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5日下午，应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邀请，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老师在历史学院101教室作了题为《全球史视野中的“永历西狩”》的讲座。

李伯重先生是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曾在清华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任教，主要从事明清史、经济史和全球史研究，是知名的中国经济史学家。他著有《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20-1850》《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等专著。

李教授此次讲座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永历西狩”进行解读。一、永历朝历史：一个微不足道的话题？二、“西狩”：永历政权的唯一选择吗？三、云南：为什么成为南明政权最后指望的“复兴基地”？四、缅甸：为什么成为南明政权最后的海外栖身之所？五、历史并未终结：明亡之后的云南、缅甸与越南。

首先，李伯重教授认为虽然南明永历王朝看似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却蕴含着许多被我们忽视的历史。永历帝朱由榔（1623—1662年）迁都安龙时，文武官员仅50多人，加上少数兵、家眷2000余人，势力非常弱小。但事实上，永历政权逐渐联合了明朝残余势力、农民起义军残余、反清势力三股，声势渐涨，在明朝旗号下的各种势力控制着中国西南。除此之外，永历政权还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琉球、朝鲜、安南、日本、葡萄牙等都或多或少和永历或者南明政权有所关联，或仍承认明朝政府的正统，或曾收到过南明政权的求援请求。从势力构成和“国际承认度”角度来看，永历政权并非微不足道。

其次，李教授指出，除了“西狩”，在满清军队的追击之下，永历政权其实还有东迁、南迁等选择。向东，可以投靠控制台海地区的郑氏集团。向南，从广西到安南或者暹罗。向西，进入云南，少数民族居多，当地势力和明朝政府的关系很复杂，且在宿敌的卵翼下苟且偷安，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继续向西，虽然可以流亡到缅甸，但在中南半岛的三个强国（安南、暹罗和缅甸）中，缅甸与明朝的关系最差。那么，永历朝廷为何还要向西流亡呢？

接着，李伯重教授历史地考察并解答了“云南何以成为南明政权最后指望的复兴基地”这一问题。永历政权迁移到何处，并非永历帝及其小朝廷自身所能够决定的，以瞿式耜为首的华南明朝残余势力被清军清剿后，永历政权最后只能选择与大西农民军余部进行联合。大西军的李定国在兵败广东新会以后率部至贵州，将永历帝从安龙迁到了昆明，永历西狩主要是李定国的决定。因为李定国在云南经营了数年，训练有三万人的军队，这是他依靠的基本武力。另一个原因是，该地区曾是控制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的关键之地，云南拥有强大的军事潜力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银矿、铜矿，这些均表明云南具备割据的条件。因此，云南成为永历朝廷流亡的最终的选择。

随后，李教授分析了缅甸为何成为南明政权最后的海外栖身之所。李教授对缅甸的国情进行历史地考察，认为在中南半岛三个强国中，缅甸的武力最强，领土最大。虽与安南都陷入战乱之中，但缅甸情况优于安南。“西狩”是永历朝廷流亡时能做出的最佳选择。但云南与缅甸多年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双方的力量，永历朝廷流亡到云南地区和缅甸必然得不到其预期的结果。1661年，吴三桂率军攻下云南地区，随后率军进入缅甸，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次年，于昆明将永历帝缢杀，南明最终灭亡。

最后，李伯重教授就这一历史事件对中国史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史研究有两大重要突破：一是“汉族中心论”、“中原中心论”的突破，二是“中国中心论”的突破。在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要始终记住：中国由多个地区组成，“中原”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原”之外的地区的历史也应当受到同样的重视；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不能把中国从世界中剥离出来，孤立地研究；除了西方，其他地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从全球史的眼光来看，“永历西狩”不仅是中国史上“皇帝流亡外国唯一史例，而且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覆灭和东亚世界整个格局的剧变，且诸多史实表明许多国外力量也介入中国当时的变局。“永历西狩”作为国内外诸多历史线索互相纠结的焦点。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中国和东亚历史上的大洗牌。

本次学术报告历时2个小时。李伯重教授以全球史的眼光解读“永历西狩”，展示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共百余名师生参与了线下讲座，座无虚席。讲座后期李教授与同学们进行了答疑互动。讲座由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华教授主持，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锋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历史学院鲁西奇教授和杨国安教授等老师参加了讲座。

此次讲座系“真知·中国”系列讲座的第16期，也是“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的第161期。（孙莹莹、解维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