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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位学者专题研讨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与研究

2021年5月25-26日,“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圆桌论坛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采取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围绕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展开专题研讨。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发林、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高文强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方铭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蒋振华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程芸教授主持。

张发林对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提出三点期待:出新,即参照最新材料、采用最新手段、结合域外成果,产生有价值的新论;完整,即系统梳理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书写过程,以《中国文学史总目提要》、《中国文学史编年纪事》、中国文学史数据库等形式,为相关研究提供扎实、完备的基础;建构,即通过一系列整理、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高文强表示,课题组首席专家陈文新教授多年来通过组织大型文学史编纂和文献整理工作,培养了研究人才,锻炼了学术队伍,有力保障了本课题的顺利推进。方铭认为,课题组搜集、整理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有利于学界加深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编纂过程的认识;数据库的建设,也将提供检索便利、使用方便、成本更低的学术资源,对相关研究的开展大有帮助。

蒋振华说,“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课题是具有前瞻性、整合性、综合性的重要项目。从现有研究成果看,课题组关注、整合本土、港澳台、域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编纂情况,观照20世纪初叶、中叶、八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纪初四个文学史编写的重要阶段,具有宏观的视角、历史的深度、未来的广度。

为期一天的研讨,包括两场圆桌论坛。

第一场圆桌论坛由陈文新教授主持,以《中国文学史著作总目提要》《中国文学史著作编年纪事》等的编撰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昕副编审建议:估算每部中国文学史的字数,写入提要,便于使用者快速判断该书的基本情况;以黄人的文学史为例,黄人手稿中有为《中国文学史》清代部分拟定的章目,提要中应写入此类相关信息。他提议,为弥补《总目提要》《编年纪事》体例上的矛盾,可以尝试采用书内互见、编制索引、两书配合三种方式处理。武汉大学吴光正教授认为,更充分地了解20世纪初至今的学制变化、教学要求、教材规定等文件材料,写明具体文学史著作的书写语境,有助于形成更加立体、更有个性的提要叙述;文学史著作出版后,当时报刊中所刊登的广告、评论,所引发的讨论,是提要中应该涉及的内容。为避免《中国文学史著作总目提要》《中国文学史著作编年纪事》内容重叠,应各有偏重,《总目提要》关注文学史著作本身,《编年纪事》聚焦文学史的编纂过程。中南民族大学王同舟副教授提出,“编年”在记录文学史专著的出版事件之外,应该编入相关的教育政策变化、社会需求增减等外部因素条目。蒋振华教授归纳说,《编年纪事》要保证两个原则:一为简明,保证线索明晰;二为侧重于“事”,而非“言”。此外,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张鸿彦老师介绍了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不同时期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写作策略,湖南文理学院周勇副教授汇报了他整理、编校曾毅、刘麟生等人的早期文学史的经验。

第二场圆桌论坛由方铭教授主持,聚焦于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2)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近三十年来(1990年至今)中国文学史“重写”研究。蒋振华教授赞同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文学史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认为在陈述、介绍明治时期所著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情况之外,应该进一步提炼出作者的文学史观,加深理论深度;同时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关注日本学者自身的知识结构、生平背景对其文学史书写带来的影响,确认其与中国学者文学史观的不同之处到底是由什么造成的;评价“重写文学史”所针对的20世纪中叶形成的文学史书写范式时,应基于时代的背景,选取适当的直面问题的方式予以深层次解读。马昕副编审表示:“我们应该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著作做同情之理解。”相对于非议而言,体会该时期文学史著作背后的编写目的、编写背景,理解草创期的难处,理性地承认其可取之处,才是需要学者下气力的地方,才能为评价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史“重写”成果建立一个客观稳固的基点。而日本明治时期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应该明确研究目的——在比较中更深入地体认我国的文学史书写特色,在承认中国编著的文学史与日本所著文学史的相同之处外,更要发现不同之处,找到“中国特色”。武汉大学文学院程芸教授表示:在研究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时,应该充分考虑社会转型及学术生产方式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了解文学史编写的实际情况,明白主编与具体编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将文学史著作的观点简单等同于主编的学术认识。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来明教授指出:明治时期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与日本的学制变化和其“国家文学”观念的发展关系密切,研究时不能忽视。武汉大学文学院鲁小俊教授认为,近三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变化,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写;不同专业选用不同的文学史教材,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不断编写和多样化。

据悉,陈文新主持的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已完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丛刊》第一辑(8种)、第二辑(14种)的整理校对工作,第一辑将于近期出版。课题组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报刊发表了四十余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翻译、《中国文学史著作总目提要》《中国文学史著作编年纪要》的撰写等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图文/张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