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8日下午，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锋老师以“康雍乾时期的君臣互动与帝王决策”为题，展开了精彩的讲座。讲座在腾讯视频会议、腾讯直播同步播放，由中心主任杨华教授主持。本次讲座为“真知·中国”系列云讲座第9期，“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第147期。

陈锋教授是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任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所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陈锋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清代军费研究》《清代财政史》等。

陈锋教授此次讲座包含三部分内容。第一，“乾纲独断”与君臣互动的程式。第二，君臣互动与帝王决策的案例。第三，清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首先，陈锋教授谈论“乾纲独断”与君臣互动的程式。君臣互动，有帝王巡幸、君臣见面等多种形式，但最为主要的则是雍正帝所说的“令人条奏”，即臣僚上疏奏事和帝王批示。陈锋教授认为有必要准确认识“公题私奏”，“公题”是指“刑名钱谷”等例行公事，“私奏”并不单纯的“私事”，也包括公事，只不过这些”公事”不是例行的。此外，还存在着“改奏为题”和“以奏代题”的奏事体例的变动，亦有先行具奏，再行具题的情况。他指出，题本的批示具有格式化特征，奏折的朱批灵动而富有色彩，可将奏折分为：请安、恭贺、谢恩、贡物折，回旨（奉旨）折、奏事折六类，前四类多为“私事”，但在请安折中，多顺便奏公事。后两类，公、私皆有，但以“公事”为主。

随后，陈锋教授列举君臣互动与帝王决策的案例。通过史料，陈锋教授向听众展示了帝王对宠溺之臣的朱批，对厌恶之臣的态度，以及康熙、雍正年间的密折制度和调查臣僚的举措对为官者起到的震慑作用。他指出，晚清时期，不经过会议直接批准的情况非常普遍，即使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比如地方管理机构的设置，特别是一些新的筹款措施，一般都是直接朱批“户部知道”、“度支部知道”、“该部知道”、“以所奏行”、“以所议行”。之所以如此，并不是议奏程序发生了改变，而是与晚清的社会情势有关联，晚清社会弊端严重，但皇上置若罔闻。

讲座最后，陈锋教授分析了清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陈教授认为，清代所有政策，都是臣僚题奏、帝王决策或者帝王认可的结果。政策的形成通常要经过下一层级官员或有关团体的建议、幕僚谋划、官僚题奏、职能部门议覆、皇帝钦定朱批等环节和程序。其中，下一层级官员或有关团体的建议、幕僚谋划是一种隐形环节，他们的要求和谋略只有通过有关渠道、有关官僚的题奏后才能进入决策过程。而官僚题奏、职能部门议覆、皇帝钦定朱批才是政策形成的正常程序。帝王决策的形成以及一项新政策的出台或被埋葬，一方面具有宸纲独断随意性的成分，另一方面又受着臣僚疏谏、集团利益（这里主要指两淮盐商集团的利益）、沿袭模式、社会经济背景等因素的制约。

此次讲座内容包含陈锋教授珍贵的新近研究成果，系首次公开发表。陈锋教授认为，清代所有政策，都是君臣互动下产生的结果，在国家机器强大、监督职能完备、机构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上令下达的渠道基本畅通，国家利益、官僚阶层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大致相容，各种政策才可能执行得较好，一旦国家机器监督官僚阶层的能力下降或者官僚机构腐败，官僚阶层的各种问题随之产生，各种政策也就难以执行。陈锋教授的分享史料详实，发人深省，讲座结束后与参会师生进行交流并回答了提问。

“真知·中国”系列云讲座是“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分论坛，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发起。本系列讲座聚焦人类文明历史坐标中的中国思想和中国制度，以旧学术启迪新思想，以人文传统担当天下道义，向听众传播精英学者的真知灼见，向世界传达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见解。

通讯员：孙莹莹、解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