体史视野来研究茶叶，在史料运用上不能仅仅依靠茶商留下的历史资料，要跳出茶商看茶商。《湖北大学学报》副主编熊显长、《江汉论坛》副编审张卫东都以学者和编辑的双重身份对与会论文作了评价。

清华大学仲伟民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对本次工作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有多学科学者参与的工作坊形式，不仅能引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也有利于就相关问题进行开放式、深入的讨论。希望以后这样的工作坊能经常办。(通讯员：尚新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