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为推动“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工作进展，交流总结丛书整理经验，规划后续的阳明学文献整理工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与抚州市社科联举办了“《陈九川集》与抚州阳明学”专题会议。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杨柱才教授及博士生徐泉海、江西省抚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罗伽禄主席、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徐春林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彭树欣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海滨副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时龙研究员、中山大学刘勇教授、宁波大学邹建锋副教授、天津社会科学院李会富博士、浙江社会科学院张宏敏副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钟治国副教授、贵州师范大学鹿博副教授、武汉大学张昭炜教授等专家学者围绕“《陈九川集》整理出版”与“抚州阳明学”两个主题，总结分享了各自的文献整理研究进展及经验，并就“抚州阳明学”议题展开论述。本次会议由张昭炜召集主持。
阳明学是明代的显学。阳明的弟子、后学如过江之鲫，然“惟江右为得其传”（《明儒学案》）。江西不仅承载了阳明的功业、勋名，还传播、传承了阳明的精神，有“东南邹鲁”“西江杏坛”的美誉。无论是根据阳明在江西的行迹，还是阳明后学在江西的分布，江西阳明学皆可以从区域上划分为吉安阳明学、抚州阳明学、南昌阳明学、赣州阳明学。徐春林教授指出，吉安地区和抚州地区儒学最为发达，因此吉安阳明学和抚州阳明学最为兴盛。明儒王士性也曾断定“后之为阳明之学者，江右以吉水、安福、旴江为胜”（《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广志绎》）。
“抚州阳明学”的“抚州”指现行的行政区划，包括了明代以临川为中心的抚州府和以南城为中心的建昌府。抚州阳明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抚州阳明学是指生于抚州、学于抚州、对抚州具有归属感，与王阳明或其弟子具有明确师承关系的学者，如夏良胜、黄直、陈九川、罗汝芳、汤显祖等。广义的抚州阳明学包括在地缘上与抚州有紧密联系的阳明学者，如王畿、邹守益、王时槐、许孚远、觉浪道盛、方以智等，以及学统上依附抚州阳明学的杨起元、焦竑、沈懋学等。
“抚州阳明学”的合法性。徐春林认为，阳明学是一种信仰体系，这一信仰体系的传播和传承有赖于传播者的操行、理论创新以及地域文化支撑。江西阳明学者众多、体量庞大，思想深刻、著述丰富，足见以地域划分的独立性、合法性。以较为发达的抚州阳明学突破，对于推进江西阳明学研究具有示范性意义。张昭炜指出，江西阳明学的形成与阳明在江西的活动密切相关。阳明游历江西四个地区，对应其不同阶段的学思特点，形成了不同区域的阳明学。阳明问学娄谅，受到崇仁学派的启发，抚州地区因此可以称为以陈白沙和王阳明为代表的明代“新心学”的摇篮，良知学兴起后，形成了抚州阳明学；主政庐陵，形成吉安阳明学；巡抚南赣阶段兴立乡校，培养了赣州阳明学；平南昌宁王叛乱阶段，孕育了南昌阳明学。
张昭炜提出，开发抚州阳明学可以从抚州阳明学的特点入手，由文献整理、思想研究层层深入；同时以《陈九川集》的整理为标杆，带动其他抚州阳明学者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由点形成线，最后覆盖整个抚州阳明学。需要注意的是，独立出“抚州阳明学”，是为了研究主题的收拢。在具体研究中，应基于江西阳明学乃至整个阳明后学，将抚州阳明学与吉安阳明学、南昌阳明学、赣州阳明学联系起来，并拓展至朱子学、佛教、道教等不同群体。与会专家对此做出回应。
罗伽禄、张昭炜指出，抚州阳明学具有以下六个特点：（一）抚州阳明学深受象山学的润泽。陆象山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家乡讲学，传播了象山学。至于明代，仍有王畿等阳明学者在拟岘台讲学，阐述象山学旨。（二）抚州是明代“新心学”的“摇篮”。明代，抚州产生了以吴与弼为代表的崇仁学派，哺育了以白沙学与阳明学为代表的“新心学”。（三）抚州是江西阳明学的重镇，有数量众多并且思想深刻的阳明学者。这包括第一代弟子陈九川、夏良胜、黄直等；第二代弟子罗汝芳、邓元锡、吴悌等；第三代弟子汤显祖、曾如海、姜鸿绪、吴道南等；第四代及以后，有李绂、谢文洊、吴嘉宾等。（四）抚州是泰州学派与江右王门（含止修学派）的交汇之地。比如万廷言、李材、胡直曾至从姑山房访罗汝芳。（五）抚州阳明学反映了阳明学与文学的融合。如汤显祖的戏曲、诗词继承发展了泰州学派的思想。（六）抚州阳明学展现了阳明学与佛教的交融。如寿昌禅寺住持觉浪道盛与焦竑、周汝登等阳明后学讲学论道，融合阳明学与佛学，并传至方以智。
开发抚州阳明学，文献整理是基础。学术研究须以全面充分掌握相关的原始文献材料为前提，抚州阳明文献资源宏富，为深入开展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源。邹建锋指出，已查明的抚州阳明学存世文献有六百多卷，包括四库全书系列与坊间流播的明清孤本、刻本。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末年涌现了一批非常活跃的抚州阳明后学，如李绂、吴嘉宾、陈溥等，他们的著作丰富、流传较广，亟待搜集整理。彭树欣根据开发安福阳明学的经验，建议及时开展抚州阳明学文献整理工作。文献整理不仅涉及著作编校，还要尽力收集田野资料，如家谱、出土墓志铭，以对照、补充传世文献。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为文献整理提供了有利条件。刘勇指出，以李材为例，除了《明儒学案》的提示外，很难再找到其他资料。但是，通过系统地收集发现，李材有一二十种的著作，总共超过200万字的文献保留下来，这些著作主要保存在中国台湾、日本。近年来，中国台湾、日本的古籍都逐渐地通过全文影像的系统公布出来，研究者应该尽己所能在世界范围内搜集文献。
开发抚州阳明学，不仅要“埋头干活”爬梳文献，也要“抬头看天”推进思想哲学研究。抚州阳明学在阳明学中具有鲜明的特色，通过“抚州”这一地域概念，可以打破学案式阳明学研究造成的壁垒，还原不同学派学者在同一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中的交流，展示不同阳明学派的交汇点。彭树欣指出，吉安阳明学和抚州阳明学往往通过姻亲、师友讲学互相渗透，并非如学案一般泾渭分明、门户森严。比如，陈九川与邹东廓结为亲家，共同培养了阳明三传弟子邹德涵、邹德溥。罗汝芳与王时槐、邹善、邹德溥皆有讲学交往的经历，邓元锡也曾专门到安福拜邹守益、刘阳为师。张昭炜提及汤显祖与邹元标交游，以及汤显祖之女与邹元标的学生刘同升订婚之事。罗伽禄提到，乐安流坑的董燧家族具有明显的庐陵文化印记。李会富指出，个人思想学派与其交际圈并不完全一致，比如信奉阳明学的陈九川与推崇蔡虚斋、服膺朱子学的夏良胜、舒芬交好。
地域的突显也能展现象山学与阳明学、阳明学代际之间的互动。抚州具有丰富深厚的人文底蕴，象山学润泽民风，有可能对当地的学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张昭炜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抚州阳明学发掘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结合王阳明对于陆象山的态度，深入比较阳明学和象山学之间的同异，弥补象山学研究的缺失。他还提及，通过“抚州”可以发现邓元锡影响了方以智，这种关联在学术思想史上很难体现。方以智曾游历抚州并建造廪山寺，廪山寺与邓元锡建的廪山书院同处廪山；邓元锡比较早重视物理思想、实证考据质测之学，这与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通雅》不谋而合。推论之，邓元锡可能影响了方以智推动阳明学由心性论辨向质测、经世之学的转变。钟治国曾对陈九川的“赤子之心”展开讨论，鹿博谈到罗汝芳的“赤子之心”。由此追问，陈九川讨论的赤子之心是否通过某种方式影响了罗汝芳？陈九川如何影响罗汝芳，这个影响在罗汝芳整个体系里面占多大分量？顺此做一个清晰的学术史、思想史还原，能够形成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抚州阳明学研究要处理好共性与个性、区域性与跨区域性的关系。刘勇提醒，抚州阳明学研究要注意协调共性与个性、区域性与跨区域性的关系。第一，从共性与个性关系来说，学派、师承、姻亲、区域之类的网络只能作为一定的分析框架，不能忘记其他工具。通过一定的网络可以将几个人或一群人的共性揭示出来，这是有利之处。不利之处在于，通过学派获得的认知容易忽视学者的个性，以学派特征作为学者唯一的、最重要的、带有排他性的特点。不仅如此，学派等网络还对学者具有压制性，容易忽视学派内学者的个体追求。此外，学派之外的个体也应该得到关注，黄宗羲撰写“诸儒学案”即是范例。第二，要处理好区域与跨区域问题。研究区域阳明学，带着弘扬、继承家乡文化传统心态时，研究者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和学术立场。将历史人类学、区域史引入宋明理学研究中突显区域性的同时，陈来先生提示我们：整个宋明理学的基本的命题、关怀，基本的出发点天然带有跨区域性的、超越区域性的一面。提出“抚州阳明学”，将阳明学约束到一个地方独立出来，就是为了研究主题的收拢。在具体研究中，应该从江右乃至全国，阳明学乃至整个学术群体等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区域阳明学与阳明学、宋明理学不是二元对立，我们既要弘扬自己的特色，也要坚守工作的价值。研究者一边埋头干活，也要一边抬头看天；既要有自己的坚持和立场，也要适应社会的需求、体制的变动。
开发抚州阳明学，需要学界、出版社、地方政府联动。对于学界来说，一方面，开发抚州阳明学，整理抚州阳明学文献具有远大的前景；另一方面，文献整理工作很难纳入考核体系。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下，兢兢业业地完成古籍整理工作不仅需要学者自我奉献的精神，还需要出版社与地方政府的支持。刘海滨站在出版界的角度提出，“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出版之后在学界的影响很大，阳明后学的深入研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套丛书的出版。当前出版环境有所变化，国家古籍整理的资助力度降低，导致资金申请难度增加，申请成功之后的资金减少，这是学界和出版界需要共同克服的困难。为了持续推进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也为了能够继续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资料文本，希望地方政府和学界予以资金支持，为后续的出版提供保障。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借助出版和学界的推进，让地方上的名人学者、优秀地方文化的影响在全国范围，乃至世界范围内扩大，可以提升当地文化生产力，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如果达成三方合作，将形成共赢的局面。
本次会议为开发抚州阳明学指明了方向。以“《陈九川集》整理与出版”为例，编校负责人杨柱才、徐泉海介绍了《陈九川集》的内容和工作进展情况。他们介绍，《陈九川集》包括文集、年谱、论学书信三部分内容。目前，文集、年谱已基本完成校勘，正在进行论学书信的编校工作。邹建锋指出，整理陈九川年谱，能够把《陈九川集》做得更扎实。根据调研，吉林大学图书馆藏的《陈九川集》清刻本借阅有困难。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陈九川集》构思精当、内容丰富。文集的版本校勘工作取得了突破，年谱的辑入丰富了《陈九川集》的内容，论学书信的编校不仅有助于文集的勘误，还能够全方位呈现阳明后学的学思践履，推进阳明学研究。陈九川在阳明学中地位重要，他与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等阳明第一代弟子有广泛交流，其“复性”“赤子之心”的提法可能影响了罗汝芳等阳明后学，希望尽快出版《陈九川集》，推进陈九川思想的研究，使其在阳明学中的重要地位得以凸显。《陈九川集》的整理与出版将成为后续选定的抚州阳明学者文集整理、研究的示范。与会专家相信，经过多年打磨以后，可以看到《邓元锡集》《夏良胜集》以及《罗汝芳集》修订版等抚州阳明学文献面世，抚州阳明学研究将深入开展。 撰稿：肖宴红、韩文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