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4日下午，应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邀请，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教授在历史学院101教室做了题为《宋代之“宋学”与元明清之宋学的异同》的学术讲座。

李华瑞教授是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等多种学术职务。主要从事宋辽夏金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是宋史方面的知名学者。

李华瑞教授此次讲座，从五个方面论述宋代之“宋学”与元明清之宋学的异同问题。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他分析了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说法。通过分析陈寅恪有关宋史、宋学的论述，认为陈寅恪先生特别推崇的“宋学”不是宋代占主流的宋学，而是元明清时期占主流思想的“宋学”。例如，陈先生推崇的宋代史学、三纲五学、士人气节、华夷之辨、宋代理学（道学）等，均非当时主流，陈先生的相关论说具有明清以来的思想渊源，也有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文化的时代背景。李教授认为，国内宋史界在学术思想研究上存在两个偏向，一是以理学（道学）代替宋学，二是忽略王安石“荆公新学”的历史地位，事实上理学只是宋学的一个支派，而荆公新学是当时长期居于独尊地位的官方经学。北宋宋学主流是王安石新学，南宋中后期以后是朱熹集北宋周惇颐、二程、张载、邵雍、洛学之大成，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所建立起的“道学”才渐次成为主流。

随后，李教授比较了王安石新学与朱熹道学的相同或相通之处。宋儒摆脱了汉儒章句之学的束缚，从自己的角度考察儒经的要旨、大义、义理，从宏观着眼以达到通经的目的。《孟子》升格始于韩愈，最终其经学地位由王安石和朱熹二人确立，尊孟是宋学主流思想的特征之一。王安石与朱熹治世思想理念的相近，都过于理想化，朱熹时代就是“后王安石”时代。王安石力图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朱熹则希望实现人皆可以为尧舜，二者均将法先王与超越汉唐为目标。

接下来，李老师比较王安石新学与朱熹道学的相异之处。其一，义利观存在根本对立，王安石是宋朝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而朱熹强调对道义的学习。其二，文道观的差异与对立，王安石认为道（理）在文（辞）之先，两不偏废，科举考试重经义，罢诗赋。朱熹把重道轻文推向极致，强调道学修养，理为第一，诗文其次。其三，虽然王、朱都宗孟，但各取所需二者治国理念不同，对得君行道的追求也不同。王安石自上而下治理国家，朱熹则自下而上重建社会秩序。

然后，李华瑞教授讲述了朱熹道学的建构及其在后世的赓续。王安石生以“荆公新学”“三经新义”科举取士，对北宋影响很大。朱熹的主要道学著述有《二程遗书》《伊洛渊源录》《近思录》《四书章句集注》，朱熹道学主要通过书院传布，超越了传统本本主义的儒家教学范式。从文献中可窥见，淳祐元年（1241年），朱熹道学已然成为官学。从元明清科举考试用书和标准考试程式来看，朱熹道学亦是元明清时期的官方统治思想。

最后，李华瑞教授谈到功利思想与宋代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王安石新学虽然因变法而遭到冲击，但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却没有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依旧受到宋代统治集团的认可，整个12世纪它一直是思想和学术主流，理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足以替代新学。在南宋绍兴、乾道、淳熙年间，士人仍将王学与理学、苏学并论，但到了宁宗以后，士人或不再把新学列入儒学流派，这可以说是新学在南宋时期社会影响逐渐消退的一个发展轨迹。宋廷南迁之后理学成为声望最高的学派，然而浙东一带郑伯雄、薛季宣、陈傅良等人却不肯依附理学门户，主张学习经世致用，他们既反对王安石，又反对朱熹。李教授通过对熙宁至南宋中期财税政策的解读，说明宋代经济之昌盛，又从宋文、宋诗、宋词、宋画以及宋代科学技术等成果，说明宋代文化之繁荣。

李华瑞教授对不同时代的“宋学”内涵进行了厘清和追问，整合了他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对目前学术界关于赵宋文化的某些误识有所纠正。本次学术报告历时两个小时，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会场座无虚席。讲座后期李老师与在座的鲁西奇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简短互动。

讲座由我中心杨华教授主持，是“真知·中国”系列讲座的第13期，也是“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的第157期。（孙莹莹、解维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