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9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礼学与制度”青年学者工作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武汉大学等单位的26位青年学者受邀参加，共收到论文26篇。会议采用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学者围绕相关主题，展开了热烈、充分的探讨。武大部分在校硕、博士研究生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范云飞主持，中心主任杨华教授致辞，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杨华教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礼学与制度研究的历程，对青年学人的工作表示赞赏和期待。杨华教授指出，礼学和制度研究是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特色，希望青年学人能在这些领域继续开拓，做出理论和方法上的推进，中心也将持续支持此类学术活动。

礼学与制度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经大法”，相关研究极为丰富。随着新材料的出现、研究方法的更新，礼学与制度目前都面临如何推陈出新、继续推进的问题。与会学者从历史学、考古学、经学、文献学、神话学等不同视角切入，通过扎实而具体的研究，展示了相关领域的学术增长点和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新材料的发现为礼学与制度研究不断提供新问题和新思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国军老师考察甲骨卜辞，认为殷商时期已经形成一套基于血缘关系的丧葬礼制，其核心要素是代表神意与王权的卜选制，该礼制强化了王权对殷商贵族的管控与统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向明文老师全面梳理的周代列国墓葬中的鼎、簋礼器，阐述了周代列国鼎簋礼制在表达诸侯国君与周天子之“亲疏关系”与标识“爵制”等级之间的迁转。中国历史研究院高智敏老师考察秦简中频繁出现的“执法”，认为其一般指代内史、廷尉及郡守，该概念的使用可能与中—郡并立的区域行政体制的发展有关。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杨勇老师考辨最新公布的胡家草场汉简《朝律》，认为其中所记朝会时间是十月，“来宾”应读为“末摈”。相关研究表明，将新出材料与传世文献对读，抉发三《礼》经典所载理想礼制与历史实态之间的参差，阐释其成因，仍有许多探索空间。

其次，随着研究视角与方法的转变，习见材料中亦能焕发出新的问题意识。泰山学院历史学院李志刚老师从神话学/文化学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圣王效仿天地而制作的传说，将“制器尚象”的叙事分为君臣模式、始祖模式，阐释中国传统中的天人关系与制作精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薛梦潇老师从微观史的角度，对汉末《樊敏碑》进行个人生命史的解读，将樊敏的族源叙事、人生经历与先秦秦汉的历史变动、制度更替结合起来，作出了精彩且深入的解读。武汉大学文学院覃力维老师从历史书写的角度，考察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所载东汉辟雍养老礼仪与史实之间的张力，分疏汉晋燕饮乡射诸礼与养老礼的关系，指出司马彪有通过撰述史书与西晋现实礼制互动的用心。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范云飞老师从日常行政的角度考察六朝尚书机构政务运作过程中对“例/故事”的使用，探索以“尚书故事”为中心的从日常行政到知识生产的过程。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战蓓蓓老师梳理岳麓书院近代的空间变化，不仅详尽解读相关文献记载，更结合3D虚拟重建，揭示书院空间使用与制度、思想发展变化的关联。

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社会组织无不深受经学浸染，其中充满了复杂隐微的经义逻辑建构。在考察相关问题时，从经义逻辑分析入手，将极大提升哲学史、礼制史、社会史、法律史研究的精度和深度。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郭超颖老师抉发郑玄以“相人偶”解“仁”之经义，认为“人”作动词，意为“人之”，并指出汉儒注经有不合语法之处，其实蕴含着经师建构经义、阐发思想的精义，是中国哲学创造性阐释的路径之一。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高瑞杰老师详细比对了郑玄、何休二人关于昏礼亲迎、成妇等经说的异同，认为二人宗主不同，故立论有异。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黄铭老师考察《丧服》从服规则，指出《唐律疏议》在外祖父母服的规定上保留了《丧服》“尊父抑母”“区分嫡庶”的观念，在新的规定上则使外亲向血亲作有限的回归，使亲亲融入从服。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朱明数老师提出经典和实践之中存在“敬宗”“贵贵”两种宗族建设理念。在学者的改造下，重视血缘的“敬宗”逐渐虚化为聚宗合族的意识形态，而泛化及于经济、政治、德行、年齿、才干等多元标尺的“贵贵”在宗族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中发挥重要影响。总之，在进行相关问题研究时，不应忽视经义逻辑分析这一“内部视角”，这将是在相关领域取得突破的重要方法。

在礼制与经学制度领域，细读文本、精耕细作、抉发制度源流，揭示历史的隐微层面，是当下与今后研究的重要路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田访老师讨论了《周礼》《左传》等先秦文献中的史官类型、职事及其文化，由此探讨周代史官的制度与文化问题。同济大学中文系徐渊老师认为河间献王所献《孝经》为今文《孝经》，《记》一百三十一篇并非古文《记》，而是包含于《古文记》二百四篇之中，其称“古文”主要由于经孔安国整理而来。二者是二戴《礼记》篇目的主要来源。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老师反思学界对西汉宣帝末年黄龙十二博士的旧说，认为以往“为博士则能立博士”的判断依据难以成立，当时立博士的标准应为某经有某氏章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黄晓巍老师指出既往对宋初朝会礼制的认识与书写，将不同渊源的朝会礼制混为一类。他依据渊源差异，结合朝会间功能形态、发展趋向的异同，将宋初朝会礼制分为历代常制、唐代旧制、五代宋初新制三类。深化了对唐宋礼制、政治秩序重建历程的认识。武汉大学国学院任慧峰老师指出在修订《大清通礼》的过程中，曹元忠通过礼学考证与阐发纠正、补定了一系列礼制。其《礼议》在当时因与时代风潮不合而未受重视，但其以精深礼学所阐发的礼制意义仍有可以借鉴之处。概言之，细读经史文本，学术史上的“老”问题、学界的成说定见，仍有反思与修正的余地。

另外，将礼制变动与政治权力联系起来，是礼制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张帅老师探析梁武帝的礼学思想对于研究南朝礼学发展的意义，指出梁武帝的礼学具有依经制礼、以礼治加强皇权、以义治礼、援佛入礼、对郑王择善而从的特色。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乐毅博士考察了北魏于什门出使北燕的礼仪之争，认为交聘过程中的争礼，本质上是两个政权的地位之争，背后则有更为深厚的历史渊源，礼仪矛盾最终演变为两国战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赵永磊老师考证了北周庙制从四庙升格为七庙的具体过程，认为祖宗庙号之有无，是祧迁与否的唯一标准，背后则是君主的政治地位。庙制变动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也反映了北周不断调试其现实制度与“周制”之关系的努力。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田成浩老师指出唐宋胜朝宗庙之礼的变迁与二王三恪制度的衰亡相伴，国宾独立祭祖的特权被收夺，逐步沦为朝廷祭祀胜朝君主的行礼官，显示出“通三统”不再是王朝更迭之际的制礼依据。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冯茜老师指出北宋濮议在君臣关系、皇帝心性、天子功业的交织下，呈现出复杂丰富的政治意蕴。在礼制、政治与伦理等多层面的交互作用下，政治路线之争表达为激烈的礼制论争。总之，仪式是权力的展演，礼仪与政治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中国古代礼制变动所反映的权力关系变化，仍有许多课题等待发掘。

对礼学文献的版本、成书过程进行文献学考察，抉发易为人忽视的细节，是礼学文献研究走向精细和深入的重要路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蒋鹏翔老师考察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特别就《句读》的圈点符号和分节等内容加以深入讨论。他指出圈点使《句读》各部分内容构成有机结合的整体，分节则显示出张尔岐对前人成果的全面改进。北京大学杜以恒老师全面考察历代《仪礼》刊本经文圈号，将之从功能上分为篇题性经文划分圈号、经传记划分圈号、仪节划分圈号三类，详尽梳理诸版本在圈号上的继承、改易情况。揭示出圈号在版本研究和《仪礼》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井超老师对比凌曙《礼论》的两种选本《蜚云阁凌氏丛书》所收《礼论略钞》和《清经解》所收《礼说》，梳理了二书的成书经过和内容上的差异，并指出《礼论略钞》在《礼论》稿本上有进一步修订，《礼说》对《礼论》稿本有一定删节，具体呈现出《清经解》的编选情况。

总之，与会学者的研究显示，礼学与制度研究可互相启发、互相促进、交叉互动，相关领域方兴未艾，许多议题有待推进。与会学者的交流与讨论表明：第一，要重视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新材料可导致视角的转换，在新视角下，旧材料也能展现新的意义；第二，多学科交叉互动，经学、制度史、政治史、文献学、考古学视域交叉，可使相关问题的研究愈发深入；第三，更加精细地研读文本、抽绎经义逻辑、抉发经学、礼学与政治、社会的互动机制，是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的重要方法。

会议最后，郭超颖老师代表与会学者致辞。郭老师表示，至道大形，必能征成于典章制度，礼学与制度是本次论坛主题，这既是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一直以来的学术特色，也反映着青年学者对传统学术研究的深切思考。疫情期间，学者块然独坐，忧思具至，当此之际，更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坚持思考，坚持创作。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聚是一种力量，希望青年学者能互助互勉，共同进步，也希望今后此类活动能继续举办。